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璿：不要用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

張愛玲《傳奇》再版序裏寫道：“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

而對大多數人而言，出名過早，就算得到了一時“痛快的快樂”，更多的時候也意味著要承擔這種少年成名所帶來的不適宜的重壓。

1934年，十四歲的周璿參加了上海《大晚報》舉辦的“播音歌星競選”活動，僅以微弱的票數差距落後於冠軍白虹——當時的當紅藝人。電台稱讚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雖然名列第二，周璿卻獲得了“金嗓子”的稱號。

對今人來說，老歌裏除卻《茉莉花》，怕是人人都會唱一段《夜上海》。雖然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是她主演的電影《長相思》裏的插曲，但這首歌卻仿佛是一個特定的符號，標誌著滬上說不盡的旖旎風情，依舊在今世流轉。

她一生中所唱過的兩百多首歌曲，仍有許多被人時時唱起。隻是，唱歌的人那樣多，卻再沒有一個人可以被稱作“金嗓子”。

周璿當年有多紅？從影不到兩年就拍了九部電影，歌壇中更是難尋比肩者。她每天要跑幾家電台播音，十七歲就已經在香港、菲律賓等地巡回演出。

她在近二十年的演藝生涯中，一共拍攝了四十三部影片，十裏洋場的留聲機裏到處都能聽到她的歌聲，大街小巷的報紙裏總能見到她的玉照。

1945年，周璿在金都大戲院開演唱會，票價高達三百元，卻是一票難求，一開售很快就銷售一空。據當時的報紙報道，三天演唱會共售四百萬餘元。

她主演的電影，無論是古裝片還是時裝片，每一部都叫座叫好。影片的拷貝搶手到東南亞一帶的片商提著現金到上海來搶購。

白崇禧將軍的兒子——文學家白先勇在他的《上海童年》一文中這樣寫道：“那時上海灘上到處都在播放周璿的歌，家家‘月圓花好’，戶戶‘鳳凰於飛’。小時候聽的歌，有些歌詞永遠不會忘記：‘上海沒有花，大家到龍華，龍華的桃花回不了家……’大概是受了周璿這首《龍華的桃花》的影響，一直以為龍華盛產桃花，1987年重返上海，遊龍華時，特別注意了一下，周璿時代的桃花早就無影無蹤了。”那是一個時代的符號。

而1941年《上海日報》電影副刊發起第三屆電影皇後的評選，周璿更是以最高票數當選。

按照她的兒子周民在《周璿日記》一書中的說法，周璿是常州一戶蘇姓人家的孩子，幼年時被舅舅拐賣至上海。但這種說法沒有獲得法律上的查證，因此她的身世依舊是謎。

六歲時，周璿被上海一戶姓周的人家收養，起名周小紅。養父周文鼎，在上海工部局做翻譯，養母葉鳳珠曾是一位粵劇演員。

被收養後，周家也家道中落。加上養父吸食鴉片，生活越發困苦。養父動起了周璿的主意，打算將她賣入青樓，這時候養母挺身而出保護了她。

和周璿相處過的人對她的一致評價是性情溫和，天真內向，聰敏而忠厚。對於外出幫傭做工掙錢來供她讀書和生活的養母，她一直心懷感激，成名以後也是一直和養母生活在一起。

大約是因為所受的苦痛太多，別人一點點的溫暖都能叫她全心以報。在那個時代，即便是親生的母親，也不見得能給予女兒全身心的愛，更何況是一位養母？

但因為沒得到過，便永遠都是好的。所以，在潛意識中，她將人生所有的困厄和痛苦都歸結為沒有和父母在一起。那麽，如果找到了親生父母，便應該什麽苦都沒有了吧。

1941年，周璿為上海《萬象》雜誌撰寫的文章《我為什麽出走》中寫道：“六歲以前我是誰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這已經成為永遠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而她臨終時心心念念的仍舊是：“我是苦命……一直見不到……親生……父母！”

“我是誰的孩子”是困擾周璿一生的心結。

對於父母的渴望，對於血緣、家庭的憧憬，幾乎是她除了藝術以外唯一的支柱，也可以說是她人生悲劇的源頭。

雖然被收養是不幸的，但是養父的兒子周履安卻是她不幸童年裏罕有的一點溫暖，也是她走向熒屏的引路人。周璿能進入《馬路天使》劇組，也是因為周履安的推薦。他是中國當時明星電影公司的當家小生。周璿天然去雕飾的表演，讓“小紅”成為她最經典的電影形象。後來哥哥因墜馬離世，也給了她一個沉重的打擊。

