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

嚴格意義上說，秦朝的政策中很多並不能稱為“暴政”，而應該稱為“急政”。因為嬴政總是迫切地想把每件事情都盡快做好。嬴政是一個勤奮的人，盡管沒有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人在旁指點，可他依然努力地經營著這個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仔細處理帝國的大事小情。他每天處理公文不是以件計算，而是按斤算的。當時的文字寫在竹簡上，嬴政每天讓手下稱足一百二十斤(秦朝一斤約等於現在的253克)的竹簡，不批閱完不休息，哪怕是外出時也不例外。他太急了，急著想要建立一個從始皇帝到二世、三世乃至萬萬世不息的帝國。但嬴政沒有想到凡事欲速則不達，最後現實與他的願望背道而馳。

秦政府統治穩固的前提是始皇帝嬴政對政權的強勢把控。然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遊的途中突然駕崩。之後，中車府令趙高說服丞相李斯矯詔立嬴政的小兒子胡亥為二世皇帝，並賜死了寬厚仁義的皇長子扶蘇及秦始皇的近臣名將蒙毅、蒙恬兄弟。胡亥這個曆史上有名的缺心眼兒且低能的年輕人，完全不是當皇帝的料，不僅在政治上一塌糊塗，事事唯自己的老師趙高馬首是瞻，而且在享樂和暴虐的程度上更勝其父一籌。結果，嬴政死去不到一年，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朝製度十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九月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陳勝、吳廣便帶領九百戍卒在大澤鄉揭竿而起。短時間內，農民起義的風暴席卷大地。才統一六國十三年，看似強大到堅不可摧的秦帝國出現了道道裂紋。

到了秦二世元年年末，就連身在芒碭深山裏的劉邦也感覺到時局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以前一兩個月才有個把實在是走投無路的苦漢子插香入夥，而現在幾乎隔三岔五就有人上山投靠自己，劉邦的手下已經比剛上山的時候多了十幾倍。劉邦時不時地可以從新投奔來的小弟那裏聽到一些山外的消息，全是些什麽“胡亥是始皇帝的小兒子，不當立為皇帝”“胡亥殘殺自己的兄弟姐妹，又殺了很多大臣，分明是做賊心虛”“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公開造反”“陳勝、吳廣已經占領了陳縣，打出‘張楚’的旗號自立為王”“某某地方又殺了長官響應陳勝了”，等等。稍微綜合一下各種信息，除了躲在鹹陽皇宮裏的胡亥，隻要是心智健全的人，都很容易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天下亂了！

我們知道，第一次起義發生在大澤鄉，造反的九百人是戍卒。戍卒就是衛戍之卒，任務是到國家的邊境線服兵役。然而，當時天下被壓迫的人何其多，為什麽偏偏是這九百戍卒首先站了出來？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簡單地了解秦漢時期的一些製度。

當時國家實行的是全民兵役製度，凡成年男子一生均須服三種兵役：到本國邊境服兵役(也就是所謂的戍役)、到中央軍隊服役以及在本人的居住地服兵役。與後兩者不同，做戍卒的時間一般隻有三天(當然，如果你是犯了事被抓去的，可能要待好幾年)，這是自古便有的慣例。有人可能說，三天沒什麽呀，去就去唄。但問題在於服戍役期間的所有用度，包括來回的路費、吃穿住的花費，全是自己掏腰包。如果是古時候還好，小國方圓數十裏，大國數百裏，從中央到邊境少則三五天，多則半個月就可以打個來回。可秦始皇建立的是一個空前的超級帝國，疆域廣闊前所未有。嬴政自己坐馬車巡遊一趟尚且需要數月之久，何況是步行的平民。如果你身在南方的會稽郡，不幸被派到北方的漁陽服戍役，那就要做半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打算。這對於以成年男性勞動力為支柱的普通家庭而言，影響是相當大的。遺憾的是，循舊例的帝國統治者顯然還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些問題。

