第四十五章 銘刻在小難民心中

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後的兩個月，這就注定了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

“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聲我至今記憶猶新。宋哲元將軍率領的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曆史一頁。那時我不滿6歲，由於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歲就上學了，是著名的師大附小一年級學生。從此，我便用一個小學生的眼睛來看這場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用一個天真孩子的心，來感受和銘記民族的苦難和覺醒。

我家住在北京（當時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大人們在窗玻璃上貼了許多牛皮紙條，是預防炮彈震碎玻璃傷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掛上了棉門簾兒，說是可以擋住子彈和炸彈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麽防護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親吻弄醒了。他隻對我說了一句：“乖，聽媽媽的話！”

然後他又親吻熟睡的弟弟。媽媽不準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見過傷兵，許多市民幫著抬擔架，還有上前攙扶的，送茶水、送雞蛋的。聽鄰居家的大人們說，醫院裏住滿了傷兵。

不久，日本兵進了城。此時正值暑假，不上學，媽媽也不準我和弟弟出門。

秋後複課，校門口掛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藥旗，進出校門，還要強迫我們給它鞠躬。不久，來了幾個日本教師和一些日本學生，增加了日語課，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各個班級的孩子都必須學日語。

我媽媽是第三十八小學的校長，那裏的情況也是如此，她非常氣憤，毅然辭職。媽媽含著眼淚對我說：“不要去上學啦！就在家裏，媽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獨門獨院。爸爸去南方以後，二舅一家人也從河北省農村逃進北京城來避難，跟我們住在一起。聽二舅說，鬼子兵在農村燒殺掠奪，無惡不作，把青年婦女抓到場院，扒光衣服，當眾**，農村已是人間地獄。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裏還收斂一些，裝出另一副麵孔，講什麽“日中親善，同文同種”，進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門、房門，媽媽偷著打開收音機，收聽武漢電台的廣播。

好在院子裏都是親戚，不會走露風聲。媽媽是天津女子師範專科學校的畢業生，這在當時已經是學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開朗，熱情、要強，常常把我從被窩裏拽起來聽廣播，雖然許多事我聽不懂，但媽媽的意圖是讓我學唱《義勇軍進行曲》，每次廣播當中，都要反複播唱這首號召力極強的抗戰歌曲。媽媽還把歌詞記錄下來，教我背誦和默寫，“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她還給我講戚繼光抗擊倭寇和甲午海戰的故事，講著講著就流下了眼淚。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們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這是逃離淪陷區的第一步。不久，媽媽就帶著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輪船，經過青島、上海、廈門、汕頭、到達香港。一路上媽媽很興奮，叫我給別的乘客唱《義勇軍進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帶我上岸去看看，給我講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產，結論都是“中國地大物博，中國不會亡！”這是我第一次聆聽地理課，印象極深，而且養成習慣，在逃難的過程中，父母常常結合當地的情形講曆史地理故事，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真是沒齒不忘啊。

在香港，我們舉目無親。媽媽那年隻有29歲，帶著兩個幼兒，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來堅持教我學習二年級的功課。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後，她還要寫幾封信，寄給內地的親友，到處托人尋找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大學教授，此時已參加抗日工作，在張治中將軍任校長的一所抗日幹部學校當教育課長。他終於趕來香港，剛把我們接到廣州，就遇上了大轟炸。我們住在愛群旅館（現在的人民大廈），這座13層的樓房是當年廣州最高的建築物，由於懸掛美國星條旗，日寇的飛機不敢炸它。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轟炸的慘相：敵機飛得很矮，在市區肆無忌憚地輪番投彈，民房起火，濃煙蔽日，許多百姓扶老攜幼，跑到愛群旅館的四周躲避。

爸爸說：“沒有高射炮，連高射機關槍也沒有，敵機就更猖狂啦！”

我們趕緊逃離廣州，來到父親供職的長沙。後來聽大人們說，就在1938年冬天，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因而長沙一度成為抗戰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結核病，被送進湘雅醫院，男女醫生都是美國人，會說中國話，待我很好。他們同情中國，說：“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妄想吞並中國，好比蛇吞象！”因此，我從小就對美國醫生懷有好感。

