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竊的信
［美］愛德華·愛倫·坡
一個秋風蕭瑟的傍晚，巴黎剛被暮色籠罩，我和朋友C．奧古斯特·迪潘正坐在聖·日耳曼舊郊區登諾街33號四層樓——他的圖書室裏，一邊沉思，一邊吸著海泡石煙鬥。將近一個小時，我和他都沒有說話，因為我們的思緒還沉浸在黃昏時我們討論的那個話題中，我指的是陳屍所街的那件事，還有瑪麗·羅歇謀殺案難解的謎。因此，當圖書室的門被推開，走進來我們的老相識——巴黎警察局局長G先生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巧合。
G先生談吐比較有趣，這也是我們向他表示熱烈歡迎的原因，因為談吐的本領，差不多可以抵過他為人可鄙的一半，讓他不致於那麽不討人喜歡，而且我們已經有幾年沒見過麵了。
G先生進來前，我和迪潘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間裏。這時，迪潘站起來，打算去點燈。這時，G先生說他之所以來拜訪是因為他要向迪潘請教一些很麻煩的公事。聽到這，迪潘又坐下了，沒去點燈。他說，“這種話題我們在黑暗中思考，效果會更好。”
“這又是你的怪主意，”G先生說，他習慣於把超過他理解能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做“怪”，因此，他幾乎每天都在過著很怪哉的日子。
“完全正確。”迪潘說，他遞給局長先生一隻煙鬥，又給他推過去一張舒服的椅子。
“是什麽難題呢？”我問道，“不會又是什麽謀殺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和謀殺案沒關係。事實上，這個案子再簡單不過了，我們自己也處理得差不多了。可是，我覺得迪潘也許願意聽一聽其中的詳情，因為這件事確實怪得出奇。”
“又簡單又古怪。”迪潘說。“呃，這件事真是非常簡單，可我們又完全沒有其他對付的辦法。”
“也許正是因為案情簡單才弄得你們不知所措。”迪潘說。
“你完全是在說廢話！”警察局長盡情地笑道。
“也許謎底有點過分明顯吧。”迪潘說。
“哎呀，老天爺！誰聽見過這種話呢？”警察局長說。
“有一點過於不言自明吧。”迪潘說。
“哈！哈！哈！……”局長大笑起來，他覺得太有趣了，“哎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
“這究竟是一件什麽樣的案子呢？”我問道。
“嘿，我這就要告訴你。”警察局長回答道，他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我可以用幾句話告訴你，不過，在我未講之前，讓我先提醒你們，這個案子要求絕對嚴守機密，萬一讓人知道我向誰透露了消息，局長的位置我大概十之八九會丟掉的。”
“說吧。”我說。
“你也可以選擇不說。”迪潘說。
“是這樣的，這個情報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親自通知我的，有人從皇宮裏偷走了一份極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個人是誰，因為有人看見他拿走的。而且，也知道這份文件仍然在他手中。”警察局長說。
“這是怎麽知道的？”迪潘問道。
“這是明擺著的，”警察局長回答道，“這份文件的性質比較特殊，一旦從搶走的人手裏傳出去，馬上會引起某種不好的後果。也就是說，這個搶走文件的人，要利用這個文件製造一些計劃。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太大的動作。”
“請你說得再清楚一點。”我說。
“這個文件會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種在一定場合下極有價值的權柄。”這位警察局長很愛好外交辭令。“我還是不很明白。”迪潘說。
“不明白嗎？好吧，如果文件被透露出去，那就會使人們對一個地位極高的人的名譽產生懷疑，其生活和前途都會因此產生變化。”
“這個賊，”局長還是忍不住了，“正是D部長，他什麽都敢做，偷盜技巧幾乎不亞於他的膽大妄為。我剛才所說的這個文件，正確來說，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單獨待在皇宮內院時收到的。當時她正在仔細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斷了，另外有一位高貴人物進來了，她特別不願意讓他看見這封信。她當時正打算把信塞到抽屜裏，可是又怕引起誤會，隻好把那封信照原樣敞開著放在桌子上。盡管這樣，最上麵的地址、內容並沒有暴露，這封信也沒有引起那位高貴人物的注意。
