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您一定知道學生的壓力太大
當代學生的壓力太大，已是不爭的事實。老師壓作業，家長控製課餘時間，不完成作業就不讓玩兒，甚至擠占睡眠時間。考試不及格，要挨訓斥，要補課、補考，假期裏還要請“家教”。為了升學，尤其是考上個好學校，學生的思想壓力往往達到難以承受的極限。豈止思想壓力，孩子的體質也會變得虛弱。我不知道國內有沒有這方麵的統計，倒是從報刊上看到，日本學生由於壓力過大而自殺的數字相當驚人。
莫非做父母的體會不到子女所承受的壓力嗎？就不能設身處地為孩子著想？為孩子“德智體美”全麵發展著想？
誠然，“應試教育”的曆史久遠，弊端甚多，習慣勢力很強，光靠家長，或者幾位校長、幾位教師，難以把孩子從分數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大家都寄希望於教育製度的改革，首先是教育思想的轉變。可喜的是，這種轉變和改革已經開始，正一步步地走向“素質教育”，強調“德智體美”全麵發展。在這個重要的改革過程中，做父母的是單純等待，還是積極配合呢？譬如，父母也需要轉變教育思想。在這方麵，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諸如孩子的身體與分數，究竟哪一個更重要？一定要考上重點中學，才能考入名牌大學，將來才有個好工作——這是不是把孩子逼上了獨木橋呢？教師和家長聯合培養出來的“考試機器”，除了考高分，別的方麵能力很差，這是國家社會需要的人才嗎？考不上大學的孩子是多數，他們就沒有前途了嗎？讀中專、職高，或者參加工作之後再讀夜大、電大、職大，就不能掌握大學知識嗎？
據說梁簌溟先生並沒有大學學曆，他自學成才，出版了幾本哲學和社會學方麵的專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就破格聘請這位青年學者來擔任講師和教授。
當代作家王蒙14歲參加革命工作，沒有大學學曆，也是自學成才，不但小說寫得好，還掌握了維吾爾文和英語，能當文化部長，現在經常到國內外的最高學府去講學。
2002年第5期《北京文學》發表了曲蘭的報告文學《從分數重壓下救出的少年英才》，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給家長們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曲蘭是一位沒上過大學的記者，也是一位電腦發燒友，她用數字化的方式，教育了考不上大學、又在中專退學的兒子成為少年英才。我不能全文轉抄這篇文章，隻把它的卷首語和幾段小標題引語摘錄於下，供家長們參考：
“一位原本醉心於事業的母親，因兒子令人頭痛的學習成績而導致離婚，離婚的痛楚促使她全身心投向兒子的學習。她整天督促兒子做作業，不惜血本給兒子買來各種輔導資料、請家教。母子倆疲憊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償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兒子最終卻隻考上了中專。萬般無奈的母親隻得教兒子學電腦，不想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數字化教育卻讓原本頑劣的兒子插上騰飛的翅膀：兒子不但因不屑於中專文憑毅然中途退學，有一天竟然走上大學講台給學曆和年齡都高於自己的大學生講課。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年僅18歲的兒子因闖過了微軟認證考試中難度最高的兩項國際考試而一躍成為令人羨慕的‘亞洲最年輕的數據庫專家’！”
“向分數宣戰”
如果有人問我：命運是什麽構成的？我會回答：是選擇構成的。人生，說到底，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
當我離婚後，把兒子接到身邊時，我就麵臨這樣一種選擇：我是選擇自己的前途，還是選擇兒子的前途？如果我犧牲自己的前途，能不能挽救兒子的前途？
如果你能舉起50斤，而有人每天讓你舉起100斤，那麽這個人就是在訓練你討厭舉重。我想，兒子對學習的厭倦，就是這樣讓我給‘督促’出來的。
我得了一種病。什麽病？我告訴你，叫塔尖兒焦慮症！
“無奈的選擇”
在與兒子分數的戰爭中，滿以為把兒子接到身邊後，憑著一肚子的教子方略，能夠挽救殘局。但兒子中考的分數，徹底打破了我的幻想。
上不了重點高中等於什麽？等於上不了大學，或者即使上了大學也讀不了好專業，二者結果都一樣——找不到好工作。這樣一個等式，就好像一個錐子，刺傷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
“我來教兒子”
很多家長一提起孩子用電腦玩遊戲，就恨得牙癢癢的。就是因為怕孩子玩遊戲，於是家中的電腦就成了擺設，一擺就是幾年都不動它。
我的看法與大多數家長不一樣。我認為，電腦恰恰是玩出來的，而不是學出來的。我認識的電腦高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遊戲迷！
關鍵是讓孩子們怎麽玩？怎樣玩出智慧，玩出知識。
“退學風波”
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是時間，它是構成生命的單元。
