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瑩：真正的貴族女子

到美國以後，上過無數的英語課，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一位叫溫爾頓的白人老太太。

那時候和朋友一起參加她的一周兩次的免費英文課。

北地的冬天是緩慢而漫長的，九月底開始供暖，一直要到來年四五月冬天才算結束。而這漫長的半年中，整個城市似乎都被大雪掩埋著，是個恨不得讓人冬眠蝸居在家裏的季節。

認識她時，溫爾頓太太已經八十多歲了。當她說起自己的年紀，絲毫沒有西方女性常有的隱晦，反而有種隱隱的自豪。

她義務給留學生和他們的家屬上課，每次都要行駛一個半小時的路程趕到學校裏來。雖然年事已高，卻依然妝容精致，精神矍鑠。就算路上再怎樣泥濘，你都看不到她靴子上的泥點。

當我們問起時，她會笑著說，不是她有什麽訣竅，隻不過一下車她就會先去洗手間把鞋子擦幹淨，然後才到教室裏來。

你從來都不會看到她生氣，她也從來沒有慌亂和失態過。談起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世的第一任丈夫，經濟蕭條時的苦難，長子的病逝，孫女的趣事……無論談什麽，她的臉上總是掛著淡然的微笑。

從來沒聽她埋怨過任何事情，譬如天氣、動**的世界、浮躁的人們……她總是語速緩慢而堅定。明明已經上了年紀，你卻在她身上感覺不到蒼老，也不覺得老態龍鍾，反而讓人感覺有一種歲月沉澱的美。

她不過是一位普通的美國老太太，並非什麽出身非凡的貴族，我卻在她身上對於高貴、優雅、美麗等可以用來形容女性美好的詞，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也許歲月是一把殺豬刀，卻從來對內心高貴優雅的人手下留情。

美麗、優雅、高貴，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特權，它們更像是一種信仰和追求。任何人，都有資格；任何時間開始，都不晚。

記得剛工作的時候，同辦公室有位資深文藝女青年，這位姐姐有一回借了一本書給我。作者是章伯鈞次女章詒和，書名叫作《最後的貴族》。後來才知道這本書是港版的，在內地出版的書名叫《往事並不如煙》。

印象最深的，是寫康同璧母女的那篇。那個時代的那些女子，她們身上都有一種曆經雲詭波譎、閱盡世事無常後的一份淡定從容，保有初心和自我。

能被命運沒收的是物質，而同時命運也會因為你的那些美好品格，回報給你精神永恒的豐盛。

她們叫人心生向往，也讓人不勝唏噓。但她們未必想收獲旁人的這一聲唏噓。

女兒的老師曾推薦過一本書，Pollyanna（《波麗安娜》），這本出版於1913年的兒童小說，影響了全世界一個世紀的孩子。

孤兒波麗安娜雖然身陷苦難卻積極樂觀，不管遇到什麽事情，被怎樣對待，都保有一顆善良的心，都能從中得到快樂，並將這種快樂帶給所有人。

她說：即使我們想要一個洋娃娃，給我們的卻是拐杖，我們也有快樂的理由——幸好我們不需要拐杖。

有時候，悲觀的我們，覺得一個人堅強又樂觀，簡直盲目！

我們會以為那些人不過是因為經曆得不足夠苦難，我們總相信沒有人會在真正的苦難前能揚起笑臉。

但如果一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女孩子，前半生曆經繁華、鮮衣怒馬，後半生曆經戰火、貧困、喪偶、羞辱、勞改、孤獨；曾經錦衣玉食，晚年卻連一碗兩角三分錢的肉絲麵都吃不起，但她卻依然保有著內心的驕傲和優雅。

你還會覺得，波麗安娜隻是臆想出的人物嗎？這位叫Daisy （黛西）的女子，也曾把這本書讀給她的孩子們聽。她用自己為榜樣，告訴孩子們，告訴世界：真正的高貴是一種品格，與物質的貧乏或富有無關。