正在這時候，D部長進來了，他那鋒利的眼睛馬上看見了信紙，並認出了地址的筆跡，他揣測到收信人的秘密。他辦了幾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樣匆匆處理完畢，然後，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說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開來，先是裝著看信，接著又把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談起了公事，大約談了15分鍾。最後，他告辭了，可是他掩人耳目地把桌子上的信掉包了，帶走了那封他無權占有的信。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見了，可是，當著那第三者的麵，她不敢作出其他舉動，裝作一切正常。”
迪潘說：“這就對了，盜信人和失信人都心知肚明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是的，”警察局長回答道，“D部長為了政治上的目的，前幾個月把占有這封信的優勢運用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這位失信人一天比一天認識到有必要把屬於她的信收回來。可是，這也不是可以公開地做得到的。最後，她實在被逼得沒辦法，把這件事委托給我了。”
“因為”迪潘說，“沒有比你更精明更能幹的人了。”
“你過獎了，”警察局長回答說。
“很清楚，”我說，“信仍然在這位部長手裏，信是他能威脅她的原因，但他也不敢輕易使用這封信，因為一經運用，他就會喪失很多威脅她的機會了。”
“的確，”局長說，“我首先考慮要徹底搜查這位部長的旅館。在這一點上，使我為難的是，我要做到天衣無縫，不能讓他知道我們在搜查他。因為一旦讓他知道我們的企圖，就會產生危險的後果。”
“可是，”我說，“這一類的調查，你不是十分在行嗎？”
“哦，是的。正因為有這個能力，我不至於太失去信心。這位部長的習慣也對我十分有利：櫃子，我都能打開。”
“一連三個月，我沒有錯過任何搜查這家旅館的機會。我第一夜親自參加一大部分搜查工作，因為我的名譽要緊。再告訴你一件十分機密的事，酬金的數目極大，所以我沒有放棄搜查。不過，最後我不得不佩服這個賊，他比我更加精明。在我以為凡是可能隱藏這份文件的角落，我都檢查過了，但一無所獲。”
“他會不會把信藏在別的地方了呢？”我提了個疑問。
“這個可能性不大，”迪潘說，“他必須讓信在他可視範圍內，以備隨時可以派上用場，這是皇家大事的特殊性決定的。”
“有可能隨時需要拿出文件來嗎？”我說。
“也就是說，隨時把它銷毀。”迪潘說。
“確實是這樣，”我說，“那麽這封信就明明是在他房子裏了，至於這位部長隨身帶著這封信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不必去考慮。”
“完全不必，”警察局長說，“他曾經有兩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攔路的強盜，他本人是在我親自監督下經過嚴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親自動手，”迪潘說道，“這位D部長，我敢說，並不完全是個笨蛋，如果他不笨，那麽，他一定會預料到這類攔路洗劫的事為什麽會發生在他身上。”
“不完全是個笨蛋，”警察局長說，“可是他是一位詩人，我認為這跟笨蛋沒有太大差別了。”
“確實是這樣，”迪潘說，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不過我本人也問心有愧，寫過幾首打油詩。”
“可不可以詳細談談你搜查的具體細節呢？”我說。
“呃，實際上，我們是慢慢進行的。我對整幢大樓，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搜查。首先，我們檢查了每一套房間的家具。我們打開了每一個可能存在的抽屜，當然，如果有這種秘密的抽屜，肯定瞞不過我們。接著，我們檢查了椅子。對於軟墊，我們用你們見過我使用的細長針來刺探。對於桌子，我們把桌子麵拆下來了。”
“為什麽？”
“有時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狀相仿的家具，它的麵板會被打算藏起東西的人拆下來，把家具的腿挖空，把東西放在空洞裏，然後再安裝好麵板。對於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樣方式利用柱腳和柱頂。”
“不能利用聲音來查出空洞嗎？”我問道。
“這個方法不奏效，把東西放進去的時候，可以在它四周墊上一層厚厚的棉花。再則，我們這個案子要求在動手的時候沒有聲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開——你不能拆散屋裏所有的可能存放東西的家具吧。一封信可以縮成一個小紙卷，或者同一根粗的織絨線針的形狀大小差不多，這樣它就可以被塞到譬如椅子的橫檔裏。你們不會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來檢查吧？”
