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自己那間屋的門窗

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說：女人要有一間自己的屋。

這間屬於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獨立的標誌。因為我們首先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將這間屋子租下來或買下來。在這個有鎖的房間裏，我們身心獨處不受打擾，也可隨時約會想見的客人；在自己的房間裏，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包括拉上窗簾寫作。

自己的一間屋，象征著現代女性所渴望的自由空間。但是，女人擁有了自己的一間屋之後，那是否就是我們全部的生活呢？

按我個人的理解，那間屋的含義會更立體些。它並不意味著女人要把自己關在裏麵，並不意味著一種與世隔絕的姿態。它不是一個牢籠，不是一個封閉的禁地。那間屋當然有一扇通往外界的門，可以使我們來來往往出出進進，隨時出門走到廣闊的田野山川去；那間屋還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陽光可以充分地照射進來。若是站在窗前，我們的視線可以望見雲彩、飛鳥以及很遠的地方。這扇可關可合的門與窗，是女人能夠安靜地長久地使用這間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借用這間屋和門窗的關係，我希望自己已經基本上表達了現代女性的生存理想，以及我本人對女性寫作的態度。

西方女權主義的發展道路，同中國20世紀的女性主義曲折曆程，恰好走了一種倒置的相反的方向。當西方婦女還在爭取女性基本權益的初始階段，新中國的建立，即以革命的名義立法保障了婦女就業生育等基本權利。由於對封建曆史上“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的反抗，使我們對“男女都一樣”的人格地位平等，具有強烈的渴望；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所謂的“男女平等”完全被政治化了，“男女都一樣”作為革命的工具被強化到極端，女性的特質被逐步清除，承擔起男性的角色。

這種抹殺性別差異、權利與人性的分離所產生的直接後果，造成了中國婦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嚴重異化。改革開放後，在中國本土逐漸生長起來的女性主義，開始對“男女都一樣”這種特定曆史條件下被扭曲的文化思維與模式進行了全方位的質疑與挑戰，希望找回“男女不一樣”的女性特質。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為新一代女性作家對自身情感和心理的重新關注。新時期文學中，那些當時最活躍的女作家們，作為女性意識最早的覺醒者，塑造了一係列新女性的文學形象，為後來的女性文學發展開鑿了最初的通道。大家比較熟悉的我的短篇小說《夏》，表現的就是當時處於萌芽狀態的女性反束縛意識。

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女性文本，開始著力去描述和表現男人和女人“不一樣”的那些生命基因。她們從女性立場去判斷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話語表述內心情感。女性作家天生具有非常敏感和細膩的感受力，能夠對那些被男性忽略的極為細小的事物作出反應。今天的新銳女作家群體，像春天的花朵一樣遍地開放，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道綺麗的景觀。20世紀80年代之前那種殘酷的非人的政治風暴止息後，被拋在舢板或小舟上的女人，開始在陽光下**自我與個性的綠島。作品中的**描寫，從身體進入精神的層麵，被寄予審美的厚望。性活動以及女性自我賦權的“身體寫作”，已被視為女性價值實現以及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徑。市場經濟正在逐步消解著“父權”，但與此同時，頑固的“夫”權卻正“變臉”為商業的麵孔，現代女性所麵對的生存境遇、婚姻和性關係，在女性文本中都展現出更為豐富的姿態。

是性別的差異性讓我們回到了女性寫作。這種女性的視角，我理解為“自己的一間屋”。這是一個立足點，也就是說，這間屋子是一個充滿了女性色彩的心靈空間。用伍爾芙的話說：“人隻需走進任何街道的任何一個房間，便可感到女性的那種極為複雜的力量整個地撲麵而來……須知這幾百萬年以來，婦女一直是坐在屋子裏的，因而到此刻連牆壁都滲透著她們的創造力。”所以，當我們打開門窗時，那些微妙細致柔軟活躍的女性元素，就會從門窗裏飄散開去，使得外麵的空氣也充滿了甘甜的女性氣息。如果沒有這間屋，我們就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視窗，我們會尋尋覓覓無所依傍，我們的目光會散亂無序。女性視角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身體感官，更是一種把握人生與文學的獨特能力。也可以說，是一種女性潛意識宣泄流通的出口。

但是，新的悖論也無情地隨之而至：如果說女人隻能並且隻應該從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寫作，豈不是承認文學的宏大敘事隻是一種男性寫作的特權？如果女性所關懷的世界隻有身體和性，隻有愛情和自我，那麽是否等於印證了曆史上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而將男女共有的天下拱手相讓了？如果說在商業時代的文化消費中，女人的身體本來就被男性當成一種性工具和性對象，那麽，女性的身體寫作，是否會成為對“男性窺視”的自覺迎合？

由此將引發更多的問題：女性主義是否是女性寫作的惟一選擇？女性意識是否應該覆蓋女作家關注人生的全部目光？若是女性文學像殘疾人運動會那樣，建立一種僅供自己欣賞的獨立評判係統和標準，又如何去打破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秩序？過於狹隘的女性立場所帶來的局限性，恰恰會使我們的作品大大減弱對男性的影響度，如果一個女作家能夠關注自身以外更為廣闊的世界，豈不是將獲得更多與男性平等發言的機會？

我們真的需要一種所謂的“主義”來框定女性寫作嗎？

我曾說過，1985年之前中國沒有成形的女性文學，因為女性文學所應當包含的女性性心理、性意識以及各種女性經驗，在當時都是不可涉足的禁區。事實上，在很長的一個曆史階段，女性隻是一個被借用的人物外殼，作品中的女性意識是被抑製和貶損的。20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啟蒙，為中國的女性文學發展掃清了思想障礙，隻有當“人”的尊嚴被重新確立之後，女性文學或女性主義文學從此才有了安身立命之處。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更多的年輕女作家們，才有可能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外部環境下，在解除了大一統的政治壓力和計劃經濟束縛，在多元文化狀態下，輕鬆地折返女性自身。這是中國女性文學逐漸走向成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曆史條件。

