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選對的人，做對的事
有一年去康涅狄格州旅遊，特意去耶魯大學參觀。耶魯大學主圖書館String Library是主校園的中心建築，看上去像一座哥特複興式的教堂。
其實相比於宏偉的圖書館，我對圖書館右側的“女人桌（Women’s table）”更有興趣。
“女人桌”，不是女人坐的桌子，其實是一個噴泉。
蛋形的桌麵，從內向外旋轉刻著一串數字。數字的旁邊標注著年份，這是耶魯大學自建校以來，每年錄取的女生數目。
而雕塑的設計者，是一位名叫林瓔的美籍華人。
林瓔在耶魯大學獲得了藝術係學士、建築係碩士學位，她大三時的越戰紀念碑設計，打敗一千多位競爭者而被采用，成為業內傳奇。1989年，耶魯大學本科招收女生20周年紀念之際，她應母校校長之請，設計了這個噴泉。
其實，林瓔在國外早已是聲名赫赫的藝術家和建築師。她曾被美國《生活》雜誌評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國人”與“五十位美國未來的領袖”。2002年她還被選為耶魯大學的校董。但在國內，大約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寥寥無幾。
那麽，我告訴你林瓔姑姑的名字，大約你會和我當初一樣，發出一聲感歎，然後說一句“原來如此”。
是的，林瓔就是林徽因的侄女。而1927年的夏天，林徽因也曾在耶魯大學學習。
那時候，我不得不對“家學淵源”這幾個字感觸更深。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進士出身、前清翰林，曆官浙江金華、孝豐等地。
父親林長民，是民國初年著名的倡言憲政、推進民主的新派人士。他少年時受業於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林紓。後來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參議院秘書長、北京政府國務院參事、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等要職。
林徽因還有一位堂叔，就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也是《與妻書》的作者。
她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注重教育的家庭裏。五歲的時候由家中姑母授課啟蒙，八歲在上海虹口愛國小學上學，十二歲時在北京培華女子中學學習，十六歲開始隨父親林長民赴歐洲遊曆。從倫敦到巴黎，從日內瓦到羅馬，從法蘭克福到柏林、到布魯塞爾，到處都留下了這位東方麗人的腳印。
也是在倫敦，她受到了女建築師房東的影響，而立誌學習建築，從此結下一生之緣。
二十歲的時候，她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學，在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畢業後，又在耶魯大學學習了半年的舞台美術設計。
就算放到今日，大約像她這樣學貫中西、真正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人，也是寥若晨星。美麗的外貌、淵博的學識、廣博的見識，讓她注定是個叫人神搖目奪的女子。
她的父親說：“論中西文學及品貌，當世女子舍其女莫屬。”“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話裏話外，隱藏不住自豪。有這樣一個女兒，怎麽能不自豪呢？
如今說起林徽因來，大都對她感情經曆的津津樂道。是的，男人緣好的女子見得多了，但好成她這樣的，並不多見。不僅愛慕者都是在各自領域內卓絕不凡、超群絕倫的男子，而且這種愛慕，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傾生相戀的。她若不是女神，還有誰擔得起這兩個字？
其實，單論家世，張愛玲的出身比她更顯赫；單論相貌，胡蝶、阮玲玉豔冠一方；單論婚姻，楊絳和錢鍾書那種一見鍾情、從一而終、白首到老更為純厚；論文學成就，更是有數不清的女作家勝過她。
但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她一樣，能將世間女子所有的向往都集於一身，將一個人活成一個時代的傳奇。
愛的時候便去愛，卻又不為愛情衝昏頭腦；做事業的時候，傾其所有努力做，又保守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活到極致，她有著旺盛的精力，時時刻刻在豐滿著自己。
但如果你以為有什麽人生完美，那麽你錯了。人世間，從未有過所謂的完美。隻不過是，她努力完美自己的人生，知道在怎樣的時刻該做怎樣的選擇。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名從《詩經》中“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而來。後來為避免和同一時代一位同名男作家混淆，便改名為林徽因。