病還沒好，就趕上了震驚中外的“長沙大火”。若幹年後，我長大了，才知道是國民黨官員驚慌失措，嶽陽失守，日軍過了新檣河，誤傳過了撈刀河——此河就在長沙郊外，三國時期，關公大戰黃忠，青龍偃月刀掉入河裏，周倉曾經下河撈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內四處放火，把這座古城燒毀了十之七八！當時，父母倉皇地把我接出醫院，沒有回家，就沿著湘江岸邊往城外逃難，回頭一看，大火已經燒紅了半邊天，把滾滾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紅顏色。

這次又是媽媽帶著我和弟弟逃難到了桂林。父親公職在身，隨學校撤退到湘西山區去了。

桂林是當時的文化名城，很多愛國的文化名人，大體上都是沿著平津——武漢——長沙，或京滬——香港——廣州，這樣的兩條線路匯集到桂林來。“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麗的峰林，沿江的鳳尾竹，鮮豔的夾竹桃，在難民的眼睛裏並不好看。敵機常來空襲，我們天天跑警報，躲進七星岩的山洞裏。這個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遊景點，每天接待幾千位中外遊客。當年這個洞裏常常躲進一兩萬難民，燈光昏暗，空氣汙濁，席地而坐，擁擠不堪，還有病人和死屍從我們頭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態的石花、石筍、鍾乳石，在我們眼裏恰似死難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規模的狂轟濫炸之後，桂林城裏住不下去了，媽媽帶著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陽朔，投靠早一些逃到這裏來的五姨媽。五姨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姨夫是東京帝國大學教育係畢業的，由於日寇發動侵華戰爭，他們毅然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他愛書如命，帶著10萬冊圖書南遷，想在大後方繼續辦學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國”。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灘，去籌辦一所培養鐵路員工子弟的扶輪中學。

母親帶著我們兩個孩子又輾轉來到了貴陽。現在回想起來，母親十分艱難，我的肺病還沒好，當年也沒有特效藥，隻能增加營養和吃魚肝油，我不知道她從哪裏買到了魚肝油。弟弟隻有6歲，幫不了任何忙，還很調皮。再就是經常帶著我們跑到城外躲警報，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樹下、田坎上教我倆讀書。她失業了，我見過她用工整的毛筆字寫下一張借據，向我父親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貸“貳佰圓”生活費，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筆錢是不是銀元？我也從沒見過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肯借錢給我們的汪叔叔一定是個好人，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在貴陽的一年，生活十分艱苦。作為母親，她堅持每天給我和弟弟講課，不讓孩子荒廢學業。作為妻子，她盼望著一家團聚，不肯遠離丈夫，不去重慶、昆明，這次到貴陽，也是為了離湘西近一點。

其實，我父親已經離開了湘西，他那個學校搬到了湘東南的耒陽縣農村。那時候交通、郵政都很混亂，再加上雙方地址經常變換，自從長沙大火之後，母親不知寫了多少封信，還是與父親失掉了聯係。

日寇同樣轟炸貴陽。一次被稱為“貴陽大轟炸”的慘案，也讓我們趕上了。

法西斯的野蠻殘酷，不僅僅表現在華北製造“無人區”，在東北用人體作細菌試驗，在南京大屠殺，也對我後方城市的平民百姓進行滅絕人性的狂轟濫炸。這次就出動數十架飛機，把貴陽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業區“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橫飛的一片火海、一片廢墟。那年我8歲了，親眼所見的慘案，永遠不會忘記，刻骨銘心。什麽是法西斯侵略戰爭？什麽是“弱肉強食”？中華民族為什麽要發憤圖強？以及我的父輩為什麽獻身“教育救國”、“科技救國”？這些大道理，8歲的孩子不該懂，也不會懂，但那嚴酷的現實已經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覺醒的種子，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同齡人，愛國主義思想將決定我的一生。

1940年，我們一家四口在耒陽縣小水鋪農村團圓了。這是我童年第一次獲得的相對穩定的讀書時期，長達3年。母親這人太要強，她給我製訂的讀書計劃是：5歲上小學，10歲上中學，16歲上大學，20歲大學畢業就去美國留學深造。且不要指責一位小學校長對自己兒子的希望，還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輾轉逃難、跑警報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裏，媽媽也沒有停止過給我補習功課。現在我8歲多了，該上幾年級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級，媽媽急了，說：“這幾年你沒管孩子，現在也不準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實是跳班上了五年級——否則10歲怎麽能上中學呢！