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於女性寫作，應當單獨建立起一種完全不同於男性寫作的評判標準；更不能認為，在文學這個男女共享的領域裏，應當割出一塊封閉的領地來專供女人遊戲。

在我看來，這種畫地為牢的文學分類，構成了女性寫作的誤區。

我想簡單地陳述一下自己的寫作道路，借此盤點整合自己的思路。

我在1950年出生於杭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和文學熏陶。我的閱讀開始得很早，小學和中學的作文一直受到重視。1966年“**”開始，學業中斷，1969年我離開杭州，到黑龍江省的一個農場上山下鄉。在農場勞動8年，1972年開始發表關於知青生活的作品，1977年到哈爾濱學習戲劇創作。從1979年至今，發表出版了大約四五百萬字的小說和散文作品。

新時期文學之初，“文革”留在人們心上的傷痕，促人猛醒催人發問。真實的生活渴望並呼喚著文學真實的訴說，人們試圖通過文學尋求人的尊嚴與價值，文學成為作者與讀者共同的精神出路。因而，我的短篇小說《愛的權利》、《夏》、《白罌粟》，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北極光》、《塔》，發表後受到比較廣泛的注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新時期文學進入了實驗階段，出現了許多帶有前衛和先鋒色彩的新小說。我在對人性重新認識的基礎上寫作了長篇小說《隱形伴侶》（1986年出版）。還有中篇小說《第四世界》、《因陀羅的網》、《沙暴》，短篇小說《流行病》、《無序十題》、《斜廈》等，這些作品吸收並借鑒了一部分西方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試圖豐富自己的藝術個性。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起以讀者的需求為依托的運行機製，中國當代文學的道路被整體性拓寬，文學的多元化格局基本成形，多種文學風格和藝術思潮的作品各領**。1995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赤彤丹朱》，表現年輕一代對曆史的再認識和對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命運的重新思考。1996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情愛畫廊》，意在表現物質化和商業化的時代，人對愛與美、對自由精神的渴求。我的三部長篇小說，可以說反映了我在時代進程中，對社會和自我認識的三個階段。《隱形伴侶》是對我們這一代人個人身份的清理；《赤彤丹朱》是對體製的反省，對曆史的憂患；而《情愛畫廊》是麵對20世紀90年代市場的挑戰所做出的積極嚐試。近兩年來，我寫作中篇小說《殘忍》、《銀河》以及《工作人》係列，內容擴展至城鄉邊緣，寫作風格回歸於平實與樸素……

若是以我的個人體驗來探討這些，我想說的是，在我的生命中，性別苦惱實際上很少對我構成心理威脅，我忽略它是因為我早已超越了那個階段。我對“女性意識”一直有著本能的認同，那是天然的沒有受到破壞的東西，它融合在我的血液中，成為我生命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種防衛或出擊的武器。引述一位女性主義學者的話來印證我的分析，那就是：一個從不把男權放在眼裏的女性，通常不會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在我的作品中，我的興趣早已不在男女關係的對峙，以及對男性的“指控”上了，我更關心的是“自由”——這種自由的完全獲得，必定與男性世界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隻要男性或女性有一方覺得不自由，兩性和諧與人的自由就無法真正實現。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以上的發言，決沒有對當下的女性文學有任何貶抑的意思。在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狀態下，女性文學應該是千姿百態的，每個人的創作個性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我的憂慮來自於當下的某種性別屏蔽意識，我認為將那些純粹描述女**的作品當成女性寫作的範本，是狹隘的；更不讚成女性批評那種“削足適履”的批評方法，將女性立場這一原本模糊的概念，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優劣的標尺。

我比較認同女性寫作中應當更為自覺地運用女性視角這一說法——在我們自己的一間屋子裏，安靜地思考與自省。用思想的火把光芒，照亮自己靈魂的深沉悲憫以及膚淺虛榮；我們會在作品中說出女人的美麗或是平凡，聰慧或是愚昧對自己究竟意味著什麽。然後，拉開窗簾，敞開我們的門窗，讓新鮮的風吹進來，讓明亮的陽光透進來。我們將走到外麵廣闊的天地去，用女人的心去感受除了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之外，人與現實世界的更為複雜的關係；並將我們的眼光放射出去，看到高山、大海和更遠的地方。我們將在女人優美的文體與語言表述中，傳遞出女人深切柔情的社會關懷、人文關懷與人類關懷。我們將在自己的那間屋裏，書寫男人與女人共同的曆史，創造有利於自己和整個世界的文學。

正因為每個女人都會按照自己的願望、審美品格和實際需求來選擇和布置自己的那間屋，所以每個女作家“自己的那間屋”，都會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模樣。有的房間會寂靜無聲，有的房間終日裏搖滾樂如雷轟鳴，有的房間裏掛滿了漂亮的衣裙，有的房間主人或許有收藏陶瓷或是匕首的愛好，有人把牆刷成白色粉色綠色藍色或是黑色，有人貼壁紙也有人用木板裝飾成一個森林小屋。所以，女人在自己的那間屋子裏書寫的文本，當然是異彩紛呈、風格各異的。因此，我十分讚成伍爾芙所說的：在文學創作中，如果以任何方式有意識地以女人的身份來說話，那麽對她來說將是毀滅性的。寫作是一種精神活動，在文學創作中，真正主宰著我們的，是藝術個性和藝術創造力。因為個性的差異實際上遠遠大於性別的差異。我仍願意用伍爾芙的話來作本文的結尾，她曾這樣說：保持自我比任何別的事情都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