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中的**與女性書寫

20世紀的中國，從20年代到30年代，在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啟蒙下，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文學作品中所訴求的性苦悶性壓抑，上升到人性的層麵，祈望靈與肉的結合，傳遞出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但20世紀後半葉的前30年中，文學形態卻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在革命和理想的狂熱中，愛與性逐漸退出文學，政治鐵幕隔絕並封鎖了一切私人情感，到了“文革”，不僅任何帶有“性”氣息的文字都已消滅幹淨，就連“愛情”在文學中都是諱莫如深了。

20世紀最後20年，曆史總算不情願地清了一筆賬，這筆賬是在20年間，一點一點歸還的，其中包含著文化的正本清源。當代文學也從試探到進攻到跨越禁區，一步步索還了它原本的真實性、自由的藝術個性和形式的多樣性。文學永恒的主題——“愛”以及由此派生的“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重視被鍾情被不厭其煩地反複操練。文學是人學，人皆有性或兼愛。有一種近於極端的說法：內地文學在20年間的改觀和發展，其中萬不可忽略的方麵，則是文學中“性”的入侵。甚至，“愛”與“性”在文學中的複歸和深化，可以看作社會改革開放之路的標尺。

1978年—1979年，一些中短篇小說率先衝破了這道封鎖線，重視尋找愛的權利和位置。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多數沉重反思曆史的作品，都在批判中夾上了浪漫的愛情故事，可稱作“愛情三明治”。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愛情隻能有一種固定的傳統模式——張潔的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描述了一段銘心難忘的婚外情，盡管男女主人公仍局限於傳統的柏拉圖之戀，還是遭到了批評界的嚴厲詰難；本人的中篇小說《北極光》，隻因未婚的女主人公對於自己的理想中人，有過三次純真的選擇比較，也被報界作為一種道德的歧途而多次連篇累牘地批判。不過，對於異類愛情故事的排斥和抵觸並未持續很久，很快，文學作品中的愛情含量急劇增大，那些試圖講述純粹“情愛”故事的言情小說開始嶄露頭角，以嚴肅的或羞澀的麵貌迅速蔓延。在這些“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愛情小說中，“性”開始以隱蔽的含蓄的方式悄悄出現了。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鐵凝的《玫瑰門》、王安憶的《小城之戀》為代表的“三戀”等等，都曾在一段時間內掀起軒然大波。“性”開始理直氣壯登堂入室，不僅報刊評論眾說紛紜，就連業內人士尤其是老一代作家，包括一些資深女作家，也無法接納容忍。然而，“性”比“愛”更具攻擊力和征服欲，涉獵情愛婚姻的作品不僅未有收斂，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到了20世紀90年代，商品經濟的大幅度開放恰恰為作家的文學情感提供了濕潤的土壤。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文學中的**描寫已是勢如破竹，銳不可擋。其中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肥臀》，在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中，都以極其重要的篇幅和位置，表現了中國人半個世紀來被荒疏被閹割了的情欲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時期更年輕一代如陳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個人情感和生命體驗上升到主體地位，從此改變了“愛情三明治”的模式，而成為純濃的私人苦咖啡。

回顧20年循序漸進的當代小說發展路徑，可以清楚地看到愛與性之間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及其在文化內涵和思想層麵的深度進取。直到20世紀末，中國內地的許多作家才無奈地承認，多年來躲藏在“愛”的帷幕之後的“性”，是人生苦樂和複雜人性的極致，是生命的巔峰體驗。無“性”的人是不健全不完整的人，無“性”的文學是單麵的畸形的虛假的文學。“愛”與“性”是一具無法切割的整體，探究無“愛”的性和無“性”的愛，將有助於我們尋找人類痛苦的根源。我們終於有勇氣大聲說：文學中表現“性”不是醜惡不是**不是罪過，而是文化是美學是尊嚴。

這對於海外作家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內地的作家在100年裏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在世紀末臨近的時候，終於依山傍水安營紮寨。