兩歲時，父親赴日本留學，她和母親隨著祖父母一起生活。
林徽因的母親是個裹足守舊的舊式女子，是林長民的二夫人。她沒有受過教育，不懂得琴棋書畫，性格又不好，也不是個精明能幹、能操持家務的女子。她所生的幾個孩子，隻有林徽因一個活了下來。
林徽因曾說：“我自己的母親碰巧是個極其無能又愛管閑事的女人，而且她還是天下最沒有耐性的人。”所以，她的母親沒有得到丈夫的歡心，也不受公婆喜歡。
三夫人程桂林進門後，接連生了幾個男孩子，因此盡得了丈夫的寵愛。林徽因的母親就帶著滿腔的怨懟，寂寞地活在大宅後麵狹小陰暗的小院子裏。
有的女孩子天生敏感，知道如何在這樣難免摩擦和傾軋的大家族中求生存、博喜愛。林徽因似乎天生就有這種能力。因為長得漂亮，人又聰慧，在家中極得長輩歡心，在眾多子女中出類拔萃。
她的受寵愛和母親的被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也夾在其中，飽受煎熬。
大約從小就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才越發地努力。也明白怎樣才是最好的選擇，在怎樣的選擇下該做怎樣的事情。你可以說這是小女子的心計，我更相信是一種情商。
可以說，1920年隨父親出國的機會，是她長期默默地努力得來的。這一次的歐洲之旅，大約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我們常說眼界決定境界，如果說從前的她還隻是一個尋常大戶人家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孩子，那麽這一次的步出國門，真正將她的眼界打開。這次旅行不僅讓她找到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興趣和理想，也讓她找到了她自己。她曾經這樣向記者描述歐洲的生活：“在中國一個女孩子的價值至多隻在於作為她的家庭的象征，在這裏有一種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
這一年裏，她結識了眾多文化名流，威爾斯、哈代、曼斯菲爾德、福斯特。也是在這一年，徐誌摩走進了她的生命，也引導她走向文學殿堂。
倫敦總也吹不散的大霧，花季時總也下不完的雨中，糾纏著人世羼雜解不開的糾紛，那樣一個人翩然而至。
他大約符合少女關於愛情的一切幻想：英俊瀟灑、浪漫多情。一句話、一首詩，都能點燃倫敦水霧浸濕的心靈，也能將灰蒙蒙的歲月裝點得隻剩玫瑰的顏色。
然而，他是有妻的。母親從前的經曆已然在她的心底烙下烙印，她要走出庶出的身份，她不要自己成為另一個母親的悲劇。
其實從始至終，梁、林的後人都隻是承認徐誌摩追求過林徽因，而極力否認她愛過他。有人說，但凡能用理性思考的都不是愛情。那麽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是對的。
其實，愛沒愛過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那不是她該愛的人。年長八歲已婚男士的追求，“我懂得，但我怎能應和”。
我們往往可以輕鬆地選擇一個愛情，隻要好好去愛就好了。
但是婚姻不同。一種婚姻，是一種生活。它有著愛情之外的更多的東西，或者瑣碎，或者沉重，它是需要用“責任”兩個字貫穿始終的。
而熱情會冷卻，單純有時候會變成不可理喻的偏執，詩意的信仰也不能抵擋人世的倉皇。
所以，梁思成最終走進了她的心裏，是她生命裏的Mr. Right。
1921年，林徽因和父親提前歸國，意欲冷卻徐誌摩的熱情，然而卻是以另一種方式加速了另一個女人的悲劇。
在長輩的眼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梁啟超和林長民是誌同道合的老友，也是同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算得上青梅竹馬。
長輩雖然有意撮合，但仍舊開明，並沒有簡單粗暴地包辦婚姻，而是給他們創造相愛的機會。
林長民和林徽因回國後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確定了戀愛關係。等到徐誌摩也離婚回到了國內，而伊人已然是旁人的戀人了。
他是梁啟超弟子，遂頻頻造訪梁啟超任館長的鬆坡圖書館的快雪堂，卻不斷打擾了在此約會的林徽因與梁思成。梁思成不好當麵說，隻得在門口貼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願受幹擾）”的字條。徐誌摩隻好悵然而去。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誌摩、林徽因負責接待和翻譯。頻繁的相處，他以為他的機會又來了。但他的再次表白，甚至請求泰戈爾出麵求情，她仍舊沒有給他回應。
