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懂得珍惜也知道放棄，堅持追
王菲有一首很老的歌，大約人人都聽過，其中有一句歌詞傳播很廣：“蝴蝶飛不過滄海，沒有誰忍心責怪。”
似乎在人們的印象裏，蝴蝶就是那樣漂亮而纖弱，生命光華又短暫。它隻要漂亮一輩子就好了，沒有人會對它有更高的期望。
蝴蝶的一生有多長？最短不過數日，最長也不過幾月。它能做什麽事情？在花叢中飛來飛去就可以了，就足以成就一幅美麗的畫，而沒人要求它能成就壯麗。
然而看過紀錄片《帝王蝶的遷徙》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種蝴蝶，會像眾多鳥類一樣南遷北徙。身重不過六克的美洲帝王蝶要飛行四千公裏，穿越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用三到四代的生命接替才到達最終的目的地加拿大。
而在1989年4月23日的加拿大，一位老人與世長辭，她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蝴蝶要飛走了。”
八十一年，這隻蝴蝶閱盡人世之繁華，也嚐過亂世的艱辛，完成了她人世滄海的飛躍，最終棲息在加拿大溫哥華本拿比區的科士蘭公墓裏。
北望是皚皚雪山，被綠茵覆蓋的整座山丘裏，安息著數不清的人們。她將生前的璀璨和毀譽都留在了世外，獨留於世的，不過是一塊青銅地碑，泯然於眾。上麵刻著“潘寶娟之墓”，下方寫著“胡蝶PO KUEN POON（威氏拚讀法與客家人拚音法的混合體）”，簡簡單單地刻著生卒年、出生地，有一種洗盡鉛華的沉澱。
很少有人知道這裏埋葬的是中國曾經紅極一時的明星，甚至當年她的很多鄰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寶娟，是她的乳名；潘，是她的夫姓。而她的另一個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是“胡蝶”。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刊載了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的兩首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詩一見報，全國嘩然。張學良被罵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而當紅明星胡蝶則成了禍國殃民的紅顏禍水。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時，胡蝶正隨著電影公司的外景組趕往北平。因為同時拍攝三部影片，生活節奏極其緊張，導演張石川帶隊，所有應酬都是集體行動，不允許私下離隊。等她回到上海，才知道謠言已經傳得這樣厲害了。
“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責者相與跳舞耶！”她擲地有聲地聲明，公司同事澄清也無法力挽狂瀾，事業正盛的胡蝶在名譽上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而這傳聞至今仍在流傳。
輿論的力量有多可怕，看看阮玲玉臨終前的“人言可畏”四個字便可知。胡蝶卻沒有被流言擊垮，仍然專心做自己的電影事業。正如她後來所說：“我並不太在乎，如果我對每個傳言都那麽認真，我也就無法全心全意地從事電影演員的工作了。和張學良跳舞的事情，鬧了近半個世紀，現在不都澄清了嗎？”
幾十年後，胡蝶在她的回憶錄中，對謠言的始作俑者馬君武非但沒有責怪，反而替他解釋說，因受日本通訊社造謠中傷，以引起國人憤慨、轉移目標，馬君武也是出於義憤而作。“謠言止於智者”，是她唯一要說的話。
而實際上，胡蝶一生中遭受過的造謠中傷，遠不止此一件。
時代不同，放在今日可以是炒作成“當紅炸子雞”的緋聞，放到那個時代是足可以摧毀一個人的生存意誌的毒箭。
因拍《白雲塔》，胡蝶和阮玲玉結下深厚的友誼，她在莫斯科聽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根本不能相信，幾乎要昏倒過去。而她回到國內，謠言早就飛滿天，說她聽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付之一笑。摯友之死已是痛徹心扉，更何況緊隨其後的惡意揣測？
人們往往喜歡把胡蝶和阮玲玉放在一起比較，比演技，比做人。作為好友，大約胡蝶並不願意被人拿來和阮玲玉比來比去，雖然她總是被人稱讚的那一個。她無意去和人爭高下、分伯仲。