黛西1909年出生在澳大利亞的悉尼，那時候她還沒有中文名。後來回到中國，她的同學以冰心的原名謝婉瑩為名來做她的名字，所以她有了中文名：郭婉瑩。

郭標和他的郭氏一門的兄弟在澳洲從賣水果的小販，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商業帝國。六歲時，郭婉瑩的父親應孫中山繁榮祖國經濟的邀請，舉家來到上海。

她的父親開辦了著名的永安百貨公司，而她母親的家族當時已經在上海擁有了先施百貨公司。從此以後她有了另一個稱謂：永安百貨四小姐。如今在全國遍地開花的華聯百貨的前身，就是郭家的永安百貨。

她是真正的公主：出生在種滿玫瑰花的莊園裏，童年在上海，也是在有著花園和洋房的豪宅裏生活。父親除了工作，閑暇時間便開著福特轎車帶著她和她哥哥去郊外遊玩。

因為家族富有，怕被綁匪惦念，所以從小她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郭家的男人都隨身帶著槍，汽車裝著防彈玻璃，出入有保鏢護衛，玩伴是宋家的孩子。宋子文常常在郭家吃飯，而郭婉瑩是宋美齡大婚時的花童。

貝闕珠宮，翠繞珠圍，膏粱錦繡的童年不知愁為何物。她穿著最流行的衣服，用著最上乘的衣料，上最好的學校——中西女塾。她的同學都是上海上流社會裏的大家閨秀，宋慶齡和宋美齡也是這所美國女子基督中學畢業的。

最好的學校提供的不僅是最好的物質設施，更是讓學生們受益終身的教育。

進入學校，要將身上的錦衣華服、珠寶首飾脫去，否則就充公作為對學校的捐贈。每個人都穿著一樣的樸素合體的學生服，沒有仆人在左右伺候，雪白的床品要她們自己整理得纖塵不染、井然有序。

學校教會她們怎樣做一個“標準女子”，說話的聲調，走路的姿態，吃飯的細節，都必須嚴格遵循上流社會淑女的標準。她們不僅學習怎樣做一個淑女，也要學習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女主人。怎樣舉辦出色的沙龍，怎樣出色卻不張揚，怎樣周到而不圓滑。更重要的是培養她們的品格：堅強、樂觀、獨立，富有同情心。

1928年，郭婉瑩從中西女塾畢業，十九歲的她希望去美國留學，卻因為父親的反對而擱淺了。很快，家裏為她訂了一門婚事，未婚夫是一個富家子弟。

那些被植入身體裏的品質漸漸散發了它們不可忽略的能量。

雖然聽從了父母的安排，但不代表她願意自己的人生被擺布。當她的未婚夫送了一雙絲襪給她，並說“這襪子真結實，穿一年都不壞”的時候，她知道，這不是能陪她一生的伴侶。

她對生活愛得熱烈，需要的是一個可以一同體會、尋找人生快樂的人，而不是一個將目光鎖定在女人襪子是否結實這樣的問題上的男人。

她用“fun（有趣）”來描述自己的喜惡，和她討論襪子的未婚夫是“no fun（無趣）”的，所以她毅然退了婚。

退婚後的郭婉瑩按照自己的興趣，在燕京大學心理學係學習。金錢、家世、學識，於她來說都無足輕重，她對於愛情的考量隻有一條：是不是fun。

在北京，她終於遇到了一位讓她覺得fun的青年，吳毓驤。這位青年，在眾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她的巨型照片，叫郭家上下瞠目結舌。

這位林則徐的後人，世代書香，到他這一代卻已是寒門子弟，但卻是一個有才又有趣的人。他十九歲成為庚子賠款的公費留學生，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東方的內斂敦秀和西方的灑脫奔放相得益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結合起來。

說不盡的有趣話題，時時爆發的新鮮主張，對哄女孩子的那一套得心應手，體貼又有分寸。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a lot of fun，她喜歡他的有趣。

雖然她並沒有想過，這種異性緣很好的男子固然討她喜歡，但同樣也討其他的女人喜歡。大學畢業後，二十五歲的郭婉瑩嫁給了清華大學畢業的吳毓驤。

當兩個對快樂都有追求的人在一起，若能誌同道合，便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倘若其中一個人的快樂的興致偏離了方向，那麽如果一方不能包容原諒，就注定鏡破釵分。

