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和：嫁給愛你的人就一定幸
1988年，沈從文因心髒病突發在家中逝世，四年後他的骨灰被運回家鄉鳳凰，一半撒在沱江裏，一半葬於墓中。
沈從文的墓碑是一塊從南華山上采下來的巨型瑪瑙石，墓碑正麵上的銘文，是由妻子張兆和從其《抽象的抒情》中選出的一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墓碑的背麵，鐫刻的是張兆和的四妹張充和的挽聯：“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十六個字盡述沈從文的為人。
沈從文去世以後，張兆和整理了他們的通信，出版了《從文家書》。她在後記中寫道：“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從爛紙堆裏翻出他越多的遺作，哪怕是零散的、有頭無尾的、有尾無頭的，就越覺斯人可貴。太晚了，為什麽在他有生之年，反而有那麽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在“得不到”和“已失去”的執念裏掙紮，仿佛早已經是人生的常態。這大約也是張兆和會選擇那樣一句話作為他的銘文的原因吧。
她口上說“不懂”，其實是深懂，這樣說出來不過是另一種深沉的懷念。連同她的家人，都因為太懂他，所以才能對他的為人做出那樣精辟的總結。今人卻總以此來反複丈量她的感情，稱重她的愛情。
但如同我們今天常說的一句話，“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陪伴也勝過千言萬語。一個浪漫主義者和一個現實主義者的愛情，表象從來都不是一樣的。但這並不代表張揚奔放的就是愛得熱烈，內斂靜默的就是淡漠無情。
如果說他的愛情是高揚的戰歌，全世界都為之心顫；她的愛情卻是午夜的私語，乍聽之下靜謐無聲，靜下心來卻是溫暖熨帖。
老子在《道德經》裏寫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其實用在愛情裏也是一樣的道理。
著名旅美學者陳世驤先生1966年在寫給金庸的一封信裏，曾對他的小說《天龍八部》做了一個精辟的總結：“有情皆孽，無人不冤。”
而這八個字對於世間大多數的感情，也都能做一個很好的詮釋。遊坦之和阿紫便是將這種“我愛你，但你不愛我”的狀態演繹到極致的虛構人物。而現實世界裏，並沒有這樣純粹的絕對，它要複雜得多。
被一個“赤子其人”的才子瘋狂愛戀，於某些人來說是蜜糖，於某些人來說就是砒霜。嚐到口裏，並不因為他是“才子”“文學家”等帶著光環的定語而改變味蕾咂摸出的滋味。感情，從來無所謂對錯，也沒有值不值得。
從沈從文開始追求張兆和，曆經了近四年，其間到底寫了多少情書，怕是張兆和自己都不記得了。隻是從幸存的書信裏，管中窺豹那些熱烈濃厚的文字，怎樣一番地叫人臉紅心跳、心旌搖**。
看過那樣多的情話，最動人的一段始終是：“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隻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那果真是她最好的年紀。
1928年，經由徐誌摩的推薦，沈從文進入中國公學，教授大學一年級的現代文學。第一天上課，他站在學生麵前，窘迫良久，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後轉過身在黑板上寫：“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學生們笑了，也緩解了他的尷尬。
這個隻有小學文化的湘西“鄉下人”，曾浪跡於湘川黔交界的行伍之中。憑著對文字的天分和努力，一步一步從北大旁聽生變成了偉大的文學家和曆史文物研究者。能促成其成功的，除了才華，便是驚人的毅力。而這種毅力不僅體現在創作之路上，在愛情上亦是如此。
在那群目睹他驚慌失措的學生中，就有張兆和。
張兆和出身名門，曾祖父張樹聲曆任漕運總督、幾省巡撫、兩廣總督，直至直隸總督。到了父親張武齡這裏，不再為官而專心教育。張家有良田萬畝、商鋪無數。母親陸英也是大家閨秀，據說結婚時的嫁妝從四牌樓一直延伸到龍門巷，足足排了十條街。