臨出國胡蝶去見阮玲玉，見她心事重重因感慨身世而傷心落淚，胡蝶勸她說：“人生也似舞台，悲劇也總有結束的時候。我自己在苦的時候場對自己說，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會有快樂的來了。”
可這一段話沒能挽救阮玲玉的生命。而胡蝶的人生幾盡滄桑，遭遇的詆毀和痛苦並不比阮玲玉少半分，她卻是靠著這樣的信念走過來的。
莫泊桑在《人生》中寫道：“我覺得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時，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話就淚流滿麵，有時，也發現自己咬著牙走了很長的路。”
人生漫漫，沒有跨不過的障礙，往往越不過去的隻是自己。
因為有追求，所以它可以是燈塔，照亮你腳下的路不讓你失去方向；因為懂得珍惜，所以不會錯過；因為懂得放棄，所以能走最好的路；因為學得會忘記，才能挨過最難挨的歲月。
1908年，原名胡瑞華的胡蝶出生在上海，祖籍廣東省鶴山縣。她的姑母是唐紹儀弟弟的妻子，靠著姑父的提攜，胡蝶的父親在京奉鐵路上當了總稽查。
胡蝶的父親為人寬厚，性格開朗，愛開玩笑，很有幽默感。
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更是父親的掌上明珠。母親出生在大家庭，所受教育不多，卻很懂得為人處世，胡蝶在待人接物方麵很受母親影響。
勤懇本分，是母親給予她人生最樸實的教導，也貫穿了她的一生。所以她在拍電影的時候，無論什麽角色，主角還是配角，都會盡力去完成。無論做什麽，都要求自己要做到十全，始終不敢忘記母親“要認真做人”的教誨。
在電影學校，為了增加拍片技能，她和同學徐琴芳學騎馬、學開汽車。當時沒有駕校，更少有女孩子學開汽車。她就發奇想，叫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江灣郊外，請司機指點並付給他加倍車費，就這樣她學會了開汽車。
她拍戲從來不遲到，每次都按時到達片場，化好妝換好戲裝在攝影棚裏等待就位。聽導演說戲，她更是細心、虛心。著名導演鄭正秋叫她“乖小囡”，而以脾氣暴躁出名的大導演張石川，唯一沒讓他發過脾氣的人就是胡蝶。
在拍攝中國最早的蠟盤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時，後期錄音時，她每天都在錄音室待六七個小時，汗流浹背絲毫不抱怨；拍攝《自由之花》她飾演小鳳仙，為了練好電影裏的插曲，她每天天不亮就要早趕到片場練習；拍《啼笑因緣》，為了演好唱大鼓書的沈鳳喜，她請了專門的老師教場大鼓書。為了配合各種角色，她樣樣都要學，沒有替身，威亞都是親自被吊上去。
為參加莫斯科電影節，每天在拍片之餘，專門請一位英國太太教授她一個小時的西方禮節，諸如刀叉使用，乃至下樓梯不能看腳的小細節都注意到。
這樣嚴謹認真的態度，使得她在圈中口碑極佳，也很有觀眾緣。
論長相，她不是最美的；論演技，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那種不蔓不枝的雍容大方，左臉上甜美的酒窩，都成了當時美人的標誌。
1933年《明星日報》組織讀者觀眾投票選舉最佳電影女演員，她以21334票當選，成為中國第一位“電影皇後”。她卻低調而謙虛，一再表示論演技阮玲玉更勝一籌。
這樣和睦家庭走出來的孩子，性格大都不差，在遇到困厄之時，也不容易走進死胡同。
胡蝶隨著父親長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線上，她為了融入當地人的生活，要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學習各種語言。她對語言天生敏感，後天又很有學習語言的意願，所以模仿當地人說話惟妙惟肖。
她的先生潘有聲是福州人，她為了聽懂別人在說什麽，便跟著學福州話。到老的時候，在國外碰到福州人，談起天來都會被以為是福州人。
語言上的天分和勤懇，讓她順利度過了從默片到有聲電影的過渡。
朱光潛先生曾說過：“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而胡蝶便是懂得進退，出世、入世的美人。
1924年，十六歲的胡蝶隨父親從廣州回到上海。家裏人口眾多，雖不用她去負擔家用，她卻仍然有一種責任感。
在報紙上看到中華電影學校招生廣告，胡蝶產生了報名嚐試的念頭。去考試的時候，她靈機一動給自己起了一個叫“胡蝶”