小水鋪有一所精忠小學，多數教師來自北方和長沙。原來長沙大火之後，日寇由於兵力不足，沒有侵占長沙，湖南省政府倒是遷到耒陽來了，縣城太小，許多機關、學校便駐在農村。精忠小學的校名也是現改的，取義“精忠報國”，禮堂的粉牆上也摹寫著嶽飛的題詞“還我河山”。小鎮上還有“抗戰到底”和“好鐵才打釘，好男才當兵”的標語，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氣氛非常濃厚。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這裏有過一次空戰，前來轟炸耒陽的日本飛機受到美國空軍的截擊，把炸彈胡亂扔到河裏，倉皇逃竄，還被擊落一架，掉在了小水鋪附近。我們親眼看見了這場空戰，高興的心情真是無法言狀。大家從四麵八方圍過去抓飛賊，那個駕駛員已經摔死了。人們從他身上找到了“千家針”和“護身符”，都罵這東西“管屁用！”“該死一百回！”

這架“零式”飛機沒著火，人們出於痛恨，動手把它撕碎了——真的是撕，原來飛機除了骨架和發動機等是金屬的，外殼都是膠合板，又粘了一層塗著銀灰色油漆的尼龍布。我也撕了一片尼龍布，拿回家，引出父親的許多話來，他說，擊落敵機的是同盟國美軍的“飛虎隊”。從“零式”飛機的膠合板、尼龍布上可以看出，日寇的國力衰竭，咱們抗戰勝利的日子快到了！

剛從淪陷區逃出來的表哥也說，鬼子兵在河北省農村挨家挨戶搜繳銅器，銅盆、銅壺、銅鑼、銅鎖，連包箱子角的銅皮都不放過，可見他們國內已經沒有製造槍炮彈藥的原材料了。

敵機上的膠合板、尼龍布，一時間成為人們見麵就談的笑料，也是日寇已經走上窮途末路的證據。後來，1950年，我在解放軍部隊也聽到一位日籍軍醫說，1943年秋後，東京各個商店的貨架子全都空空如也，市民們在挨餓，就到大街上去排隊買一種假咖啡喝，這是用少許紅小豆炒糊了之後煮出來的大鍋湯，放些糖精，毫無營養，一人隻賣給一碗，即使這樣，有些人喝完之後還到隊尾去排第二碗。可見這場侵略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痛苦和災難。

遵照母親的願望，我真的在十歲半的時候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學，離家到耒陽縣城去住校。學校的夥食很差，糙米飯，沒有菜，頓頓都是粗鹽粒兒炒幹辣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年齡小，睡上鋪，夜裏滾下來，左臂骨折。這一次爸爸擺出了家長的威嚴，決定讓我休學回家，在小水鋪的村野山林玩了一年。這一年對我的發育很重要，不但養好了傷，還學會了爬樹、遊泳，個子也躥高半頭。

第二次上初中一年級，已經是1943年秋天了。爸爸此時在湖南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當校長，很忙。媽媽怕我自己住校再出事兒，就帶著我和弟弟搬家到冷水灘，她在五姨夫任校長的扶輪中學教書，我上中學，弟弟上扶輪小學。

1944年初夏，日寇瘋狂進攻湘桂，長沙、株洲、衡陽、耒陽相繼失守，戰局急轉直下。這是有特殊原因的：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海軍已恢複元氣，切斷了太平洋日軍的海上通道，即將進攻日本列島。陷在東南亞和印度的日本軍團與本土失去聯絡。侵華日軍急於打通粵漢鐵路，開辟第一條陸上通道；打通湘桂和黔桂鐵路，妄想經過貴陽、昆明，開辟連接緬甸的第二條陸上通道，把東南亞和印度的日軍撤回去守衛其本土。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垂死前瘋狂的一跳。卻造成了人類戰爭史和難民遷徙史上空前規模和極其悲壯的“湘桂大撤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扶老攜幼，挑擔背筐，從廣東、河南、湖南、廣西，沿著湘桂和黔桂鐵路，綿延千裏，向雲貴川“大後方”緩慢遷徙。