沒有父母疼愛的童年，被寒冷和饑餓時時光顧的童年，動輒被養父打罵的童年，都是灰色的。唱歌是她唯一紓解的方式。

1931年的一天，周璿的歌聲無意中被明月歌舞劇社的琴師章錦文聽到了。在她的推薦下，周璿加入了著名音樂家黎錦暉創辦的明月歌舞劇社。

明月歌舞劇社不是普通的草台歌舞班子，而是擁有著像王人美、黎莉莉、白虹、胡笳、聶耳、黎錦光等一大批明星和當時頂級的音樂人才的地方。

一個人能成功，除卻天分，就隻剩努力了。

周璿天生一副好嗓子，卻沒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在明月歌舞劇社裏，她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跟章錦文學習五線譜、彈鋼琴，又跟來自北京的藝人嚴華學說普通話。

初進明月歌舞劇社，練琴也要論資排輩。往往是別人在練琴，她就在一邊默默地看著學習。等前輩練完琴，她才有機會去摸一摸鋼琴。

清晨練聲樂，中午彈鋼琴，深夜背台詞，她比任何人都努力。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她的音樂修養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不但能識五線譜、彈鋼琴，而且也能說一口普通話了。

正如她所說：“歌唱根本沒有秘訣，也沒有門徑。所主要的，不外乎和其他的各門藝術修養一樣，隻有不斷地學習、長時間地鍛煉罷了。”

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有一回她頂替台柱子白虹出演歌舞劇《特別快車》，博得了滿堂彩。她將歌曲《民族之光》演繹得格外動人，因為其中一句歌詞“與敵人周旋於沙場之上”唱得尤其出彩，在社長黎錦暉的建議下，她改名為周璿。

會話式的自然發聲的方法，將民族唱法通俗化，把嘴唇靠近話筒，嗓音從話筒中傳出來格外柔和纏綿，娓娓動聽。周璿可謂是流行歌曲的鼻祖。

隨著演藝和歌唱事業的成功，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被大小報刊密切關注著。一點點的小事都能被無限放大，這是一個明星獨享的矚目，也是矚目後的代價。

1943年的《新影壇》雜誌曾這樣評價過周璿：“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嚴肅的。你可曾看見她獨個兒在交際場所或遊樂場中出現？除非有應酬，她總是難得外出的，這也是她值得為人稱道的一點。”

可嚴肅為人，嚴謹生活，也禁不住捕風捉影的蜚短流長。本是平順的愛情，卻在聚光燈下變成坎途。

她剛進入明月歌舞劇社，就受到了嚴華的特別照顧。如父如兄一樣的嚴華不但熱心地教她學習說普通話，還為她的前途機會盡心盡力。他利用人脈為她開拓演出機會，把她推薦給百代、勝利唱片公司灌製唱片。

明月歌舞劇社解散後，周璿不得不又要回到養父家中麵對被虐待的生活，而為了她，嚴華放棄了自己的商業，在困難重重下辦了新月社。

雖然不過一年新月社就因經營問題而解散了，但周璿卻已經在歌壇立穩了腳跟。

嚴華年長她九歲，是她口裏的“嚴華哥哥”。由感動到感激到愛戀，最後的結婚就那樣水到渠成。

隨著周璿事業的輝煌，他們的感情卻在流言的襲擊和性格的衝突下日漸冷卻。1938年秋，周璿簽約於上海國華影業公司，迎來了她的新一輪拍片**。

懸殊的收入，聚少離多的婚姻，報紙上捕風捉影的緋聞，都讓這個大男子主義思想頗重的男人開始疑心重重。

他在經濟上對她嚴防死守，雖然她一年拍片所得不下萬元，卻都要悉數上交，包中現金不超過五元。他對生活也極為苛刻，有時候親友來訪，連招待的點心都拿不出。家中收入豐足，卻不肯請幫傭，一切大小雜事都由周璿養母打理。稍不順心，他就公然對她辱罵責打。若她拍片歸家稍晚，定然遭到嚴華的痛罵乃至毆打，非要讓她認錯才肯罷休。

誰都沒料到聚光燈前眉彎眼笑的周璿，背後的婚姻生活卻是如此千瘡百孔。

她也不曾想過，愛情的盡頭是這樣遍體鱗傷。自殺未遂的她，痛定思痛，最終下定決心結束這段婚姻。

一個當紅女明星的離婚是轟動的，蜚短流長、惡意渲染的報道給了她精神上極大的壓力，使得她長久走不出婚姻的陰影。

也許曾經草率倉促地走進的婚姻，讓她對結婚有一種懼怕。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她的感情世界是空白的，直到遇到了上海“話劇皇帝”石揮。