的藝名。為了顯得老成一些，她把自己打扮成少婦，梳橫S頭，戴了一朵大花在左襟，長墜耳環，穿長裙圓角短襖。她通過了表演考試，在一千多個報名者中脫穎而出，被成功錄取。
對於女兒的選擇，父親寵愛慣了，一概由她。母親雖然反對，卻對她的日常生活越發關注，教育她潔身自愛，認真做人，凡事退讓不搶前。
胡蝶剛進入電影界，在《戰功》中做配角，是隻有幾個短鏡頭賣糖果女郎的角色，她也盡力去演。
在片場完全服從導演指揮，回到家裏熟讀劇本、揣摩人物性格，常常在房間裏自言自語，有時哭，有時笑。
雖然沒有當一個紅星的抱負，但生就要認真做事的性格，最終成就了她的演藝事業。
開始她在天一電影公司做演員，雖然對天一的創作路線並不完全讚同，但她明白，作為新人，她懂得理想和現實的距離。穩定的職業和收入、在藝術實踐方麵得到磨煉的機會，都比空談所謂的理想來得實際得多。
在天一的兩年，她拍攝了十五部影片，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她同劇團裏的所有人都相處融洽，拜眾人為師，大家也都願意幫助她。
一個演員的成功，不僅靠自身的努力和修養，也要靠為人處世。這個道理在近一個世紀後的娛樂圈同樣適用。但凡成就高的演員，無一例外都是圈子裏人緣好、資源廣的。
胡蝶不僅僅把拍戲作為謀生的工作，還對其有更高層次的藝術追求。她明白，一個演員的成功，還取決於影片本身的藝術價值和導演的藝術才能與眼光。
雖然一直是女主角，但天一的影片娛樂性多於藝術性，票房雖好，卻沒有價值，評論也不高。於是她借著公司調整的機會果斷地離開了天一，這讓很多人覺得可惜。但事實證明，她還是選擇了最正確的路，她的眼光和魄力都成就了她日後藝術上的輝煌。
在拍攝《秋扇怨》的時候，胡蝶認識了演員林雪懷，兩人相愛後訂婚，終於又因性格不合分手。最後卻是靠打官司才解除了婚約，遇人不淑使得她身心俱疲。
當時報刊諸多傳聞，將兩人的關係描寫得相當不堪。但她沒有在傳聞和謠言前退縮，而是更加謹小慎微地做人，將心思全部放到電影藝術中。
作為當紅的明星，她的追求者甚眾。有了前車之鑒，她越發注重自己的言談舉止，對感情的問題格外謹慎。
她和後來的先生潘有聲是在朋友私人茶舞會上認識的，那時候他在洋行工作。胡蝶很欣賞他的待人誠懇、講信用、肯鑽研。
但從相識到結婚，經過了六年，這六年裏他們從未單獨出去過。
對一個明星來說，聽起來未免有些迂腐。但這是她從從前經曆中吸取的教訓，也有阮玲玉“人言可畏”陰影下的謹慎，更是對潔身自愛的認真。
胡蝶是個極其注重家庭的人。為了胡家有後，胡蝶的母親堅持為父親納妾。一個溫暖的家庭往往有溫暖的關係，一個懂得處理複雜家庭關係的女子，往往有著常人不能及的智慧。而母親更是把這種智慧傳給了胡蝶。
庶母生下四子一女，兄弟姐妹間相處很是融洽。甚至庶母的母親，胡蝶都親切地稱為“姥姥”，她跟著姥姥學京白，從影後的生活甚至都是這位姥姥在照料。
她成名以後，工資每月有兩千元，一半公司扣留，實際發給一千。而她將養活全家的責任一肩擔起，除了必要的添置，她所有的錢都給了家庭，並開了一間“胡蝶”公司請父親經營。
因為父親有病在身，公司配給她的汽車她幾乎從來不用，都是讓給父親使用。
正是這種對家庭的責任和愛，讓她麵對戴笠軟硬兼施的追求時，選擇了犧牲自己，保全家人。
1937年七七事變後，胡蝶隨潘有聲和家人來香港避難。可不久，香港也淪陷了。為了逃避與日本人合作，不參加日軍拍攝的電影《胡蝶遊東京》，她以有身孕為由，一麵對日本人敷衍拖宕，一麵和遊擊隊取得聯係。在遊擊隊的幫助下，避開日軍的監視逃回了內地。
胡蝶將三十箱全部家當托人運往內地，誰料在半路被劫。這其中有她拍戲以來的戲服、親朋好友之間的書信和禮物、金銀珠寶。她為此大病一場。
戴笠便是在這個“恰當”的時機走進了她的生命。書信早已丟失，珠寶也轉手不知何處。戴笠卻按照她開的單子派人去國外采辦了同款的珠寶、衣物。
滿滿當當的三十個箱子擺到她的麵前，聰明如她怎麽會不懂得其中的含義？
稍早之前，在拍攝《建國之路》時，她遭遇了日本對湘桂公路的總攻擊。她和同事們混在盈千累萬的難民中倉皇逃命。
若說從前她還有些許優越感，可在難民中聽到的聲嘶力竭的痛哭和滿目可見的人間慘狀，真正給她當頭一棒。亂世如斯，大時代下，個人何等渺小？
她怎麽會不明白拒絕的下場和接受後的命運？所謂尊嚴在一家十幾口的生命麵前變得那樣不值一提，她在玉碎和瓦全間，做出了世人無權責難的選擇。
丈夫被戴笠支去滇緬邊境做生意，她被安置在戴笠的公館，與他同居了三年。
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被一個標簽完全標注。譬如誰會想到惡名昭彰的軍統頭子戴笠也是熱愛國學之人，在發達之後會花巨款為部下建立一個中國古典書籍圖書館？
