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的改革

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在經曆了戴克裏先以後19年爭奪帝位的內戰之後，於323年再次恢複了帝國的統一。在君士坦丁戰勝其對手的鬥爭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在其統治區內（高盧、西班牙、不列顛）對基督教一向采取寬容態度，君士坦丁從父親手上承接過來的軍隊中又有許多基督教徒，這位識時務的統治者當時雖然還不是基督教徒，但已顯示出自己是個新宗教的有力庇護人。早在313年，他就同據有東方各行省的李基尼烏斯聯合發布了“米蘭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這以後，他又賜給基督教會許多重要特權，免除了基督教僧侶本人對國家的徭役義務。基督教很快就從原來受迫害的宗教變為占優勢地位的宗教。這個宗教已習慣於羅馬國家的秩序，並樂意為皇帝政權的權威辯護。另一方麵，君士坦丁也積極參與教會事務，竭力幫助教會建立統一組織。他認識到統一的帝國必須有同它相適應的統一的教會；在這個教會中不容有教義上的分歧。但當時，就各種教義問題和教會紀律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辯是經常發生的。這種爭辯是社會鬥爭的反映，它發生在教會內部，而教會是聯合了各種成分的。在基督教成為受官方庇護的宗教以後，它的各派主教們就希望借助皇帝權力來解決內部的紛爭。從君士坦丁時代起，教會事務和教義問題已被認為是國務問題。

君士坦丁在313年就參與了關於非洲的多拉圖斯教派的正統性的爭端。非洲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向君士坦丁提出申訴，請求裁決誰該被認為有權做正統的主教——凱基裏亞努斯或多拉圖斯。君士坦丁將此事交給主教會議去處理。這次會議起先在羅馬召開，後來轉往阿爾列：會議承認凱基裏亞努斯享有正統主教的權利，並獲君士坦丁批準。多拉圖斯及其擁護者乃宣稱隻有他們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並著手建立自己的教會。後來，在正統教會的擁護者與多拉圖斯分子之問的爭論具有了更激烈的社會鬥爭的性質：它反映了非洲城市的分離主義傾向以及大土地所有製與小土地所有製之間、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

君士坦丁對教會事務的最大幹預是在如何對待阿裏烏斯教派的問題上。早在2世紀末和3世紀前半期，亞曆山大裏亞教會的一些神學家就對正統教義提出了異議。其中特別有影響的是奧裏根（約生於185年，死於254年）。他以柏拉圖的理念觀為依據，力圖把基督教義與希臘哲學原理結合起來。在他的神學理論體係中，邏各斯（Logos，語言、言論或理智）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與上帝之子耶穌基督被視為同一事物。奧裏根對基督教神學基礎所作的這種哲學解釋的理論，很快就在亞曆山大裏亞獲得廣泛的傳播。4世紀初，一位以其禁欲主義著名的教會長老阿裏烏斯發展了這種理論，而主張這樣的學說：在聖父、聖子、聖靈三者中，隻有聖父才是永恒的。聖父首先創造聖子或邏各斯，而後邏各斯創造聖靈。因此，聖子不能與聖父同等，而隻是與聖父相似。這是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提出理性主義的解釋，在邏輯上是符合思維法則的：但作為神學體係的基督教義應是人們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否則它就沒有什麽奧秘可言了），因此，這種學說受到了那些服務於上層社會利益的埃及地區主教們的譴責。但阿裏鳥斯的思想卻在亞曆山大裏亞的普通居民、手工業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歡迎。在街頭上、市場上和其他公共場所，常常發生激烈的辯論，有時還變成了公開的衝突。辯論不僅在埃及教會，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的教會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君士坦丁顯然是在教會人士的要求下進行幹預的。

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召集了全羅馬帝國基督教主教會議，討論阿裏烏斯提出的教義問題。大多數與會者表示反對阿裏烏斯學說，承認聖子與聖父是同一的。會議據此製定了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須遵奉的正統教義——（伲西亞信條》，確認基督與聖父、聖靈是同體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時還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坦丁擔任了會議主席，並批準了會議的決議。阿裏烏斯被放逐到伊利裏庫姆，他的一些擁護者被放逐到高盧。

然而，尼西亞“全基督教大會”與其說是排除了，倒不如說是正式開創了阿裏烏斯教派。阿裏烏斯在宮廷官員中有不少擁護者，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對他也有好感，因為阿裏烏斯並不要求有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教會組織。因此，不久之後，阿裏烏斯戲劇性地從流放地被召了回來，而他的主要反對者、亞曆山大裏亞主教阿諾那修斯卻被放逐了。在阿裏烏斯於336年死後，他的追隨者繼續得到宮廷的保護。爭論長期進行著。在宮廷中，時而尼西亞信條的擁護者取勝，時而阿裏烏斯的支持者占上風。君士坦丁本人又於337年病重時在阿裏烏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禮。直至381年，阿裏烏斯學說在新的一次宗教會議上再次被譴責，尼西亞教派（正統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但阿裏烏斯教派卻又在日耳曼蠻族部落中得到了順利的傳播。