在文憑與兒子的青春之間，我選擇哪一個？從母親的角度，我衡量的是文憑與兒子的青春哪一個更重。然而，當我從記者的角度來看這個考試製度時，便不再是孰輕孰重的問題了，而不得不頗為困惑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什麽？換言之，我們要培養什麽樣的人？
為什麽我們這麽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培養的卻是考試機器？我們的教育在培養越來越善於考試、並且隻具備此類知識結構的人才。我們造就了為考試而學習的學生，為考試而教書的老師，為考試而存在的教育體製，為考試而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家長。多少年來，我們就是在營造一個適合考試生存的土壤。
“兒子走上大學講台”
過去說‘自古英雄出少年’，計算機領域最典型地表現出這種情形。這些年，這個領域頻出少年高手、少年黑客、少年專家。我發現，孳生少年高手最好的土壤就是家庭環境。
當整個社會還沒有完全進入數字化的時候，一個電腦發燒友無意中用數字化的方式，教育了她的兒子，於是這個普通的孩子在極短的時間裏，一下子走到了專業的前沿，然後，他又走到了大學的講台上。
曲蘭的這篇文章真實生動，提出了轉變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改革的重要課題，值得一讀。她用同一題材寫成的《18歲的數據庫專家》一書即將出版。
我本人在讀中、小學的時候，雖然環境與今天迥異，但在思想和身體方麵受到的壓力也是很大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昨天和今天的父母心何其相似乃爾！
由於我的父母都是教書匠，望子成龍，就對我進行智力早期開發，成了他們的實驗品。尤其是母親，在我上幼稚園的時候就教我認字、寫字、背詩。“小小青鬆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今朝隻須低頭看，他日蒼天仰麵難。”這是我背會的第一首詩，飽含著母親的願望。她還給我訂了個教育計劃：5歲上小學，10歲上中學，16歲上大學，20歲去美國留學，24歲拿個博士回來。媽媽認真地對我講過多次，還說，隻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
然而我生不逢時——“九一八”事變後生於北京，“七七”事變時我不滿6歲，剛在師大附小念完一年級，正放暑假，就聽到盧溝橋隆隆的炮聲。晚上，爸爸到小床邊親吻我和弟弟，說聲“乖，聽媽媽的話！”就提著一隻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隨他任教的學校連夜撤退到江南去了。月底，日本兵進了城。秋後小學複課，校門口掛著日本的膏藥旗，強迫我們進出校門都得給它鞠躬。不久又來了日本教員，規定我們一律學日語，不準說自己是中國人。我媽媽是另一所小學的校長，那邊的情形也差不多。她毅然辭職，不給敵偽做事，叫我也退學，流著眼淚說，“不當亡國奴！就在家，媽教你。”
媽媽這年29歲，冬天，帶著兩個幼兒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輪船，經青島、上海、廈門、汕頭來到香港，舉目無親，生活極其艱苦。她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到棚戶區（貧民窟）低矮潮濕的陋屋，洗衣做飯，還堅持教我讀書。此後數年，輾轉逃難，流離失所，我也頻頻輟學。就在躲警報（日寇飛機到處轟炸）的山洞裏、田坎上，媽媽依然教我讀書。生活稍微安定一點，她就讓我插班、跳班上學，並不放棄她的教育計劃。我還真爭氣，10歲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學。當時我家住在農村，學校也是從長沙搬遷到耒陽縣城的，我隻能住校。抗日戰爭期間，學生夥食很差，一天兩頓摻白薯的糙米飯，菜永遠是一大碗幹辣椒炒粗鹽粒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是班裏年齡最小的，體質弱，生活能力差，睡上鋪，夜裏滾下來，左臂骨折。媽媽為此再次辭掉工作，到縣城裏租住一間民房，自己洗衣做飯，照料我的生活，兼任家庭教師，要我堅持上學。一天，爸爸進城辦事，見我瘦得皮包骨，用繃帶挎著胳膊去上學，終於急了，問媽媽，“這孩子為什麽叫大年？”媽媽哭了。原來我有個哥哥是生病夭折的，父母希望我能長大成人，才起了這個名字。這次是爸爸做出決定，讓我休學一年，回到農村養傷，讓我放心大膽地玩兒。他還說，“等到12歲再上中學有什麽不好？總比把他累成個病秧子好吧！”於是，我跟農村的孩子們一同上山撿柴，采蘑菇，學會了爬樹。在池塘裏剛學會“狗刨”就敢下河遊泳，常在河邊摸魚蝦，每次拿回家，都是爸爸親自動手烹調，不嫌小，不嫌少，哪怕裹上麵才炸出一小盤呢，也端上飯桌，全家人品嚐、誇獎，真好吃啊！這一年我可沒白玩兒，不但身體健壯，皮膚曬得黑紅，還躥高了半頭，回到學校，會爬樹的角色，再睡上鋪也就不在話下了。1944年，我們全家參加了百萬難民的“湘桂大撤退”，從湖南徒步走上雲貴高原，吃過草根樹皮，住過山洞窯坑，見過餓殍當道，哀鴻遍野……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是很難活過來的。應該感謝父親在我11歲時的“減壓”措施。而且永遠懷念我那無憂無慮的11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