“當然沒有，可是我們幹得更出色——我們用高倍顯微鏡檢查了旅館裏每一把椅子的橫檔，每個地方有什麽新近動過的痕跡，我們都能通過顯微鏡萬無一失地立刻檢查出來。”
“你檢查了房子周圍的地麵了嗎？”“所有的地麵都鋪了磚，所以不是很麻煩。我們隻檢查磚塊之間的青苔就行了，發現都沒有動過。”
“你們當然查閱了D部長的文件，也查過了他藏書室裏的書了吧？”
“當然，我們打開了每一個包裹、每一本書，甚至每頁都翻過。我們還測量了每本書封麵的厚度，計算得極為準確，對每一本都用顯微鏡百般挑剔地檢查過。”
“你們查過地毯下的地板嗎？”
“我們掀開了每一塊地毯，用顯微鏡檢查了木板。”
“還有糊牆紙嗎？”
“查過了。”
“你檢查了地下室嗎？”
“我們查過了。”
“那麽，”我說，“你始終都估計錯了，那封信並沒有像你想象的那樣放在這幢房子裏。”
“我就怕被你說對了，”警察局長說道，“那麽，迪潘，照你的意見，我應當怎麽辦？”
“徹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絕對不需要的，”警察局長回答道，“對那棟旅館，我比我的呼吸還有把握，信不在旅館裏。”
“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見了，”迪潘說，“當然，你大概知道那封信的特點吧？”
“噢，當然。”說到這裏，警察局長拿出一個記事本，向我們念了那封被盜竊的信的詳細描述。念完後，他立即告辭了，精神比來時更加委靡不振，我從來沒見到他有過這樣沮喪的時候。
大約一個月之後，他又來訪問我們，並且發現我們還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樣待著。
他拿起一隻煙鬥，搬了一把椅子，談起一些尋常的話題。最後，我問：“哦，G先生，那封失竊的信有什麽進展嗎？”
“真見鬼，後來，我依照迪潘建議的那樣，又檢查了一遍，不過那是白費力氣。”
“酬金是多少？”迪潘問。
“噢，數目很大，我不必說究竟有多少。但是誰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願開一張5萬法郎的私人支票給他。因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還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這樣，”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煙鬥深深吸了一口煙，然後慢吞吞地說，“我覺得你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全力以赴。你也許，還可以再盡一點力。”
“怎麽盡力？……在哪一方麵？”
“嗯，在這個問題上你可以聘請顧問，嗯？你記得他們跟你講的阿伯爾納采的事嗎？”
“不記得了，該死的阿伯爾納采！”
“確實！他該死，而且罪有應得。不過，從前，有這麽一個闊氣的守財奴，他想出了一條計策，要記得這位阿伯爾納采說出他對一個醫學問題的意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假裝在私下裏把他的病情暗示給這位醫生。”
“我們可以假定，那位守財奴說，他的病征是如此這般，然後就請教這個醫生的指導意見。”
“可是，”警察局長神色有點不安，“我完全願意征求意見，而且我真的願意付給任何人5萬法郎，如果他能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我的話。”
“照這樣看，”迪潘回答道，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支票本，“你可以照這個數目給我開一張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簽了字，我就把這封信交給你。”
我大吃一驚。警察局長也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靂一樣，有好幾分鍾，他一動也不動，張著嘴，盯著迪潘，眼珠子好像要從眼眶裏跑出來了。
後來，他顯然有些恢複了常態，他抓起筆，又停了幾次，終於開出一張5萬法郎的支票，遞給了迪潘。
迪潘把支票仔細檢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夾子裏。然後，他用鑰匙打開他那張有分類格子的寫字台，從格子裏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給警察局長。
這位局長抓住信，歡喜到了極點，用顫抖的手打開信，迅速地把信的內容瀏覽了一遍。然後，他慌慌張張起來掙紮到門口，終於顧不得禮貌衝出了這幢房屋。自從迪潘要他開支票時起，他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他走之後，迪潘向我作了一番解釋。