秦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它建立了之後兩千多年中國版圖的雛形，統一了文字、度量衡，為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確立了之後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製度，帝國統治者的豐功偉績當然無須贅述。然而，如何管理這個曆史上疆域空前遼闊的帝國讓統治者感到困惑。在戰爭這個可以轉移民眾注意力的外因基本消失後，繼續沿用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製度使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帝國就如端坐在底下滿是火藥桶的桌子上一般，看似四平八穩，實則岌岌可危，統治者們卻始終沒有察覺。最終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由於大雨誤期，陳勝、吳廣帶領同行的九百餘戍卒迫不得已揭竿而起，點著了火藥桶，把帝國的金身炸上了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秦朝的基業就毀於這“三天戍役”的製度，正印證了“千裏之堤，潰於蟻穴”這句話。

每個朝代都會發生起義，這並不新鮮，而陳勝、吳廣起義之所以特殊，原因是他們的身份。陳勝、吳廣兩人起義時在被發往漁陽的九百餘戍卒裏當屯長，在當屯長之前，兩個人都是普通的農民。往上追溯，他們的父輩也是農民，祖輩還是農民，一直往上到祖宗八代都是這樣。這就讓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的起義成了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第一次有農民起來帶頭造反，這在那個貴族統治一切的時代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所以陳勝、吳廣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後來就成了底層社會群眾反抗壓迫的底氣和依據。

但作為帶頭人，陳勝、吳廣有自己的難處：自古以來，帶頭造反都是聖人的事情，至少也要有一方貴族豪門帶領，才有號召力和凝聚力，而陳勝、吳廣這兩個貧苦農民顯然是沒有這個資本的。於是始皇帝嬴政的長子扶蘇、楚國的名將項燕一一“複活”。陳勝借這兩個人的名義，繼而又打出“張楚”的旗號。這個旗號在當時顯然非常給力，一時間，以六國時的楚地為中心，殺官響應陳勝的起義遍布各地。

話說“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劉邦現在手上有了百十條槍，也算是個草頭小王，卻隻能把手頭上那沒本錢的買賣做得大一點兒，依然沒有實力和機會割據一方。但命運女神是不會放棄劉邦的，劉邦的機會說來就來。九月的一天，山下來了一個通信的人，讓他看到了希望。

來的這個人叫樊噲，平日裏在沛縣集市上專門做殺狗的營生，與劉邦是鐵哥們兒，還是劉邦的連襟——樊噲的妻子是呂雉的妹妹呂媭(可見呂公相麵的本事當真了得)。他給劉邦帶來了這樣一個消息：陳勝、吳廣起義後，沛縣雖然還算太平，但周圍已經有很多郡縣的百姓殺了他們的地方長官來響應陳勝，沛縣縣令擔心自己步同僚的後塵，因此決定主動在沛縣舉事響應陳勝，並且希望劉邦能把隊伍拉回沛縣助他一臂之力。

為什麽縣令會主動找劉邦呢？答案是，當時想反叛的沛縣縣令處於兩難的境地。他雖然是中央委任的地方一把手，可他在地方上沒有根基，手中也沒有兵權，就光杆司令一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秦朝製度使然。秦帝國對軍權的把控嚴之又嚴，五十人以上的軍隊調動必須得到皇帝的首肯。秦朝政府還規定，地方一把手必須是外地人。一把手沒有兵權就指揮不了軍隊，不是本地人就不容易與本地土生土長的下級官員及地方豪強打成一片，這樣既可以防止地方官員犯上作亂，又可以讓他們上下相互監督甚至相互牽製，盡可能避免領導與下屬相互勾結，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手上沒有兵權、在當地沒有龐大私人關係網的沛縣縣令想主動向起義軍靠攏是不容易的。他擔心別人不相信自己——彼時願意主動倒戈的官員少之又少，誰知道你是不是想試探誰有反心，然後將之一網打盡？如果繼續為朝廷工作，又怕哪天會人頭不保。兩難之下，沛縣縣令這個保命心切的倒戈派，聽從了沛縣主吏掾蕭何及獄掾曹參的建議：請求流亡在外的劉邦帶隊伍回沛縣，以武力劫持、脅迫大家一起造反。

接到樊噲的消息，劉邦馬上意識到，不論縣令的意圖是真是假，也不論回去後自己的結局如何，眼下正是千載難逢的改變現狀的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哪裏還有什麽猶豫，難道要在這裏鑽一輩子山溝嗎？於是劉邦吹響了集合號，由樊噲帶路，與百十號弟兄馬上趕回了沛縣。一百多裏路在一群情緒激昂的漢子腳下並不是很遠的距離。劉邦等人黎明啟程，天剛擦黑就趕到了沛縣城門下。