命運仿佛故意給她考驗一樣，讓婚姻不那麽完美。而到人生的最後，她才會發現，婚姻的考驗，隻不過是個開始而已。於人生後來的磨難來說，什麽都不算。

誰都不知道，得知丈夫和一個年輕寡婦有染時她的感受。隻是那一天由姐夫陪著，她走進了他們歡會的居所，站在人前，臉上也僅僅是淡淡的神情。這位寡婦並不是陌生人，而是她曾經的朋友。出入過自己的家庭聚會，喝過自己親手準備的下午茶，欣賞過她插在瓶中美麗的花，卻仍然偷偷地使用了她的丈夫。

她從未說過丈夫高攀了自己這樣的話，雖然人人都這樣說，連吳家的人也這樣認為。但也不代表婚姻中劣勢的一方會忠貞不渝。

丈夫最終跟在她身後回家了。沒有吵鬧，沒有聲張，將巨浪投入大海，海底再怎樣暗流湧動，海麵卻依然是平靜無波。她用海一樣的胸襟容忍了丈夫的外遇，也隱忍了她在產**難產時他卻在俱樂部裏通宵打牌的荒唐。

原來美貌、家世、金錢，從來都不是幸福的保障。她本不需要如此隱忍，但學心理學的她，太明白感情的不確定性，她能更理性地看待男性的不忠，也知道如何疏通自己的情緒。

當你的目光隻有丈夫四周的一丈之地，那麽你注定要畫地為牢，終身監禁；如果你將目光放遠，你擁有的終將是碧海藍天。

她愛過他，當他的愛走了，她也不會再浪費自己的感情，但依舊對他體貼，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欣賞他身上的閃光點。

錦衣玉食供養出的不僅僅是金枝玉葉，還有那份日積月累裏的滲透骨髓的審美。1936年，郭婉瑩和自己的中學同學——國民黨元老張靜江之女張菁英，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女子時裝設計沙龍——錦霓時裝沙龍。

她們試圖於法國巴黎時尚和北平的時尚之間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特色的路，融匯古今，糅合中西，做出能體現中國女人現代美的衣服來。

她們曾以“金枝綠葉”為主題，在錦江飯店舉辦時裝表演。

當時《大公報》也報道了當時的盛況。她們為每一位客人單獨設計長禮服，她們一起在全城大小的絲綢店裏尋覓心中的那塊衣料，在街頭巷尾毫不起眼的小店裏發掘能讓人眼前一亮的事物，她們是最早的“時尚買手”。

有一回采購歸來，兩人遇到持槍的劫匪。子彈穿過玻璃，她的臉被破碎的玻璃擦破了二三十個口子。郭婉瑩沒有像尋常女子一樣大哭小叫，而是鎮定地發動車子躲過危險，把車開到醫院處理傷口。

她總能在最負麵的人生裏尋找到最正麵的光亮。

她沒有為自己美麗的麵孔受損而哀號，卻從中發現了營銷的機會。郭婉瑩將她們的曆險記通知了城裏所有的英文報紙，讓他們派出記者來采訪這個故事。第二天，出現在報紙上的不僅有被子彈打穿的汽車，還有她們的錦霓時裝。

沒有人能抵抗的，除了歲月的變遷，便是曆史的洪流。

抗日戰爭時，由於日軍的轟炸，她們的錦霓不得不停業，張菁英也去了美國。這時候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她第一次經曆貧困，對丈夫依然沒有一絲怨言。她放下身段走出去，給報紙拉廣告來貼補家用。哪怕戰後丈夫再一次發達，她雖然重新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卻依然選擇出去做事，而不是將自己困於家庭。

仿佛人不經曆最苦痛的煎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堅強。就像她對孩子所說的：“人這一生總會遇到很多事，那時候一定不要怕，什麽也不用怕。”