對羅馬舊教來說，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導致了基督教的最後勝利，這無疑電是一種宗教改革。可以說，君士坦丁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比戴克裏先更為明智的方針。他們在利用宗教為帝國政權效勞以鞏固奴隸製的社會結構的目標上並無不同，因而在社會改革和財政政策方麵，君士坦丁就隻是進一步發展了由戴克裏先奠定了基礎的改革體係。

君士坦丁保持了由戴克裏先實行的新的帝國劃分，並貫徹執行了使地方民政權與軍權分離的政策。把軍隊分為邊防部隊和內地機動部隊的軍事改革在他的時代也最後完成了。驕橫不馴的近衛軍（它的人數在戴克裏先時代已減少）被解散，而用重新組織的特殊的宮廷親衛部隊來代替。軍事權力從此完全集中到皇帝手裏。

但是，帝國社會關係的日趨腐朽使軍隊的素質敗壞了。過去那種將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辦法曾具有複興小土地所有者階層的社會意義，現在已變成為單純用來強製土地領受者的兒子世襲當兵的奴役手段了。但強製征召老兵的兒子服兵役，也隻能獲得新兵來源的一部分，還遠遠不能滿足兵員補充的擴大軍隊的需要，因而利用蠻族人當兵，把愈來愈多的蠻族人吸收到帝國的軍隊中來就成為時勢之所趨了。軍隊（包括邊防軍團、內地機動軍團和宮廷親衛部隊）蠻族化的過程大大加速了，許多蠻族出身的人還在軍隊中擔任了高級職位。

君士坦丁財政政策的目標同樣是為了獲得穩定的稅收：它的強製實施所造成的社會後果是各個社會階層被奴役。316年和325年頒布的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級階層（庫裏亞）離開他們出生的那個城市。他們不能以任何理南被免除城市的義務，也不能免任民政或軍事的職務。庫裏亞的義務還成了一種世代相承的負擔。君士坦丁對待勞動者的態度當然不會更寬容些。332年的皇帝敕令，禁止隸農從一個莊園逃到另一個莊園；收容別人隸農的人，應將他交還原來的主人，此外，還應支付逃亡隸農在其莊園上居留的全部時間所應交的賦稅。敕令公然說：“對這些逃跑的隸農，應給他們戴上鐐銬，就像對待奴隸一樣，為的是用懲罰奴隸的方式迫使他們對有特權的自由人履行義務。”君士坦丁也將手工業者進一步固定在他們所屬的公會裏，強製他們共同負擔國家向公會分攤征課的賦稅和徭役。317年發布的一項命令說： “造幣廠的工匠要一輩子處於其現有的地位。”有些被固定在那些為供應宮廷和軍隊所需的皇帝作坊裏的手工業者還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君士坦丁就是這樣以對待奴隸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原來還是自由人的手-業者的。至於奴隸本身的處境就更悲慘了。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奴隸的生命是毫無保障的：主人如果為了“糾正”不馴順的奴隸的不規矩行為而將這個奴隸鞭撻致死．可不受起訴。這在實際上就是恢複了奴隸主任意殺害奴隸的權力，而在2世紀時，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頒布過不允許主人殺害奴隸的法令。3世紀時，對煽動和幫助奴隸逃亡的人，隻給予罰款的處分，現在卻要嚴刑拷打。以前對企圖投奔蠻族的奴隸，捕獲後隻是將他們交還原主，現在的法令則規定要把他們放逐到礦山去，有的甚至要被砍腿。君士坦丁還正式宣布，允許貧民出賣自己的子女為奴隸。這是違背羅馬傳統的基本準則的。在此之前，亞曆山大，塞維魯曾準許20歲以上的自由民賣身為奴，但到戴克裏先執政時，又下令禁止這種行為。現在君士坦丁卻比亞曆山大·塞維魯在背離羅馬傳統準則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了。他的法令還確認奴隸主有權把所謂“無禮的”被釋奴隸連同其子女一起重新變為奴隸，，

這樣，在君士坦丁的統治下，勞動群眾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狀況急劇惡化了，甚至中等階層的人的自由權利也被剝奪了。羅馬奴隸製危機和古典文明危機的最後結果就是如此：以對全體勞動人民實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這個社會的不可避免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