張兆和在家中排行第三，下麵還有一個妹妹和六個弟弟。張家的四個女兒被稱為“合肥四姐妹”，葉聖陶曾說過：“（蘇州）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這一年她十八歲，正是個單純活潑的女孩子。雖然皮膚黝黑，卻有一張漂亮的瓜子臉。她身上有一種屬於大家閨秀的睿智的寧靜，又有一種極有朝氣的健康活力，她曾在中國公學奪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這樣的女孩身後自然有眾多的追求者，她不停地收到情書，看完了也不回應。她給那些追求者做了編號：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
當沈從文被她俘獲，也加入到了追求者的大軍中去的時候，他大約是最不起眼的一個了。這個沒錢又沒學曆的“鄉下人”，用二姐張允和的話說，隻能算作“癩蛤蟆第十三號”。
才子的愛情向來都如疾風驟雨，他拚命地寫著情書，她卻是隻字不回。
他迷戀但又自卑，他在她麵前放棄了自我、拋卻尊嚴，捧著一顆卑微的心，一心匍匐在她的腳下，哪怕是親吻她的雙腳都覺得是褻瀆。他苦苦地、哀怨地等待著她的一絲眷顧，卻始終一無所得。
這一份纖弱卑微的愛，如同張愛玲說過的：“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可愛一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啊，那樣謹小慎微，一麵奢望一麵彷徨。
他魂不守舍、牽腸掛肚，她卻不勝其煩、冷漠以對。他去她的室友那裏打探消息，哭訴自己的苦戀，軟硬兼施、尋死覓活得連室友都看不過眼了。學校裏也起了風言風語，鬧得她心煩氣亂，最後張兆和隻好拿著信去找當時的校長胡適。
沒想到胡適卻有成人之美的心，將沈從文足足地誇了一通，勸她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你！”
張兆和卻說：“我頑固地不愛他！”一副油鹽不進的模樣。
事後胡適寫信給沈從文：“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這人太年輕，生活經驗太少，能拒人自喜。”
以“拒人自喜”來描述張兆和未免偏頗，那個年紀的女孩子，怎麽會沒有一點清高和驕傲？
論意誌堅韌，他有他追求愛情時的“死纏爛打”和鍥而不舍，她卻能在歲月洪流中堅忍不拔，收放自如；論才情，她的小說《費家的二小》《小還的悲哀》《湖畔》等，遣詞造句、排篇布局也都是靈秀俊逸，可圈可點。她有家世，有姿色，有文采，也有資格不為那一點文名所動。
“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的信。”沈從文在後來的《湘行書簡》裏如是說，世人也這樣篤定地認定。
果真是因為“信寫得好”才最終叩開了她的心扉嗎？其實他愛的又何嚐是現實中真實的張兆和呢？
雖然如此被拒絕、如此被勸說，沈從文寫給她的情書卻絲毫沒減少。他的居所在變，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青島，給她寫信卻始終沒變。平淡的文字，娓娓而談的字裏行間，有一種“舍你其誰”的堅韌。
她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動了心。與其說張兆和是被他的信打動，不如說是被他的毅力感動了。
1933年，張兆和畢業後回到蘇州，沈從文也追隨而去。為了拜訪她的家人，他賣掉了一本書的版權，托巴金幫忙買了一套英譯精裝本的俄國小說作為見麵禮。張兆和自然了解禮物的分量，隻收下《父與子》與《獵人日記》，既不失禮也不逾越，卻已經是一種婉轉的信號。
此時張兆和的父親和繼母不在蘇州，老實木訥卻才華橫溢的沈從文得到了張家一群姐姐弟弟的歡心，張允和更是極力想促成這段姻緣。沈從文離開時托張允和詢問張父的態度：“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開明的張武齡對兒女的婚事並不橫加幹涉，任其自己做主。
張允和得到答複後給沈從文拍了一個電報：“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一個“允”字，意義雙關。
但張兆和怕他不明白，又偷偷拍了一封，寫道：“鄉下人，喝杯甜酒吧。”短短的幾個字，裏裏外外甜得都滴得出蜜來。
