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漢初的儒與道

戰國是一個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時代，戰國末年尤其以儒、墨、道、法四家名氣最大。秦始皇嬴政正是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統一了六國，隨後又出現了以統一學術思想、鞏固帝國統治為目的的“焚書”事件，由此可見學術思想對政治的影響之巨大。

然而，時間來到秦末漢初，情況又有了變化。墨家的那套“兼愛”“非攻”理論在統治階級中失去了地位(當然，它也可能從未獲得過相應的地位)，隻能到基層百姓中求生存。而因為嬴政的關係，法家的名氣也被搞得奇臭無比，世人連提都不願提。天下於是便形成了儒、道兩家爭霸的局麵。

我們知道，道家講究清靜無為，予民自治。老子主張“柔弱”和“謙下”，認為應該通過這樣的手段去戰勝強大的對手。他認為，要想不受別人的欺負，就要先讓對手不想欺負你。你變柔弱了，愛鬧事的人就不會來跟你生事。如果他鐵了心要欺負你，你就讓著他，他滿足了也就完事了。他從你這裏得了甜頭，就會以為欺負人是件簡單的事情，從而變得越發不可收拾。隨著被他欺負的人不斷增多，終有一天，他會碰到一個比他更強橫的人。所以，你讓著他並不吃虧，隻是騙他上當而已，最終勝利還是屬於你的。

與道家不同，儒家注重君臣父子的等級製度和繁文縟節，提倡禮義廉恥。這些東西在民不聊生的亂世是沒什麽用的，連漢初的大儒叔孫通都承認“儒生不能進取，隻可守成”。所以，漢初動**的社會局勢決定了道家在上層社會中的主導地位，而儒家則成為受壓迫的對象。

我們清楚，在漢初的君臣中，開國皇帝劉邦是個沒什麽信仰的，看到儒生戴的冠還要往裏尿一壺，對儒家那一套根本不感興趣；而劉邦身邊的大多數大臣要麽尊崇道家，要麽是雜家，基本上都不是儒家的信徒。

比如曹參，他是劉邦手下武將中排名第一的功臣，這個人毫無疑問是篤信黃老的。他到齊國去做國相，齊國那地方有很多儒生，曹參卻尊膠西國的蓋公做老師。蓋公研習的就是黃老之學，應邀到了曹參那裏後，他就教曹參用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管理齊國。結果，曹參在齊國九年，齊國大治。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相國蕭何去世，死前他推薦素來與之不和的曹參繼任丞相一職。曹參赴任之後，隻對相府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整，把能說會道的吏員通通趕回了家，然後招了一批木訥、不愛說話，隻知道埋頭幹活兒的老實人進來，而朝廷所有的規章製度一律沿用蕭何當年的製度，不做一字改動。據說，當時甚至到了這種程度——朝廷上的事情報告到曹參這裏，他的回答永遠隻有一句話：“按蕭相國以前定的規矩辦。”平日裏，手下人如果不小心犯點兒小錯，曹參也隻是敷衍過去，並不求全責備。

於是有人就奇怪了，既然曹參什麽事都不管，那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什麽？答案是曹參每天在家就做一件事——喝酒，有時還趁著酒勁和下人中的同道一起縱情和唱，笑傲京城。

曹參就這樣做了一陣子丞相，朝廷中很多“積極上進”的官員都看不慣其所作所為。於是，有人就想去提醒他。這些人本來也是好意，可一進曹參家，曹參便看出了他們的意圖。但凡想開口談“正事”的，曹參便主動給他們敬酒。丞相位極人臣，這麽大的官給他們敬酒，不喝是不行的，而曹參又是長年鍛煉出來的海量，結果可想而知，每個進丞相府的大臣都是豎著進去橫著出來的，始終沒有一個人能開口勸他一句。

時間一長，連皇帝劉盈也看不下去了。剛好，曹參的兒子曹窋當時在劉盈身邊做中大夫，劉盈便讓曹窋不上朝的時候回家幫忙問問，就說高皇帝駕崩不久，眼下正是需要老臣們盡心盡力辦事的時候，是不是因為自己年紀輕不懂事，曹相國看不起他才這樣怠慢政事。