和徐誌摩相比，梁思成更沉穩持重。同樣都是才華橫溢的有誌青年，梁思成雖然沒那樣浪漫多情，甚至寡言，但多才多藝，幽默風趣。他有一種“曆經艱難困苦而長懷赤子之心”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或許理科男有些許不懂風情，但那種精神的力量仍舊動人。
林徽因是個性格剛烈的女子，她的好友李健吾這樣描述她：“林徽因的聰明和高傲隔絕了她和一般人的距離……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作仇敵。”
自古文人相輕，又加上東方女子特有的百轉千腸，這樣心直口快的林徽因，一生中的摯交女友是個美國人，叫費慰梅。
她的女兒梁再冰也說過，幸好她逝去於風暴前夕，不然，她那樣的性格，不知道怎麽熬過去。
她曾指著主張拆遷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斥責：“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當時是1953年，她已經病入膏肓，幾乎快要說不出話了。
可再怎麽要強的女人，也都需要一個寬厚的胸懷去包容偶爾的小女人氣。所以她不會選擇讓結發妻子打胎離婚的徐誌摩。而梁思成吸引她的，大約就是男人的責任感。
有人說，選擇太多的痛苦，也是一種幸福的痛。相比愛一個人，女人大都無法拒絕被一個人愛的感覺。當不止一份的愛情擺在眼前，怎麽選擇，怎樣將這種異性間的關係拿捏得恰到好處，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修養。
所以當她告訴梁思成她因為愛上另一個人而煩惱時，他思考了很久，把自己、金嶽霖、林徽因三個人反複放在天平上衡量，最終讓她自己做出選擇。
其實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金嶽霖曾長期與一位名叫Taylor的美國女友保持著同居關係，之所以不結婚，是因為兩人都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試婚”製。對金嶽霖的婚姻觀念，她是很了解的。1936年，她寫信給費慰梅說過，他“連婚姻都不相信”。
金嶽霖是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哲學家的感情世界，是天使的禁獵區，旁人無從涉足、無可指摘。也許愛上的是“他愛上的她”，而並非“她”。所以，那投擲在心湖的漣漪最終一圈一圈地散去，她的心仍舊留在家裏和丈夫、孩子在一起。
雖然此後十餘年，從北京到昆明，從昆明回北京，金嶽霖始終如逐林而居。但他們終生為友，沒有再起波瀾。林徽因的孩子尊稱金嶽霖為金爸爸。
放下了，就是放下了。
大約因為傾慕者是如此優秀，這樣的抉擇就顯得尤為困難。
其實，按捺下躁動的心，就會想明白，什麽是一時的衝動，什麽才是細水長流，是最適合自己的人生。她雖有一時的痛苦迷惘，然而又有著清醒的頭腦、不能動搖的理智和堅定的為人處世的準則，因此也能盡快從感情的糾葛中走出來。
拋卻了隱藏在歲月迷霧後捕風捉影的風花雪月，剩下的，其實才是更真實的林徽因。
一個女子，被人終生感念，憑的不會隻是一點花容月貌、一身脂粉本事，而是那更動人的靈魂。那種無論做什麽，都要做到極致的認真。
最開始，梁思成還隻是興趣未定的青年，“連建築是什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融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歡繪畫，所以也選擇了建築專業”。
這樣愛的引導，讓兩個人在未來的歲月裏有了共同的可以為之奮鬥的目標，將身和靈魂都緊緊綁在一起。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時候，她本來想進入建築係學習，但是因為建築係課業太重，不收女生，她隻好注冊了美術係。但實際上，她修完了所有建築係的課程，畢業前不僅已經是建築係的助教，還當上了建築設計課的輔導員。
他們婚後去歐洲，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歐洲考察古建築群。
她熱愛文學，作為“一種業餘愛好”，“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卻也有著不俗的成就。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統統都有涉獵。她寫詩，可以清澈，可以婉約，可以知性。她作文，可以從容，可以深厚。她演戲，1924年泰戈爾來華，她用英語演出詩劇《齊德拉》中的公主，驚豔四座。她還擅長繪畫、舞台設計。
似乎，沒有什麽是她所不能的。
但她投入最多心血的地方，卻是她畢生都在為之奮鬥的建築事業。
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他們走遍了中國的十五個省、二百多個縣，實地勘察了兩千餘處中國古代建築。