這一年的9月，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結婚。她成了他的“三三”，他成了她的“二哥”。
愛情的幻想可以漂浮在腦海裏不食人間煙火，但人生最終卻是要落地在柴米油鹽之中，誰也逃不掉。
兩個不同世界的人被排放在一個天地裏，注定要有一番翻天覆地的磨合。兩個來自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一個是帶著野性和奔放的湘西人，一個是煙雨迷蒙樓閣深處走出的大家閨秀；他喜歡他的野調無腔，她卻是自小受過嚴格昆曲培養，修養極高。
除了某些書籍，可謂興趣大不相同。
張兆和排行老三，上有姐姐，下有一堆的弟弟妹妹，地位尷尬，絕不是最受寵的。她更加務實且堅定，這種堅定繼而帶來一種倔強頑固，堅守自己所堅持的一切信念。她的務實讓她從結婚的那一刻起，就能立刻進入到為人妻子過日子持家的角色。
她曾寫信給他：“不許你逼我穿高跟鞋燙頭發了，不許你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東西做事了，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
對著一個浪漫主義者，談論柴米油鹽生計艱難，他是無論如何不能體會也不願意去體會的。說張兆和不曾理解沈從文，沈從文又何嚐真正理解過她？
文人的浪漫主義，並不因年齡而改變，也不隨歲月流轉。所以就顯得務實者是那樣俗氣不堪。這種俗氣，是跟他的理想和浪漫相背離的。那種落差很快就會被乘虛而入，繼而發酵膨脹。所以很快，他的靈魂被另一個人吸引了。
婚外情的對象叫高青子，一個喜好文藝的女青年，是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熊希齡的家庭教師。沈從文和熊希齡都是鳳凰老鄉，所以常有走動，因此沈從文和高青子得以相識。
這個和他一樣充滿文藝情懷的女子，恰好是他的崇拜者。她能和他談論一切對他胃口的話題，也曾按照他小說中的某個人物穿著打扮，傳遞給他一種恰到好處又叫人心旌**漾的信息。
一邊是深愛的妻子，卻和惱人瑣碎的現實生活綁定在一起；一邊是叫他身心愉悅的精神共鳴，卻注定要傷害深愛的人。沈從文為此茫然失措，體現在寫作中，成就了《邊城》這篇偉大的小說。他將自己“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後來，他承認《邊城》是他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誘而又逃避的結果。
而他親口承認靈魂出軌對她會是怎樣的打擊？憤怒、驚訝、怨恨……那些情話音猶在耳、墨跡未幹，轉眼他就對別人有了不該有的情感。怎樣的一種諷刺！張兆和憤而回到了蘇州老家。
沈從文每天一封長信，想要取得她的原諒。他最難過的時候想到了林徽因，於是到梁家向她哭訴，希望“找個聰明的人”幫他整理一下他的苦惱或是“橫溢的情感”。林徽因以自己的經曆開導他，理解他的處境，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和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
若說不愛他，這時候張兆和大可以徹底和他斷絕關係。但，她沒有，她選擇了原諒。他們的婚姻還是在搖搖擺擺中走了下去。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沈從文和一批知識分子逃出被日軍占領的北平，一路向南最後到達昆明。張兆和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沈從文熱切地等待著她和孩子的團聚，卻一直等不到。
時局動**，除卻牽掛還有一絲忐忑。他還是不自信的，他的信裏除卻思念開始有了抱怨，甚至說如果她有了更好的人選他也不會阻攔。
可此時大兒子才三歲，小兒子不過才出生幾個月，她還要照顧小姑子和他朋友的女兒。烽火連天的時代裏，一個女子負擔著這麽多，跋山涉水豈是容易的事情？
她太了解他的天馬行空了，嫁給他之後，她用自己的愛去包容了一個浪漫主義者的全部情懷，放下了所有能發展自己的途徑，一個家庭中注定有一個人要付出得多。
他希望她為人母後還能有所精進，進行翻譯工作，她告訴他：“你說譯書，現在還說譯書，完全是夢話。一來我自己無時間無閑情，再說譯那東西給誰看？誰還看那個？”