曆史的大浪拍過，幸存的是少數。丈夫被打成右派，被判欠國家六萬四千美金和十三萬元人民幣的債務。家產被沒收，而作為“反革命”的妻子，所有的欠債，都需要她去替丈夫償還。

她進了資本家學習班學習，平生第一次拿起沉重的錘子，把大石頭砸成小石塊。她被趕到狹小的亭子間居住，冬冷夏熱。她被要求去掃廁所，把沒有把手的馬桶搬到河邊清洗，在冬天去剝掉大白菜被凍壞的菜葉子，在工地上當小工，拌水泥，爬腳手架，被人呼來喝去……

她做著上輩子都沒想過的髒活累活，卻仍然能笑著對孩子說：“你們看！沒有媽媽不能做的事情。”而這時候她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

後來她在美國，遇到了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對方問起她勞改的情況時，她卻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形，不在那時急劇發胖。”她拒絕西方媒體的訪談：“我不喜歡把自己吃過的苦展覽給外國人看，他們其實也是看不懂的，他們是想把我表現得越可憐越好，這樣才讓他們自己覺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知道如何保有自己的自尊，她洞悉人情，知道如何在最困難的時候保護自己和家人。

“要是生活真的要給我些什麽，我就接收它們。”她平靜地領回丈夫的屍身，平靜地為他辦理後事。在艱苦的條件裏她仍然保持著喝下午茶的習慣，仍然能在煤球爐上烤出彼得堡風味的蛋糕。

那種“平靜”之下，有著驚天動地的力量。她說：“世間所有的，都像水一樣，要是它在流著，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著，它就幹了。”

如同我們所經曆的苦難，你可以選擇帶著怨懟，將心靈枯幹，將靈魂萎謝，也可以選擇讓它東流而去，留下空間去盛放人世的美好。

從1966年起，她開始獨自生活，住在上海的一條弄堂裏，與鄰居合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她的生活裏不再有帶著大花園的洋房、高到天花板的聖誕樹、擦得能照出人影的銀器茶具，沒有了紅木家私，沒有了能做好吃的福州菜的廚子，也沒有了撒著核桃碎的冰淇淋。

所有能證明“貴族”派頭的一切都沒有了，唯一留下來的，是那顆永恒高貴的心。

曆史是一本書，總有翻過去的時候。她在晚年被請去教授英文，她以她的知識受到了家世以外的尊重。她堅持獨自生活，自己照顧自己。她臉上永遠有精致的妝容、安詳的笑容，身上穿著幹淨合體的衣著，非關取悅，隻是因為她的教養和禮貌。

她出國六次又回來了六次，拒絕了子女要求她移民海外的要求，獨自留在上海直到1998年離世。

她是不平凡的女子，也是平凡的女子。她身後沒有流芳百世的著作，也沒有驚天泣地的事跡，有的隻是一個女子將高貴自尊優雅修煉一生的史詩。這樣的女子才是不可戰勝、不能被損害的。

真正的高貴，不是從來沒有低過頭、彎過腰，而是從未折斷過精神的脊梁。就如同她去世時別人送給她的挽聯：“有忍有仁，大家閨秀猶在；花開花落，金枝玉葉不敗。”

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有太多的貴婦，卻沒有一個真正的貴族，隻因為浮躁的我們將目光都停留在外物之上。

手裏的柏金包、身上的香奈兒、腳下的菲格拉慕、耳垂上的卡地亞，都隻是昂貴的標簽，卻不是“高貴”的必備單品。

如同奧黛麗·赫本所說的：“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s,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s her hair.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女人的美麗不在於她穿著什麽衣服，有著怎樣的體形，梳著怎樣的發型……女人真正的美麗體現在她的靈魂。

女人的高貴無關貴賤，它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優雅從容。雖苦難不退縮，雖詆毀不辯駁，雖困頓不零落。是世事無常裏的一抹坦然的笑容，是改變那些能改變的、接受那些不能改變的通達裏的一點自如。

不是要甘於貧困和現狀，而是在努力豐盛物質條件的同時，也要努力豐盛我們的靈魂。因為那才是讓我們姣好麵容上能夠發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