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三十年前正十八

母校建校四十周年，餘高中畢業也已三十年矣。三十年前是個什麽概念？那時我年齡剛十八，青春正煥發，生活較困難，學習卻不錯；當然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什麽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進入沂源一中讀高中的。凡是叫一中的學校都不錯，生源也好，師資也棒。這是因為縣裏麵的一中一般都是全縣招生，選擇的餘地大。而整個六十年代的上半葉，一大批省內外的大學生或因又紅又專主動要求到艱苦的地方去，或因學業很好但出身有問題被分配到那裏去，沂蒙山區各縣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業務上很不錯的知識分子。像教我那一級的老師，就有劉嵩善、魏建華、王兆林、徐蘊若、玄恩桐、路應逵等（如由於我的疏忽，沒有提到教過我的老師的名字，敬請原諒，並非由於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揚意義）。他們真正是為沂蒙山的教育事業奉獻了青春，做出了貢獻的。

我們那一級在本校叫五級，兩個班。入學時每個班45名學生，待到高三，就隻剩下三十六七個了。原因大都因為家庭困難，或因繳不起學雜費，或家庭裏麵需要他這個勞力，中途退學了不少。我曾在一組叫做《老三屆們的歌》的係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學生都要背著煎餅卷、提著鹹菜罐，步行六七十裏地去上學，還有的學生放學時需捎一獨輪車酒糟回家，都是真實的。

我特別想說的是當時的一種氣氛、一種心態。教語文的王兆林老師是特別能製造緊張的學習空氣的，他在一班說二班的同學刻苦用功，下了課還呆在教室裏學習，趕都趕不出去。到了二班再說一班好，也是趕都趕不出去那一套。讓你覺得下了課不呆在教室裏是一種恥辱。而劉嵩善、魏建華老師則不時地要油印一些數學參考題讓你做，完了再沒完沒了地講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蘊若老師則是明顯地表現出對學習好的偏愛、對學習差些的冷淡，甚至連諷加刺了……你覺得這幫人是非讓你考上大學不可的。我後來知道，我們縣的教育局還真是把寶兒押在了這些老師身上。此前的幾屆升學率低得可憐，這一屆他們決心要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們就在那樣的一種氣氛裏麵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後的衝刺。我們沒完沒了地進行摸底或模擬考試，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們緊張，我們疲憊，我們暗暗地較勁。而此時的政治氣候，火藥味兒已經很濃了。報紙上先是批判《海瑞罷官》，接著就批“三家村”，還有先前聞所未聞的這個倒了那個挨批了的消息在學生中流傳。它將我們人性中好鬥的一麵給調動起來，逮著個機會即想理論聯係實際地開展一番“反修防修”。讓我舉一個例子（因時間久遠，細節不一定準確，但本質的真實是有的）：

整個“文革”之前，外語還不是主課。高考的時候也考外語，但隻作為參考分。因此上，高中三年，每個星期六上午的最後一節課就都是俄語。一些離家遠的同學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上俄語課比上別的課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師進了教室全體同學起立之後，需用俄語來一句老師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維介烏其介裏，若老師是女的，還需在後邊加上個“你擦”。有一次我們剛喊完了那一套，還沒等坐下，門外就竄進來個同學。他外號嘟嚕王，幹任何事兒都喜歡一邊幹著一邊嘟囔。他彎著個腰一進門兒就說是，操它的，忘了拿鹹菜罐兒了。作者聯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裏麵是將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鹹菜缶呢，這麽重要的東西忘了拿，你是幹什麽吃的？哈地一陣大笑。那同學從黑板旁邊的碗櫃裏提出鹹菜罐兒，一邊往外走還一邊解釋，竄了二裏多地才想起忘了拿鹹菜這個缶，這一個來回四裏多地算是白跑了。又是一陣哄堂大笑。這堂課上得怎麽樣就可想而這個知。不知什麽時候突然就會撲哧一聲，同學們想起那撲哧的原因，又是一陣笑。

我們的俄語老師，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他可能對那同學表示了同情，比方說，祂走出二裏多地去還回來拿鹹菜罐兒，這說明他家裏隻有這一個鹹菜罐兒；他家離學校八十多裏地，每個星期都提溜著走個來回容易嗎？結果就引起了一陣討論。這個說，八十裏地走個來回有什麽了不起？××同學離學校九十多裏呢，還不照樣打來回？那個說，他拿的是什麽鹹菜？是黃豆的呢，咱呢，蘿卜疙瘩，要是咱也有黃豆鹹菜拿，一星期打兩個來回也行啊！有的開始起哄，他剛才進來的時候還沒喊報告呢，根本就沒把老師放在眼裏！還有的就說，他還很不講衛生呢，他打籃球的時候還學商業局的那小子呢；逮著個球也不傳，屁股一扭一扭，三扭兩扭就讓人家截去了。還有的就揭發，他大爺還幹過還鄉團，前兩年社教的時候讓人家鬥得不輕……那老師年輕，遇事壓不住陣腳，整堂課就那麽吵下來了。——當時的心態就那麽個心態，要想搞點革命或鬥爭的事情很容易。

……後來就發生了“文革”。我本人因為被確定保送上大學，也挨了四十來張大字報，被批為資產階級接班人和修正主義苗子什麽的，算是個處女整。但比起老師們所遭受的磨難來，則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

十八歲是個多麽美麗奇妙的年齡！有時想想我們十八歲的時候都幹了些什麽，心裏又怪複雜的，說不清楚。——當然不隻是我一個人有這種感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