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青：變得潑辣就能鬥贏生活嗎

一個女人想要得到另一個女人的認可和讚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開口讚美人的是個心氣甚高的女性文人，這更是一舉跨越了“同性是天敵”和“文人相輕”兩大障礙。

時間是最無情的橡皮擦，將過往塗抹得麵目全非，隻在歲月的書本上勉強尋覓到一點清淺的痕跡。

如果沒有張愛玲的那篇《我看蘇青》，大約現在知道這個名字的人會更少。然而將時鍾撥轉回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在“孤島”文壇上，張愛玲和蘇青其實是勢均力敵、相得益彰的兩位女作家。而如今卻要在張愛玲的傳奇裏尋找蘇青的過往，難免不叫人唏噓。

張愛玲說蘇青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其實蘇青更像是普通人身邊熟悉的那一個人。她們熱鬧而世俗，這種世俗不是張愛玲筆下那種冷到骨子裏的清透和精明，而是一種忙碌的人間煙火氣。

她快人快語，有說不完的話，卻並不嘮叨。聽她說話覺得熱鬧又有趣，卻從來沒有深沉的人生啟示，有的隻有叫人會心一笑的生活真相。

這種熱鬧容易叫人心生向往，在那個灰色的年代忍不住想讓人當成取暖的太陽。但蘇青終不是太陽，張愛玲說她“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豔豔的光，聽得見嘩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

其實，從前的蘇青並不是如此辛辣的，她人生的開篇也是很華麗的。

1914年蘇青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富有的書香門第。她原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署名馮和儀。

蘇青的祖父是清末舉人，後來經商也風生水起，家境殷實。

她的父親馮鬆卿是早期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銀行學。蘇青的母親也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在馮鬆卿留學的時候，在女子師範讀書，而蘇青就由外婆撫養。

如同胡蘭成所說，蘇青因為不是上海灘新派巨富家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態度較之嚴肅；她也不完全是封建家庭的小姐，所以勝在明朗。

那種天然的熱情和直率，成為她性格中的“偉大的單純”，也讓她說話、作文都有一種叫人側目的直白和辛辣。

當時文壇上有一位叫潘柳黛的女作家，寫文章擠對張愛玲。

而張愛玲卻很對蘇青的胃口，蘇青當麵就揶揄潘柳黛：“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為何叫柳黛呢？”

她說冰心：“從前看冰心的詩和文章，覺得很美麗，後來看到她的照片，原來非常難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賣弄她的女性美，就沒有興趣再讀她的文章了。”

聾啞作家周楞伽寫文調侃她四處兜售作品，做生意比男人都精明，給她一個外號“猶太作家”。蘇青當即寫文反唇相譏：“你耳聾，一張嘴又說不清楚。”

文章中出位驚人之語比比皆是。

她的童年是幸福的，如果一直幸福平安下去，按部就班地讀完大學，說不定文壇會再出現一位冰心似的女作家，文章裏也可盡然歌頌母愛和真善美。然而蘇青的人生從父親的外遇開始轉彎。

雖然受過西方教育，馮鬆卿骨子裏卻仍舊是少爺做派。1921年，七歲的蘇青跟著父親來到上海。很快父母之間曾經相敬如賓的關係，便因為父親的不斷外遇而崩壞了。

母親雖然是讀過書、受過教育的新女性，在婚姻問題上仍舊順從了傳統“美德”，銳意做孝順媳婦，對於父親的“遊戲人間”，她同蘇青的外婆一樣選擇了隱忍。

從小耳濡目染種種女子生活的艱難，給蘇青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讓她一麵對現實有著敏感清醒的體悟，一麵又對這世界還存著一份有所依附的渴望。

四年後，父親經營的銀行倒閉，不久父親也病逝了。家庭的經濟日漸拮據，後來有媒人上門提親，蘇青便和一位叫李欽後的富家少爺訂了婚。

1933年，十九歲的蘇青，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外文係，這是寧波六縣唯一被錄取的學生。而李欽後則考入東吳大學法律係。

蘇青在高中時代就很活躍，她在校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是學生中的“天才的文藝女神”。到了大學，更是很快融入了學校生活，得了一個“寧波皇後”的稱號。

胡蘭成和張愛玲都描述過蘇青的相貌。作為閱人無數的男子，給予她的評價是“無可批語的鵝蛋臉，俊眼修眉，有一種男孩的俊俏”。而為人向來挑剔、眼高於頂的張愛玲，也認可她的長相，說她眉眼“緊湊明亮”。