這次我們是全家一起逃難了。父親從耒陽趕到冷水灘，與五姨一家會合，搭乘扶輪中學裝運圖書的悶罐車廂，經桂林到了柳州。柳州是黔桂鐵路的起點，我們的列車被甩進道岔子，等待重新“組列”，才能向貴州進發。誰知道這一等就是三個多月。

當時的黔桂鐵路尚未全線完工，隻通到貴州省的獨山。而且，除淪陷區外，我國能夠撤退出來的列車全都擁塞到這條僅存的400公裏鐵路線上來了。柳州車站所有的岔道全都停滿了列車，就像一筐螃蟹，互相鉗住了腿腳，再高明的調度也撕扯不開。

柳州變成了悲慘的難民城。難民的破爛帳篷塞滿街道，又將市區層層包圍，人數遠遠超過當地居民。政府官員已經“遣散”，沒有警察，沒有公共交通，停水停電，餓殍遍地，無人掩埋，豺狗紅眼，烏鴉翻飛，蚊蠅肆虐，瘟疫流行……1944年夏秋之交，我所看到的柳州，是一座八不管的死城、臭城。

此時，日寇的飛機倒是不能轟炸柳州了。聽爸爸說，美國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在柳州郊外有個野戰機場。我們每天早晨都能看見“野馬”式戰鬥機群起飛，到前線去打擊日寇。整個白天，“野馬”成群地回來，加油、裝彈，又成群地出征。夜晚，敵機才敢前來偷襲，機場上空便會出現幾條雪亮的探照燈光柱，交叉搜尋，捕捉到目標，便有許多高射炮彈在那裏爆炸，還有高射機關槍的曳光彈，像一串串紅色的流星，同時飛向目標。這時，我們不再鑽防空洞躲避，而是跑上山坡去觀看，使勁鼓掌。“飛虎隊”能夠擊落日機、轟炸日軍，對我這個飽受空襲之苦的小難民影響很大，一輩子都希望咱們中國也有強大的空軍啊。

柳州也是個難民集散地。走得動的難民，逐漸離開柳州，沿著黔桂鐵路和公路向“大後方”緩慢撤退；走不動的，或者像五姨夫這樣舍不得拋棄那10萬冊圖書、對火車仍然抱一線希望的，便自動組織起來，上山砍柴，送到車站去給火車頭當燃料（車站已經無煤了）；從桂林方向新來的難民，在柳州繼續搭起破爛席棚，重複著老難民的悲慘遭遇。

我們這列“毛蟲火車”終於燒著木柴，喘著粗氣，搖搖晃晃地開出了柳州。

它的車頂上坐滿了難民；每個車窗外麵都掛著兩三隻籮筐，筐裏是小孩兒；車廂底下也拴著鋪板、門板、黑板，再躺一層人。遠遠望去，活像一條緩緩蠕動的毛毛蟲，渾身爬滿了螞蟻。

最糟糕的是它三五天才走一小站，比走路的難民慢得多。我為什麽能夠“遠遠望去”，看見自己乘坐的列車像一條毛蟲呢？因為悶罐車廂裏的人太擠，太憋氣，爸爸有時就帶著我下車走一站，反正“毛蟲火車”沒有走路快。這天，在小站三岔，一下子就把我們“岔”住半個月，大家隻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給火車頭解決“飲食問題”。當然啦，我們也得拿出衣物，到附近村寨去換些糧食。

“毛蟲火車”走走停停，入冬以後才到達小站六甲，這條鐵路上前前後後全都停滿了列車，誰也走不動了。屈指算來，從柳州出發，曆時三個多月，僅僅前進了200公裏。五姨夫急得團團轉，因為日本鬼子的騎兵已經沿著黔貴公路跑到我們前麵去了！

“湘貴大撤退”的百萬難民當中，既有教師、教授、演員、作家、記者、醫生，不乏文化名人，也有小公務員、小商、小販、工人、農民、散兵遊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占全了。而且大都拉家帶口，扶老攜幼。沒有領袖，沒有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烏合之眾”也不為過。然而他們都是堅忍不拔的愛國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中國不會亡！不做亡國奴，也不做日寇鐵蹄下的順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從東北、華北淪陷區，曆經艱險，舍生忘死，一步步逃到西南來的。我們扶輪中學就有一位美術教師鮮於國風，是從朝鮮逃到我國東北，又到華北、湖南、廣西，為了紀念祖國，他在自己的中國名字前麵冠以“鮮”字。現在，大家看到，不遠的公路上出現了日寇的先頭部隊，也就隻好舍棄這列無法行駛的火車，離開鐵路，徒步爬山，繼續向貴陽前進了。