皇帝的要求讓了解父親脾氣的曹窋十分為難，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看見父親又在亭子裏喝酒，心情好像還不錯，就硬著頭皮上去請安，然後把皇帝的意思跟父親說了。結果，剛才還麵帶微笑的曹參頓時暴跳如雷，把酒杯一摔，揪過曹窋就是一巴掌，又讓下人狠狠地賞了兒子兩百大板，讓他滾回去專心服侍皇帝，還說國家大事他曹窋還沒有資格關心。

曹窋平白無故地挨了頓板子，要不是因為自己是曹參的親兒子，這兩百大板下來，他恐怕早被打死了。等曹窋讓人架著一身是傷的自己進宮麵見皇帝時，劉盈十分過意不去，他告訴曹窋好好養傷，其他的事情他自己去問曹參。

漢初的上朝製度是五日一朝，劉盈耐著性子又等了三天，終於等到了上朝的日子，就親自問曹參：“相國，曹窋也沒什麽錯，您幹嗎要這樣責罰他？他說的那些話都是我讓他說的。”

這時，曹參出列，把帽子摘了跪伏在地，說道：“臣鬥膽問一句，依陛下看，陛下跟先帝比起來怎麽樣呢？”

劉盈馬上回答說：“我怎麽敢跟高皇帝比？”

曹參接著問：“那陛下覺得，我曹參比蕭相國又怎麽樣呢？”

劉盈頓了頓，猶豫了一下才說：“似乎也比不上。”

曹參再拜：“這就對了，陛下。既然您比不上高皇帝，我也比不上蕭相國，而他們已經把這江山打下來了，規章製度也製定好了，我們就應該按著他們已經鋪好的路一直走下去，這樣就可以了。難道還需要改變什麽嗎？”

劉盈聽了啞然失笑道：“對對對，相國您說得對，您回去該喝酒還喝酒。”

三年以後，曹參最終喝死在了丞相的任上，但這並不能抹殺他當政期間對恢複社會發展和維持社會安定所做的貢獻。他死後，當時的百姓將其和蕭何放在一起歌頌：“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對於一個人物的定性，人民的評判往往才是準確的。同時，百姓的歌聲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求，而漢初的社會穩定正是緣於統治階級對人民需求的了解。此後，不僅是朝中大臣，就連皇室貴族，甚至皇帝本人，也大多信奉黃老。文帝是信黃老的，景帝的信仰我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信黃老的，因為文帝的皇後竇老太太是黃老的忠實粉絲。她因為自己信奉黃老，便要求太子和皇族中所有的竇家人都要研讀黃老的學說，禁止他們讀其他學派的書，這也導致了黃老之學在漢初宮廷的盛行。

當然，道家的聖典《道德經》之所以受當時的政治家歡迎，大概還因為這本書的言語非常簡練，即所謂的微言大義。說白了，就是它留給讀者想象、發揮的空間非常大，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想做的事情套上黃老的外衣，然後按自己的意思解釋一番。

可時間到了公元前140年，這時距劉邦建立漢朝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國家的生氣恢複了，人口也成倍增長了，糧食也堆積成倉了，國庫也充盈了，國庫中很多錢甚至因為長時間花不出去，串錢用的繩子都爛掉了。簡單地說就是，社會又經得起折騰了。

這時候又碰到劉徹這麽一個雄才大略且好大喜功的皇帝，儒家也該翻身了。

劉徹也是學黃老出身的，但他對道家那一套非常不感冒，而儒家提倡的新王要改製，要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以別於舊王這一套很對劉徹的胃口。這裏隻需簡單講一下什麽是明堂，大家就知道為什麽劉徹會喜歡儒家了。

明堂並不是當時的儒生窩在角落胡亂編出來糊弄統治者的東西，這一製度在《禮記》中就有記載。所謂明堂，就是明諸侯尊卑之堂。比方說，一堆朝廷官員平時待在一起，這三公那九卿，你是什麽侯，他又是什麽侯，亂哄哄的，也說不清誰比誰牛，但隻要你進得明堂來，往屬於自己的位置上一站，自己在朝廷中是什麽地位便一目了然，不需要再解釋說明什麽。