於是今天以及今後，我們所麵臨的問題，不再是能不能表現“愛”與“性”，而是如何表現“愛”與“性”。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內地的文化市場逐漸形成。一般來說，市場是由需求決定的，而人的需求是由當下的人的生存方式、生活觀念和文化底蘊所決定的，有什麽樣的需求就會有什麽樣的供給。因此，在那個盲目無序、混亂嘈雜的市場上，情況突然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在一個昔日談“性”色變的所謂正人君子的國度，重心驟然傾斜，似乎是為了對大眾被囚禁鎖閉太久的“性”趣作出某種補償，“性”文化很快成為市場的搶手商品，如開閘的洪水鋪天蓋地而來。一時間書市充斥著格調低下、粗糙汙濁的庸俗讀物，以取悅大眾的性饑渴和性迷惘。在這個處處遺留著落後的封建習俗、由知識和文明程度普遍低下的市民、農民、打工者和暴發戶等閱讀主體混合而成、建立在貧瘠單一的文化基礎上的不成熟市場，被商業時代的利潤原則所驅動，炮製出大量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文學的流行書刊。在這些色情小說中，“愛”與“性”是分離的，無“性”不成書，無“性”不賺錢，“愛情”隻不過是一塊金字招牌或是誘餌，“性”已無可奈何地淪為娛樂和消費的商品。無論在“愛”或是“性”中，我們嗅到的都是金錢的氣息。在這個由大量男性讀者為主體的市場需求背後，女性對於“愛”和“性”的需求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需求若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去加以實現，則為無效需求。在一個長期以男權文化為中心的社會裏，喪失了經濟權利和自我意識的女性，在流行的商業文化消費中，始終處於邊緣狀態。

那麽，文學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超然於低俗的大眾文化之上的純文學作品，顯然希望與此劃出涇渭分明的界線。然而，文學必定是社會的產物，是作家個人情感和思維的創造物，當作家們脫下衣衫**裸“涉入”愛河時，一不小心露出臀後的尾巴。令人不能樂觀的是，文學曆經20年的辛勤耕耘，收獲的果實上仍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和小農意識的“殘餘農藥”。在一些來自鄉村的男作家的作品中，滿懷對女性的玩賞心態，女人依然是“性”的代詞，是提供肉體慰安或心靈慰安的對象物，是履行“性服務”的工具。在男性書寫中，女人被塑造成千古不變的****性感尤物、禍水或弱者，女人仍被固定安放在被審視被選擇被奴役的位置。他們對鄉村的女人拋灑同情之淚或讚美之音，因為傳統的女人寄托並維持著他們對封建文化的眷戀；他們排斥或貶損城市的知識婦女，因為獨立的城市女人正在毀壞多年來他們為女人構築的囚籠。縱觀曆史，“男性本位的文化為女人創造出兩種文化境遇：一種是被‘包裹’——身體的包裹，如束胸、纏足、貞節帶、非洲的**縫合術，還有行為規範和心理情感的嚴密約束等等，全方位展示了男性將女性之‘性’作為私有財產的占有欲。另一種是‘剝離’——女性的文化內涵與文化外衣被男權之手一層一層剝離，到最後隻剩下了一個**裸的身體。”而“包裹”和“剝離”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用，“包裹”是為了把女人造成符合社會標準的商品以供出售，而“剝離”的目的則是為了盡情地享受這一商品的價值。在這種深厚的男權文化積澱下，我們何從奢望男性文學能夠自脫窠臼——他們樂此不疲地用文學包裹女性再剝離女性，創造屬於男性的“性文學”，然後供男性欣賞享用。在這些作品中，男性是一切**活動的主宰和中心，愛情成為被男性之“性”噬朽了的空殼、一座被架空的雲中樓閣。

流行的大眾文化中恣意肆行的俗“性”，與所謂的精英文化中男性立場下不經意泄露的雅“性”，是當下文化現狀中的兩極，兩者遙相呼應，夾擊著、圍困著尋求身心解放的今日女性。