這樣才貌出眾的未婚妻在青春萌動的大學裏遊弋，是頂不讓人放心的。李家不願再履行當初求婚時答應她讀完大學再完婚的條件，要求兩人立刻結婚。

這一段婚姻，並不是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人在初中畢業的時候同演過話劇《孔雀東南飛》，本是舊相識，又同在一個學校讀書。訂婚後也談戀愛、通信，都和平常的自由戀愛無二。加之李欽後相貌英俊，她對他並不是沒有好感的。

因此麵對李家的要求，蘇青雖然覺得難以接受，卻也沒有全然反抗到底，隻是堅持婚後仍然要讀完大學。然而事與願違，雖然婚後她仍然接著讀了一段時間大學，卻因為懷孕不得不退學回家。

蘇青對於婚姻家庭生活的失望，是從第一個女兒的出生開始的。重男輕女的婆家對她的態度一落千丈，在曆經生產之痛後，她立刻就體味到了世態炎涼。

不久，蘇青隨丈夫前往上海，但她渴望的兩個人相親相愛的小日子也沒有實現。李欽後白天在中學教書，晚上還要上學。他薪金不高，又覺得已然獨立不可再向家中要錢，矛盾便在這些柴米油鹽中凸顯出來。

有一回她找他要家用錢，他卻一巴掌拍在她臉上：“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去掙錢啊。”

這一巴掌拍碎了她對婚姻的所有的憧憬，將她拍到了職業女性的道路之上。

和身邊無數的普通女子一樣，她並不是天生就有強大事業心的女子。她是在我們周圍的甲乙丙丁，追求一份安穩、有聲色的生活。她的追求是世俗的，離不開男人、孩子、漂亮衣服、新潮玩意兒。

然而當生活給了她一個耳光之後，她的獨立意識也能覺醒，努力走出一條自強之路來。

蘇青開始從報紙上看招聘廣告，投求職信，卻都杳無消息。

她想學外語，增加求職的砝碼，但要家用錢已然口角不斷，更何況是學費？

生活的逼仄和慌亂，公婆姑嫂的白眼，生兒育女的壓力和苦楚，叫她胸中鬱悶難當。她將胸中感慨訴諸筆端，寫下了一篇《產女》投給了林語堂主辦的刊物《論語》。沒想到首投即中，還得了五元稿費。

她欣喜之餘，仿佛看到了命運給她打開的一扇窗，接著她又投了一篇《我的女友們》給《論語》，同樣被刊發。蘇青開始在文壇啟航，用辛辣的語言、明快的文字，成為文壇上獨樹一幟的女作家。

在一次女作家聚談會中，記者問起在座女作家作品的題材，蘇青說她寫文章總愛取材於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所以她文章裏有做兒媳的經驗體會，有養兒育女，有穿衣吃飯，有男男女女。

濃濃的煙火氣，有時候讀起來確實嗆得一鼻子煙，但確實是真實的生活。所以我們在她的自傳小說《結婚十年》裏，看到那樣一個為生活逼迫得千瘡百孔、手忙腳亂的妻子、兒媳、母親。

李欽後的事業曾有過短暫的繁榮。物質上的豐盛，使得婚姻關係也跟著緩和。而歲月靜好，從來都是亂世裏的傳說。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李欽後的律師事務所也關閉了。

公婆、小姑夫婦，一大家人也都來到上海，擠在不大的居室裏依靠李欽後生活。生活馬不停蹄地給予她考驗，金錢的窘促、困頓的事業，讓李欽後和蘇青不斷地爭吵，最後他常常夜不歸宿。這時又身懷有孕的蘇青，得到了丈夫和朋友的妻子有染的消息。

蘇青始終沒能卸下傳宗接代的重擔，她一連生了四個女兒，最後兒子終於出生了。兒子的出生卻沒有扭轉這段婚姻。

孩子從來不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他們隻是一個紐帶，讓牢固的婚姻更加牢固，而讓本來就有裂痕的婚姻加速地搖搖欲墜。

她開始了以寫作為生的生活。白天帶孩子，晚上寫文章，常常寫到午夜。夏天暑氣襲人，她一邊寫作，一邊給孩子搖扇子，因為怕孩子醒來會打斷她的寫作思路。常常是寫完文章已經是五更天了。你想象不到那輕靈潑辣的文字背後是這樣一場又一場的辛酸。

之前人生所給予的種種波瀾，都不是沒有緣由的。它們終將在未來的某一時刻，變成點綴生命的花朵。如同張愛玲所說：“多遇見患難，於她隻有好處；多一點枝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蘇青的繁花，在文壇一片枯萎的上海，盛開了起來。

當自己就可以是喬木，誰還會當依附攀爬的藤蘿？蘇青離婚未成，兩人開始分居的生活。她日夜勞碌，得了肺結核，依舊在病中堅持寫作，因為她需要養家。

她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內心湧動著一股“向上”的衝動，“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然而就是這種衝勁，讓蘇青雙手擎開生死路，在文壇上大放異彩。