她照顧孩子，精打細算、理順生計已是不易，還要應對他時常的大手大腳、仗義疏財。
落在紙上的，始終都是精神臆造的美好，與現實一個交手，都會統統敗下陣來。他抱怨她隻愛他寫信，她也抱怨過那個愛幹淨、生活整齊的沈從文隻活在信裏；他的信裏全是風景、人文情懷，她的心裏全是經濟開銷、人情世故。
但他們在各自的獨立裏，尋找到了一種奇異的平衡。這一切都是婚姻必經的途徑。
張兆和說，在家書抵萬金的時代裏，她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動**的年代，他們被時空割裂在兩邊，隻有接到信的那瞬間才是踏實的。信裏有孩子，寄送衣物，收存稿費，怎樣節省吃穿用度，過日子的艱難，是否辭退老媽子……在這無邊的瑣屑裏集聚起一點一點的溫暖，才是不離不棄的理由、生死相依的樞紐。
如同沈從文寫的那樣：“每個女子就是一個大海，深度寬泛，無邊無岸。”
她並沒有因為沒有熱烈的愛情就放棄婚姻，而是盡自己的努力經營好它。她也許給不了熱烈的愛情，卻給了他無限的包容，近乎母親般的放縱。像一個放風箏的人，不管風箏飄向哪裏，她始終緊緊握住手裏的線，讓他在想找路的時候有跡可循。
而她也活在他的作品裏，那些皮膚黝黑、容貌清麗的女子，都能從張兆和身上尋到蛛絲馬跡。可以說，沒有張兆和，就沒有《主婦》，沒有《邊城》，沒有《三三》，沒有《湘行散記》，沒有《從文家書》……
如果沒有她，他一個人未必熬得過那最艱難的歲月。
在朋友反目、所有的成就被否定時，在飽受冷落乃至被打壓排擠之際，沈從文放棄了寫作。他曾因精神壓力患上憂鬱症，幾度企圖自殺。恢複以後，他將精力放在了古文物的研究上，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服飾史》。
他內心敏感而脆弱，因為居住條件惡劣，為了研究，沈從文自己搬到清華園去獨居。張兆和是個適應能力很強的人，她很快地融入了時代，雖然不理解他對政治的排斥和遊離，但仍舊體貼他的艱難和軟弱，用更柔軟的心去包容勸、慰他。她的內斂和強大是他後半生的依靠。
因為常年廢寢忘食地研究，他的身體越來越差。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他幾乎喪失了自理能力，全靠張兆和寸步不離地照料。如同照顧他們的孩子一樣，她幫他穿衣、擦身、喂飯，幫他按摩活動四肢。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都是她陪伴左右。
沈從文說曆史“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也許旁觀者才能更清楚地描繪當事人。在張允和的《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將他們的感情從頭細細訴說，娓娓道來。而有一段，格外叫人眼眶濕潤。
1969年沈從文下放的前夜，他站在早已淩亂不堪的房間裏，從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皺巴巴的信，麵色羞澀且溫柔，他對張允和說：“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封信。”
張兆和此時已經下放到湖北鹹寧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個小孩子一樣又傷心又快樂。”
何必在苦苦尋找什麽愛或不愛的證據？那些早就融入血液的溫暖，才是點點滴滴供養著生命的養分。
他從來都沒有不幸，因為愛過那樣好的一個人。她是他的“三三”“三姐”“小媽媽”，也始終是他生命裏最好的人。
到底是嫁給“自己愛的人”幸福，還是嫁給“愛自己的人”
幸福？張愛玲之於胡蘭成，張兆和之於沈從文，他們的愛情故事都是答案，又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感情的問題，更像是申論題，任你怎樣直抒胸臆、天馬行空地揮灑，永遠都沒有滿分，也沒有精確答案。
這聽起來叫人沮喪又氣餒，但這樣的多元，才是人生百態，才是人間滋味。
我們能做的僅僅是，在愛的當下，努力地去愛：能盡力的，盡力去愛；能盡情的，盡情去愛。
相守比相愛更難，不管愛得多還是愛得少，隻要是真情，都足夠在老去用來回味，在寒冷時用來溫暖，都算得命運溫柔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