她曾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要知道，那時候的測量設備和工具是多麽簡陋。然而，不僅“梁公總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勞，什麽地方有危險，他總是自己先上去”。林徽因也“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準能上得去。”
他們的工作為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不僅是名門望族中走出的少爺小姐，他們更是治學嚴謹的科學工作者。他們是中國建築學的奠基者和先驅者，是清華大學建築係的創辦人之一。中國的很多古建築就是通過他們的考察才為世人所認識，從此得到保護。她搶救性地保護了景泰藍，使佛光寺重見天日並得到保護。她參與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
抗日戰爭爆發後，兩人帶著年幼的兒女和林徽因的母親避亂。離開長沙輾轉往昆明去的時候，梁思成因為患了脊椎間軟組織硬化症，而不得不穿著一副鐵架子以支撐脊骨。而林徽因也在湘黔交界感染了肺炎，沒有醫院，沒有抗生素，沒有特效藥，高燒四十度。兩周後才在一位同車的女醫生的幫助下退燒，而疾病卻已然侵蝕了她的身體。
在昆明，通貨膨脹使他們陷入了從未有過的貧困。梁思成的脊背疼痛不止，疾病還引發了牙周炎，不得不拔掉所有的牙齒。
為了維持家中生計，林徽因拖著病體出外給學生補習英語貼補家用。
然而這一切，都沒能阻擋住他們對建築事業的熱情，阻斷他們的研究。
1940年初冬，為了使中國營造學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資料，他們決定離開昆明到四川李莊居住。在李莊的那五年，是他們生命中最艱難的歲月。
惡劣的氣候，連續不斷疲於奔命的顛簸，沒有受到及時的治療，讓她的肺病又發作了，讓她本來就不好的身體更加孱弱。她長時間臥病在床，大口大口地咳血，幾乎日日在死亡線上掙紮。
“幾個月的時間就毀滅了她曾經有過的美麗。”而她是那樣一個珍視自己儀容的女子。一起長大的堂姐妹，幾乎都能細致地描繪出她當年永遠讓人傾倒的衣著打扮。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上學的時候，每次約會，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前等上二三十分鍾，因為她出門一定要將自己收拾得妥當又漂亮。
病痛、蟲蟻蚊如影隨形，物質的匱乏將生活襲擊得千瘡百孔，梁思成也因為脊柱疼痛而不能坐立。她一天中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應付柴米油鹽。那才是真正的受難，吃不飽，穿不暖，沒有燈，沒有電，她要在油燈下縫補那些幾乎補不了的內衣和襪子。
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他們典當了一切能典當的東西。為了給林徽因補身體，梁思成將隨身多年的金筆和手表換成兩條魚，並笑著對她說：“把這帕克筆清燉了吧，這塊金表拿來紅燒。”
即便在如此的生活重壓之下，她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中國建築史》的宋遼金部分。
昏暗的油燈下，病榻前堆積起數以千計的草圖、相片、文字記錄。她不厭其煩地研究，整理材料，研習史料，閱讀大量的中英文書籍，翻譯國外的資料，編輯《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甚至還創作詩篇。
費慰梅夫婦勸他們離開中國去美國，但是他們卻選擇和祖國共患難。“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她告訴兒女，“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她在回答兒子梁從誡“日本人來了怎麽辦”這句話時，平靜地說：“中國讀書人不是還有一條老路嗎？咱們家門口不就是江嗎？”
這樣的身體透支，也最終讓她的生命結束在了五十一歲的四月。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繁華時不揮霍，困頓時不墮落。她享得了人世的繁華，也耐得住學術生涯的枯清寂寞，受得下困頓貧乏的生活。
所幸，有那個人相伴。在苦難的路途上扶持，在事業的摸索裏互助，豐盛了彼此的生命，也豐盛了自己的生命。
看，沒有誰的人生永遠順風順水，也沒有誰生來就在榮耀的頂端或者永遠在榮耀的頂端。
那些頭頂著光華的女子，她們人生中的波瀾壯闊和命運逼仄，一個都不曾少。她們最終的成功和美麗，隻不過因為她們比普通人更努力。她們更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然後咬緊牙關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