1943年，她的最重要的小說《結婚十年》在《風雨談》上連載，成為當時上海最轟動的小說。1944年單冊出版，四個月內再版了九次，次年再版了十二次，到1948年再版了十八次。而她的散文集《浣錦集》也再版了十次。

她被時任偽上海市市長的陳公博賞識，做了上海市政府專員，不久便辭職。後來收到匿名的十萬元支票，退又無處可退。

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她也確實需要錢來周轉局麵，於是便留下了這筆錢。

然而她並沒有拿著錢去享受揮霍，而是將她的職業之路越走越寬。她以一個女子之力，創辦了《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身兼編輯、作者、發行。

凡事親力親為，她曾坐在裝運白報紙的車上親自押車，也曾親自到報攤收款。有一次過年的時候她一時錢不湊手，便在大雪中租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

為了編好雜誌，她費盡心機地催稿。張愛玲、楊淑慧、梁文若、潘序祖等的文章中都曾專門提起她催稿的本事。

她的為人和她的文章一樣直率，對於物質和性一樣痛快坦白，口不擇言地談男人、談女人、談性，毫不忌諱地涉及女性情欲和身體的話題。這樣驚世駭俗之語、言辭激烈之聲，既開罪了女人，又得罪了男人，卻又是不徹底的女權主義，叫她一時毀譽參半。

沒有不渴望愛的女子，單身帶著孩子的她，也有男子來來往往。然而她的心境澄明，來來去去，不過是身體上的各取所需，等待著的愛情卻遲遲沒有到來。

她想要的生活是：“丈夫要有男子氣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裏，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麽家庭生活也不至於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也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也隻是奢望而已。

孩子、老人、遠房親戚、各色的男子……那麽多的人從她那裏烘烤了半分溫暖，卻把她留在寒夜裏。

個人生活肆意，心底卻並不瀟灑。人來時，貪享片刻的歡快；人去時，也隻能忍住眼淚笑著說這是她的遊戲。心底怎麽會不難堪怨恨？“用力揪自己的頭發，恨不得把自己毀了。”被傷害有時候是人生的強心針，悔恨亦可成為生命的另一種催化劑。

她將對世界的無能為力，變成滿不在乎，用一支筆，為世間女子寫她們想說不敢說、不會說、不能說的話，把世間那些女子隱忍的痛，痛快地寫出來。

尖銳潑辣的文字，背後是沾染過俗世的無奈和悲哀。將內心的軟弱和溫情藏起來，才顯得強大。她是不得已的獨立，隻能用滿不在乎去對抗著世間的無計可施。

她對於世間談不上愛，也不夠恨，每一句話似乎都要占著上風。所以張愛玲會說蘇青的諷刺是不徹底的，“因為她對於人生有著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她的文章都是切身體會，經曆了女子種種身份和社會加諸的種種不堪。她又是絕地反擊的弱女子，她有底氣、有閱曆、有能力，將那些真切的生活娓娓道來，引人共鳴。家長裏短的瑣碎，沒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技巧，沒有高深莫測的理論。

而這樣的文字是注定無法融入新的時代中去的。所以她會脫下旗袍，和這個時代一起穿上人民裝，行走在已經更天換日的街道上。

那些曾經熱鬧的話語也注定湮沒在時代的風雲裏，沒有容身的角落，也注定了她晚景的淒涼。

她曾熱情地投入新生活，卻並沒有被新生活熱情接納。她曾擔任越劇團編劇，編寫的曆史劇《屈原》轟動上海灘，音樂、演員都得獎了，她卻因為“曆史問題”被默默地遺忘了。她又曾向複旦大學賈植芳請教司馬遷的問題，不幸被卷入了整肅事件，被關進監獄一年半才釋放。

出獄後她曾去劇場看大門，寫的文章不是被剽竊就是石沉大海，最後工作也被辭退了。她在絕境中掙紮，至親骨肉和她劃清界限、斷絕來往。她拖著病體艱難地熬著，隻求速死。而在給《女聲》主編的信裏寫著：“我的朋友都不大來了，寂寞慣了，心境很舒服。”

我們如今早已經不能分辨那種心境是怎樣的心境，那種舒服，到底是一種釋然，還是表演給自己看的裝腔作勢。

狹小的鬥室住著她們祖孫三代，在窮困潦倒裏相依為命，直至她離開這個世界。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麽時候會被逼到死角，理想或者愛情被現實鞭打得體無完膚，並且毫無反擊的能力。

我們都是凡人，不是無所不能的。當所有的努力過後，也終將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和世界對抗，而是和自己講和。

就算生活已經千瘡百孔，我們依然可以選擇內心的明媚。不那麽在乎了，也就真的沒那麽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