工作上的接觸，生活中的碰觸，雖然心底早有愛的火花，但這段感情仍舊浮浮沉沉在各種報紙上的花邊新聞裏，不辨真假。

直到1946年，周璿去香港拍片前，兩人才最終剖白心事，匆匆訂下婚約。

愛情是需要悉心栽培和澆灌的，而時間和空間雖然不是愛情的殺手，卻可以是淩遲愛情的利刃。

兩地遙望，她耳邊傳來的都是他的緋聞、他的不忠。而他那裏，亦是如此。不斷有別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撥離間，讓對婚姻杯弓蛇影的她最終錯失了這一段感情。

她後來發病清醒的間歇，看到石揮要結婚的消息，很難過。

“當然我願意他更能幸福……隻有我自己對不起人家，沒有別的話好說，永遠回憶著，自己難過吧，活該！”

上海最大的綢布商的兒子朱懷德，以上海男人特有的溫和周到待在在她身邊，兩人斷斷續續交往了近八年，也沒有走進婚姻。

1951年在拍攝《和平鴿》時，因受到刺激，周璿精神病發作。而此時美術教師唐棣出現在她身邊，一邊用“愛情”迷惑她，一邊將她的財產網羅一空。1952年，唐棣因詐騙罪和誘奸罪被判入獄，這又令周璿的病雪上加霜，不久她生下二兒子。

1957年，精神疾病即將康複的周璿，患上急性腦炎，一個多月後便與世長辭了，年僅三十七歲。

都以為她為情所傷，實際上在感情問題上她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

在婚姻中受了委屈，被不切實的報道中傷，她會挺身撰文為自己辯解，決不做竇娥。

十一歲開始踏入五光十色而複雜的演藝圈，並非靠一顆單純的心撐起一場二十年的盛名不衰。

雖然年輕，她卻並非沒有智慧。眼見第一屆電影皇後胡蝶的曲折、第二屆電影皇後陳玉梅的勝之不武，在被票選為第三屆電影皇後的時候，周璿對這一稱號避之不及，登報聲明嚴辭不受。

在1944年與上海《新影壇》記者的“二十一問”中，當被問到“給你影響最大的導演是誰”，她的回答是：“導演過我演戲的各位導演。”何等謙虛且智慧。

抗日戰爭時期她為表明不和日本人合作的態度，公開宣稱退出演藝圈，很有民族大義。

她明白金錢對一個女人的重要性，對金錢格外嚴謹重視。都說朱懷德騙了她的錢，可精明如她，如何會被男人騙？

1950年懷孕八個月的周璿從香港回到上海，隨即登報和朱懷德脫離同居關係，果斷而幹脆，沒有一絲拖泥帶水。而孩子的父親，她卻閉口不提，絲毫不在意旁人怎麽看。

她不曾敗給任何人，而是敗給了疾病和時代，還有解不開心結的推波助瀾。回到上海後，周璿無法適應和融入當時上海文藝界的氣氛，其中的壓力可想而知。

她少年成名，卻為人謙卑愛學。雖然沒上過什麽學，卻愛看書，尤其愛看人物傳記。跟著家庭教師學習，後來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

但唯獨在對親生父母的問題上，始終偏執。她一直不曾放棄尋找親人，在她成名了以後，常有人冒充認親。但在聽到要驗血的時候，都消失無蹤了。她一次又一次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

常年日夜無休地拍片、唱歌，嚴重透支了她的身體。失眠、神經衰弱一直如影隨形，也為她日後的病發打下了伏筆。

她病發後，大兒子被趙丹、黃宗英收養，長大後卻對周璿的話題敏感而排斥；二兒子周偉在父親入獄後，輾轉孤兒院和收養家庭間，可謂淒涼，到三十來歲還不知自己的身世，直到1983年才證實自己的身份。而兄弟間也並不和睦。

她畢生所追尋的“我是誰的孩子”的悲劇，再一次地發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大概是她始料未及且不願意所見的吧。

在《周璿日記》一書的第一頁上寫著：“把人家的過錯來懲罰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這句話，仿佛是她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醍醐灌頂的反省和頓悟，依舊沒能挽救她的焦慮和恐慌。終其一生，她都沒能從這種桎梏中逃出生天。

到後來，她對從前的事情已經大都記不清了，偶爾沉渣泛起，也會讓她頭疼眩暈，仿佛是身體開啟的自我保護。大約從前對她來說，苦楚多過甜蜜，刻骨銘心的都是錐心之痛，不如忘記。

但如果遺忘是最好的結局，為什麽忘得不早一點？

如果打不開心結，不如去試著忘記，而不是將自己逼入死路，和自己困鬥到底。

讓別人的錯誤去懲罰別人，過一場有缺憾卻心安理得的人生，也沒什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