在曾經在中國工作的美國軍官筆下，戴笠“英俊瘦長，有一隻纖細優美的手”，“有軍人的幹練，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可見並非麵目醜陋之輩。
比起相濡以沫的細水長流，也許風流成性者的浪子回頭對女子更具有衝擊力。
相處的歲月，就算是被迫和敷衍，胡蝶也一定是有智慧周旋。
很難說，到底是誰俘獲了誰，隻看著修羅一樣殺伐征戰的戴笠能為之化為繞指柔，隻說是來自一方愛情的力量，未必叫人信服。
他的風流史長篇累牘，他卻為她轉了性。從和她在一起開始，生生將一出寫實劇演成了愛情劇。而實際上，在他不名一文時，也早就對胡蝶一往而深了。而這時候的胡蝶，已經三十六歲，怎樣的傾國傾城也都不可能抵擋歲月的痕跡。
為得到美人的心，戴笠可謂體貼入微。大到住處的舒適，小到空運她愛吃的水果、可心的衣飾。吃穿用度，全都一一親自過問。
他的手下沈醉在回憶錄裏寫過，戴笠為了討她開心，“特意為她在重慶楊家山蓋了一幢別墅，他讓工匠把別墅的道路修成‘喜’‘壽’兩個字，並準備在字的空隙處點綴上名貴樹木和奇花異草”。戴笠把收集奇花異草的任務交給了沈醉，沈醉手下的人卻將四川軍閻王陵基母親墳上的一株古柏樹挖來了。
誰都看得出來，戴笠是動了真情的，他也不滿足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同居生活。1944年聖誕節，中美合作所的新年晚宴上，戴笠正式宣布了他和胡蝶的關係。據當場的美國官員回憶，那一晚戴笠一共喝下了一百六十多杯黃酒，麵不改色，侃侃而談。胡蝶卻是少言寡語，眉目間隱隱哀愁。
誰也不知道，那種哀愁到底是“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
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的息夫人式的委婉抗拒，還是其他的什麽。
抗戰勝利後，戴笠積極籌備和蝴蝶的婚事，要和她做長久夫妻。戴笠借杜月笙之手，逼迫潘有聲在離婚協議上簽字。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飛機意外墜毀，讓胡蝶重新回到了丈夫潘有聲身邊。
那時的壓力實在非今人可以想象，閑言碎語鋪天蓋地，有多少人等著看她的笑話。胡蝶以怎樣的慧眼找到了這樣對自己深情不渝的丈夫，這對真正的患難夫妻攜手一起麵對。
他們遠走香港，一起經營胡蝶牌暖水瓶，日子過得平淡和順。六年後，潘有聲因癌症去世，同時胡蝶也發現丈夫的熱水瓶廠和洋行都已瀕於破產。
一個智慧的女人，有一種無論被命運怎樣揉捏都不會粉碎的堅強和千帆閱盡的平常心。享受得了聚光燈下的矚目，也挨得過從頭再來的艱難。
四十多歲的胡蝶重返屏幕，她明白年華早已逝今非昔比。那麽仍舊做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個優雅地隨歲月老去的女人。
她無所謂給新人做綠葉，因為“電影圈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她也憑著自己的認真再一次創造輝煌，1960年胡蝶憑《後門》一片獲得了第七屆亞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
翻開她的回憶錄，你看不到一個紅極一時的女明星的蹤跡，有的都是對電影的思考，對共事過的同事的回憶，對中國電影界曾付出過貢獻的前輩的回憶和崇敬。娓娓道來中國電影最初的崛起，和在國外見到的祖國積弱被歧視的悲哀，處處顯示了她的民族大義。
唯獨對於那段歲月，她始終守口如瓶。留下的僅有的話是：“關於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傳言，而且以訛傳訛，成了確鑿之據的事實。現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而我更喜歡這一段：“當飛機徐徐飛起，山城變得越來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條線時，心中不免起了眷戀之情。人有時是很奇怪的，當你離開了一個地方時，會將這裏曾經經曆過的苦難淡出，而在那一瞬間留下的隻是美好的記憶。”
是的，把人生中美好的帶走，將苦難統統忘記，這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
每一次的痛苦挫折都當成是一次成長，你可以旅途中枯萎，也可以再一次蛹化成蝶，變成新的自己，飛躍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