五姨夫堅持不走，舍不下他那10萬冊圖書啊。直到附近出現了工兵，在鐵橋和火車上裝炸藥，即將炸毀我們那列“毛蟲火車”的時候，我爸爸才強把五姨夫拉走。傍晚，我們在山上聽見了沉悶的爆炸聲，看見了滾滾煙塵，我第一次看見五姨夫淚流滿麵。

難民大隊像一條望不見頭尾的長龍，沿著荒涼的打狗河穀，朝行夜宿，蜿蜒前進。每天都有好多群土匪將長龍衝斷，洗劫手無寸鐵的難民。後來我們也不怕土匪了，因為身上再沒有什麽東西可搶。一個土匪摘了我爸爸的眼鏡，爸爸笑著說：“這玩意兒你可別亂戴，戴上準頭疼。”土匪不信，試了一下，果然不好受，扔到地下。爸爸揀起來，還向土匪問路，去獨山有多遠？

天氣越來越冷，空中飄著雪花。媽媽給我講了成語“饑寒交迫”和“一貧如洗”，印象特別深。可不是麽，一路上經過土匪無數次洗劫，連我身上的毛衣都被扒走了，當然能夠理解這個“洗”字啦。爸爸揀來一條破麻袋，挖三個窟窿，套在我身上當大衣，腰裏緊緊地勒條麻繩，又擋風，又搪餓，說這是“大學教授的偉大發明”。爸爸很樂觀，在羊腸小道的岔路口，撥開枯草去細看那兩尺多高的石碑，上麵刻著三個大字“擋箭牌”，下麵的兩行小字是“東去那腳十五裏，西去應歐二十裏”。這也能引出他許多話來，給我講解，“這指路碑為什麽叫擋箭牌呢？古時候傳遞十萬火急的文書，是派人騎著快馬飛跑，60裏一個驛站，換人換馬，文書不停，像接力賽跑。形容奔馬快如箭，到了岔路口，就要有指路碑把箭擋一下，別跑錯了路哇，所以叫擋箭牌。那腳，應歐，都是地名，我看是苗族村寨的名字，有點兒古怪，大概是苗語。幸虧從秦朝就統一了文字，所以誰都看得懂。”

饑寒交迫的難民，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也變得凶狠起來了。先前是難民怕土匪，現在是哪裏有槍響，出現了土匪，便有成千上萬的難民一擁而上，窮追不舍，一直追進村寨，就像鋪天蓋地的蝗蟲一樣，任你打殺，全然不顧，轉眼之間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幾百具屍體，難民的長龍大隊又浩浩****地前進了。

這條氣勢磅礴的難民長龍，不是鐵流，而是百折不撓的人流！寧死不當亡國奴的精神洪流！驚天地而泣鬼神的生命之流啊！

200公裏的打狗河穀及附近許多村寨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救活”了百萬難民。不知道外國有沒有這種悲壯的記錄？40年後，我以一名中國作家的良心，將1944年的親身經曆，所見所聞，寫成了長篇小說《大撤退》，紀念這百萬難民同胞中的生者和死者，也是獻給今天的年輕讀者。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有正麵戰場，敵後戰場，同時也有不見經傳、慘絕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們無權忘掉這一頁沉重的曆史。

1945年春天，徒步走到貴陽，我們全家大病一場。在醫院裏聽說，日本鬼子打到了獨山，在這雲貴高原的一角，彈盡糧絕，進退維穀，等待著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末日來臨。

這年夏天，我的父母收到重慶鄉村建設學院的聘書，全家來到四川巴縣歇馬場農村——這所學院也是為了避開敵機的轟炸才建在重慶遠郊。爸爸教國文，媽媽當圖書管理員。我到南開中學第三次讀初中一年級時已經14歲。有趣的是，媽媽要我20歲大學畢業就去美國留學，可是誰也沒想到，我20歲那年，作為一名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士正在朝鮮跟美國侵略軍打仗。

苦難的童年，動**的青年時代，使我更加珍視當前這個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愛國，包含著廣泛的內容；曆史，是我們嚴峻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