所幸的是，活躍在當下圖書市場的許多女性作家，已逐漸走出被傳統文化框定的誤區，正在用她們的筆“重振河山”，徹底打破了文學中“愛”與“性”的千年陳規，用女性獨特的視角和立場，以女性的敘事方式和女性話語，以女性的審美意識觀照人生，創造著完全不同於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獲得了主動意識的女性文本，改變著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視角的“他者”位置，呈現出女性主體在“我者”上的立場。無論是從對理想雙性世界的積極想像與建構，還是從兩性對峙狀態的慘烈寫真與破壞，都表明了“我者”主體對外部世界的“指控”。長期以來被男性文本為中心的文化意識所有意或無意掩飾、抹殺、輕視的，屬於女性最隱蔽的體驗和感受，開始被女性文本揭曉，女人所擔當的**角色，富有自然性主動性選擇性，因而帶有了反文化反社會的意味。她們用自己的身體講述那些曾經隱藏於光明之下的黑暗，不再成為異性文化謀略下無辜的受害者。與此同時，針對女性解放自身的欲望，女性文本開始轉向了對“我者”內部世界的“自省式”的理性透視，思考傳統的兩性關係麵臨著怎樣的危機狀態，以及如何在即將崩潰的舊秩序和蛻變的陣痛中尋找自己的新定位。

在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作家筆下，她們所創造的女性形象，與以往的文學作品中那些總在等待他人取舍的女性人物，有了本質的變化。她們不再書寫那種永無出頭之日的異**精神迷惘之戰，而是對一切既定文化思維下的成規與想像，進行全方位的質疑與顛覆，以至發出了“不談愛情”的叫喊。例如池莉的《綠水長流》，張欣的《愛又如何》，對經典的愛情神話中的虛幻性進行了無情的挑釁和嘲弄。這些幾乎有些矯枉過正的女性文本，對於解構父權文化中二元對立項的思維模式，對於消解二元差異式**的女性角色品質，無疑有著進步的曆史意義。然而，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愛”與“性”始終是難舍難分又若即若離的，它們時時呈分裂狀態，又常常向往重疊與聚合。有愛的性和有性的愛，永遠都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舉一個也許並非恰當的例子，即便是在動物的**行為中，雙方也仍是有選擇地尋找自己喜愛的他者；古代三宮六院的皇上，也曾“三千寵愛在一身”。無論低級還是高級動物，天性和自然性都驅使它（他）們尋覓並喜愛自己所中意的異性。所以，放棄愛情隻能是一種階段性的反抗形式，是不得已的退縮和逃避。文學強大的生命力，在於它從人性的本質和真實出發，堅守自己所確認的價值標準。對女性文學而言，她將以現代女性的自我意識去滲透女性心靈，進而逐漸影響和改造男性。當女性具有足夠的實力去與男性平等競爭的時候，女性意識將轉化為有效需求並進入主流文化。

內地學者李小江教授，在新近出版的論著《解讀女人》一書中指出：人自身的尊嚴感和對他人是否尊重，都會在性關係中充分體現出來——性，其實是人格的一麵鏡子。

事實上，在大多數女作家筆下，對於性心理、性意識、性感受的解構和分析，往往重於對性行為過程的直接描述，她們更注重“性”事中的雙方所傳遞所賦予的愛意。“性”對於女作家來說，是愛情的升華，是人格平等的互動，它被寄予精神的厚望，甚至，性活動被視為女性自我實現的重要途徑。

我在199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情愛畫廊》一書中，嚐試以女性的審美價值觀來寫“性”。我認為被愛所激發所驅動的情欲和“性”行為，兩情相悅所創造的歡娛和快感，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壯麗的時刻之一，是超然於實利和世俗之上的一種高尚境界。我表現愛與性的同步，正是為了抵抗低俗的**觀流行泛濫的濁流。書中的女主人公大膽衝破了原來所扮演的賢妻良母的規定性角色，與一位她喜歡的年輕藝術家發生了**，在她被愛所喚起的情欲和****中，她第一次體驗到身心融合靈肉一體的**是如此美妙。她身體的美隻有在成為自己精神象征的前提下才是有價值的。為了徹底擯棄父權曆史強加給女性的文化遺傳，女主人公舍棄了原有的家庭，離開了女兒，對母親“生育”角色進行了無奈的反叛。在這個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母親觀”和她的“自我觀”發生了猛烈的衝突，親密無間的母女關係不再構成文化意義上的承繼關係，而是悖離、是中斷，進而分崩離析。我希望能創造出一種具有現代女性美的形象，這不是被男性本位文化異化了的女人味，而是在一種開放的生活形態中，重新蘇醒過來的那部分被壓抑的女性意識。

文化是被曆史和人塑造出來的，20世紀“愛”與“性”的觀念震**，有助於社會的細胞更新和基因修複。現代女性將在思考和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融入全人類的文明進步。我相信，兩性關係平等與和諧的未來文化正在被重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