重新回到沛縣的劉邦沒想到縣城的大門卻緊閉著，他在緊閉的城門下高聲叫喚“老蕭！老曹！”也沒有人回應。進不得城的劉邦隻好在城外打轉，熬到半夜，手下來報：“從城頭翻過來兩個人。”劉邦把人叫上來一看，正是蕭何和曹參。

原來縣令讓樊噲去聯係劉邦後就後悔了：想他在縣裏任職多年，早已風聞蕭何、曹參和劉邦之間交情頗深，現在兩人保舉劉邦帶人回來，名曰助他革命，搞不好是想先革他的性命。於是縣令起了殺心，準備先幹掉蕭何、曹參兩個內賊，同時下令緊閉城門，不讓任何人進出。

沛縣縣令的顧慮固然沒有錯，可惜他缺乏具體行動的經驗，連續犯下兩個致命的錯誤：首先，蕭何、曹參均是本地大族，在沛縣地頭上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縣令又臨事不密，結果他的格殺令還沒有出門，蕭何、曹參便已經得到消息，於是兩人連夜翻牆逃出城去了；其次，得到兩人逃跑的消息後，縣令並沒有馬上派人處理蕭、曹的族人，也沒有將他們中的重要人物控製起來，使他們有了繼續做內應的機會。

那邊秘密抓捕失敗的縣令還沒有反應，這邊好不容易逃生的蕭何、曹參與劉邦一會麵，便製訂了周密的行動計劃。他們決定以劉邦的名義和口吻書寫一份帛書，向沛縣的父老們陳說利害。無非是說大家受朝廷的壓迫已經很久了，現在天下的形勢是諸侯並起，如果父老鄉親們為縣令死守沛縣，等諸侯軍隊一到肯定會有屠城滅族的禍事，不如現在大家一起把縣令殺了響應諸侯，這樣才能保全大家的性命。

劉邦命人將寫好的帛書綁於箭頭上射入城內——因為城門緊閉而使用弓箭射入城內，想來一定是抄錄了多份，到處亂射，有點兒滿大街撒傳單的意思。不然如果僅寫一份，誰知道這一箭會射到什麽地方。倘若不幸射入茅坑或被縣令的人取了，豈不大事休矣？

果然第二天天剛亮，沛縣的城門便大開，縣令的人頭高懸在城樓之上。劉邦的書信固然是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蕭、曹兩人的宗族在其間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直到殺了縣令，蕭何等人才想到一個問題：原來準備挑頭兒的人沒了，接下來的事情該怎麽辦？既然殺官造反已成既定事實，選一個人作為領袖或者說是出頭鳥、替罪羊是必不可少的。當時有實力和能力且出力頗多的無非是蕭何、曹參、劉邦三個人。俗話說“槍打出頭鳥”，蕭何、曹參兩人出身文職人員，又是地方上的豪門大族，親戚朋友多，顧慮、拖累也多，就不願意挑這個頭兒，而是把帶頭造反的事情一股腦兒推到劉邦身上。

劉邦這時候倒是很清醒，造反一旦失敗可不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那麽簡單，那是要滅族的。他沒有像當年娶呂雉那樣爽快接受，而是說了很具體的拒絕理由：“現在是天下大亂諸侯並起的時候，在這種大環境下，如果我們沒有選對領導的話，很快就會一敗塗地。我劉邦不是愛惜自己的性命，而是我的能力不足，怕不能保全家鄉的父老鄉親們。”

劉邦不出頭，父老鄉親們可不同意：縣令都殺了，大家哪裏還有退路？好不容易逮住你這個冤大頭可不能隨便放過，反正你已經造過一次反了，再來一次也無所謂。再說了，城東算命的瞎子也說你劉季命最好。行！就你了！

大多數人(也有不以為然的)不顧劉邦的再三推辭，堅決推舉劉邦做了起義軍的首領。大概這時在場的人都不會想到，這是又一個偉大王朝的開端，史書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眾人立劉邦為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