按《禮記》中記載的規矩，在這個明堂裏，皇帝一人背對屏風，麵南背北而坐，皇帝麵前有向下的階梯，臣子中地位最高的三公站在階梯的中間，地位低一點兒的諸侯站在東邊的階梯上，地位再低一點兒的伯爵站在西邊的階梯上，都要麵朝皇帝而站。如果你的地位比伯爵還低，對不起，你就不能站在階梯上了，請到正門的東麵站著，地位更低者就到正門的西麵站著，而且都不能東張西望，一律要向北麵對陛下。如果你不是中原人，而是少數民族的首領，不好意思，那你連明堂都沒資格進。東方的少數民族同胞請站在東門外邊，南邊來的少數民族同胞站在南門外邊，西邊來的少數民族同胞站在西門外邊，北邊來的少數民族同胞站在北門外邊，一律麵朝陛下。

然後，你以為這就完了？非也，如果你是沒有爵位的郡守一級的官員，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你連看正門的資格都沒有，請到二重門以外站著。盡管你已經什麽也看不見了，但依然要恭恭敬敬地麵朝皇帝站著，形成一幅“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景象。

以這樣的陣勢來彰顯皇帝的威嚴，劉徹怎能不喜歡？！於是，劉徹一即位就任命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竇嬰和田蚡又推薦趙綰做禦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這幾個人都尊崇儒學，於是就準備按著劉徹的意思把定禮儀、建明堂的事搞起來。隨後，劉徹下令以策問的方式向全國征召賢良文學之士，結果儒家董仲舒憑《天人三策》位列第一。劉徹又讓人打造了減震性能極好的馬車，把趙綰和王臧的老師，即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的申公，從魯國千裏迢迢請到長安來求教。一下子，儒學好像就要在朝廷上壓過其他學派一頭了。

然而，世上的事但凡有門派，便有門派之爭，學這家的尊崇這家，自然也就看不上其他的。學術界也是如此，學儒的瞧不上道家的清靜無為，崇道的看不慣儒家的繁文縟節，見麵時雙方往往要在口頭上相互貶低、諷刺挖苦。在當時，道家惡心儒家倒也沒什麽，可儒家反過來指責道家時就出問題了。道家的後台是誰？那可是太皇太後竇老太太，趙綰這些人貶低道家本來就讓老太太很不滿了，何況他們還策劃要讓長安的侯爺們“之國”。

“之國”這事當年文帝就幹過，那是諸侯們不能接受的，尤其跟皇帝的外家沾點兒關係的諸侯，更加不願意“之國”。他們於是都跑到竇老太太那兒說竇嬰、田蚡、趙綰和王臧的壞話，竇老太太對趙綰等人的不滿因此就變得更強烈了，處處給他們下絆子、設障礙。

關於儒家的祖師孔子，有則很有名的故事，內容大概是這樣的：當年，孔子經常在各國之間來回跑，到處給自己求官要官。有一次，他跑到陳國和蔡國之間時被困住，一連餓了十天，幾乎快餓死了。這時候，他的弟子子路就偷了別人家的肉，又搶了別人家的酒，拿去孝敬孔子。孔子見到酒肉，顧不上問東西是哪裏來的，也沒管什麽仁義道德，拿起來就是一頓胡吃海塞。後來，孔子一行人脫困後到了魯國，魯國的國君以極高的規格接待孔子時，孔子的表現就不一樣了：席子擺得不正，他不坐；肉切得不齊，他不吃。

於是，子路就很奇怪，他問老師：“為什麽您前後的表現相差如此之大？”孔子回答說：“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求生存啊，哪裏顧得了那麽多，現在我們是要生活，就要把禮義廉恥撿起來。”

這個故事不管怎麽解讀，至少說明孔子是一個很懂變通的人。後世的儒者卻多為頑固之輩，趙綰、王臧亦是如此。他們看到太皇太後總是對朝廷大事橫加幹涉，就建議皇帝以後凡事都不要向太皇太後請示。

竇老太太的眼睛雖然瞎了，但耳朵靈得很，趙綰幾人的建議很快就被老太太知道了。這下子，他們徹底惹怒了竇老太太。老太太將他們視為蠱惑皇帝的新垣平第二，勒令劉徹將竇嬰、田蚡、趙綰和王臧全部打入大牢。盡管劉徹多次向老太太求情，但老太太始終堅持嚴肅處理：因為竇嬰、田蚡畢竟是皇家的親戚，不好趕盡殺絕，便就地免職；至於趙綰和王臧，這兩人都不是皇家的親戚，那就殺頭。

趙綰和王臧到底知趣，沒敢再為難皇帝，沒等宣判自個兒就在大牢裏自盡了。趙綰、王臧一死，什麽改正朔、建明堂的事情也就吹了。年輕的劉徹也拗不過老太太，可他轉念一想，自己才十八九歲，急什麽呀，老太太年紀那麽大，估計也熬不了幾天了，等等再說吧。

終於，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老太太薨逝，之後再也沒人能阻止劉徹倒向儒家。他重新把尊儒的事情提上日程，按照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劉徹不但把明堂建了起來，還把儒家提倡的巡狩、封禪、改製、郊祀等所謂的大典都搞了個遍，又按儒家的意思創立了年號。劉徹這一番舉動正式確立了儒家作為國家學術的正統地位，在之後的兩千多年裏，儒家的這一地位都未曾改變。

巡狩、封禪、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定年號，這一切在現在看來都不過是些虛頭虛腦的把戲而已，盡管它們在當時意義重大。這裏有一個問題：對我們現代人而言，其中哪一點最有意義呢？

答案或許會出乎你的意料：定年號。

年號的確立是在公元前122年。這一年，劉徹去雍縣祭祀五帝，途中閑暇之餘還不忘去打打獵，結果，他獵到了一頭從未見過的異獸。這隻動物全身的毛發都是純白的，每隻腳上有五個蹄，頭上隻有一隻角。看過西方神話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西方似乎也有這玩意兒，叫獨角獸。但那個年代的人是不知道這個名字的，當時大臣們紛紛猜測，認為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麒麟。劉徹一聽是麒麟，很高興，就親自作了一篇《白麟之歌》來記述這件事情。大臣們卻覺得，此等上古神獸出現，光寫篇文章哪裏夠？於是，他們就請皇帝定年號為“元狩”來紀念這件事情。劉徹認同了他們的建議，這一年便成了曆史上第一個有皇帝年號的年份——元狩元年。

然而，這時劉徹已經在位十九年了，過去的十八年沒有年號怎麽辦？劉徹就讓大臣們再討論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把之前的十八年進行三等分，然後依照當時國家發生的重要事件分別補一個年號，定為“建元”“元光”和“元朔”。此後，一出現劉徹自認為的祥瑞征兆和大事件，他就會宣布改年號。這傳到後來就成了各朝各代皇帝約定俗成的規矩，有的皇帝甚至改年號改上了癮：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間換過十四個年號，而他的老婆武則天雖然隻當了十五年的皇帝，卻也改了十三次年號，有的年號甚至隻存在了數月。

皇帝似乎覺得，最近好像什麽事都不順，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改個年號去去晦氣唄。

後來一直到明清時期，皇帝繼位確立年號後才不再改動，年號因而成了皇帝的代稱。比如，愛新覺羅·玄燁當了皇帝，定年號為康熙，就可以稱他為康熙皇帝。

對此，或許有人有疑問：對於我們來說，年號有什麽用？

答案是，有了年號，我們現在的人就可以很準確地知道史書上的某件事發生的具體時間，或某件物品出現的具體時間。比如，考古學家挖到一件東西，不知產於何時，這時一看底部的落款“元狩四年”，就知道它是公元前119年的東西了，十分方便。

漢武帝之前的皇帝是沒有年號的，秦始皇沒有，漢高祖沒有，文帝和景帝也沒有，後人隻能在寫史的時候人為地給它粗略劃分個“前××年”“中××年”“後××年”。再往前追溯到周朝，人們對時間的描述一律可概述為“唯王××年”。如果考試的時候，老師給你個東西，說是東周的，讓你考證下時間，你一看落款是“唯王五十二年”，而東周一共五百一十五年，哪裏知道“唯王五十二年”指的是這五百多年間的哪一年。當然，如果你很牛，知道東周在位的君主中隻有一個人幹到了五十二年，那就是末代的赧王，那麽，翻看下年表，你就能很快得出答案。要是不幸來個“唯王二年”，任誰都要罵娘了。

然而，劉徹按著儒家的方式做了這麽多，他真的信奉儒家嗎？其實不然，劉徹要的隻是儒家的排場，他內心實際向往的是法家的獨裁。劉徹想要的是如嬴政和劉邦一般，做出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劉徹生性雄才大略，身子骨比他父親劉啟硬朗太多，精力旺盛得無處發泄。

大丈夫在世，就要建不世之功，享奢靡之福，清靜的不取，無為的不要。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漢帝國的權杖傳到劉徹手上，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