“巴黎的警察，”他說，“按他們辦事的方式來說，都是極其能幹的。他們堅持不懈，足智多謀，很狡猾，在業務上必須掌握的事情，他們無一不精通。所以，那天G先生向我們講述他在搜查旅館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他。
“他所采取的措施做得很完美，如果這封信曾經放在他們搜查的範圍之內，他們會毫無問題地找到這封信了。
“不過，這項行動的缺點在於，對這個案子和這個人不能適用。這位警察局長，計策十分別出心裁，但是在處理案件時，總是要犯鑽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淺的毛病。”
“揣摩對手時要有完全設身處地體察對手的智力。”我接口說。
“從實用價值來看，這是關鍵，”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長和他那一幫人這麽經常地失策，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估計他們所對付的人的智力。他們隻考慮自己的主意有多巧妙，在搜查任何藏起來的東西的時候，隻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會以什麽方式來隱藏東西。
“例如，在D部長這一樁案子裏，警察局長把在長期例行公事裏習以為常的那種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則，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我們知道，普通人藏信，有把椅子腿鑽個洞，或者至少也總要放在什麽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裏的可能。但D部長是普通人嗎？局長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推測這位部長是個笨蛋，他覺得會寫詩的人都是笨蛋。”
“可是D部長真是一位詩人嗎？”我問道，“據我所知，他們家一共是兩兄弟，兩個人在文才上都頗有名氣。我知道這部長在微分方麵有學術論著，他是一位數學家，而不是詩人。”
“你錯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為詩人兼數學家，他是善於推理的，警察局長沒有考慮到這點。”
迪潘繼續說：“我知道他既是數學家又是詩人，我的計劃是按他的智能來編排的，而且考慮到了他所處的環境。我知道他善於在宮廷裏獻媚，同時又是一個大膽的陰謀家。這樣的人，不會不了解普通警察的行動方式。所以，他早就明白他為什麽會遭受攔路搶劫。
“我又想，他必定也早就預料到他的住處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經常不在家裏過夜，就是一個詭計，故意讓警察有機會進屋搜查，以便早一點使他們深信那封信並沒有放在房子裏，而且警察局長也讓他達到了這個目的。
“在警察局長第一次訪問我們的時候，我跟他說，這樁奇案之所以使他十分為難，也可能正是因為案情過於不言自明了，你也許還記得他當時是怎麽狂笑的吧？”
“對，”我說，“他笑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
“但是，我越是想到D部長敢作敢為、當機立斷的智謀，想到他如果打算把這份文件放到最合適的時候用，我就猜測這份文件一定是放在手邊。而警察局長又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這封信並沒有藏在搜查範圍之內。我想，為了藏住這封信，這位部長必定經過深思熟慮，采取了極其精明的手段，索性不把信藏起來了。
“我拿定了主意，於是配備了一副綠眼鏡，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早晨，假裝很偶然地到D部長的旅館裏去拜訪他。我發現D部長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懶洋洋地躺著享受美好的清晨，而且他跟平常一樣，裝出一副無聊至極的神氣。
“為了對付他這一套，我說我的視力不好，並且為不得不戴眼鏡而長長感歎了一番。我裝作隻顧和他談天說地，卻在眼鏡的掩飾下小心謹慎地把房間詳細察看了一遍。”
“我特別觀察了一下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張大寫字台，那上麵雜亂無章地放著一些信和其他的文件，還有一兩件樂器和幾本書。然而，我卻看不出有什麽可以引起懷疑的東西。
“最後，我看到一個用金銀絲和硬紙板做得好看而不值錢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著一根肮髒的藍帶子，吊在壁爐架中下方一個小銅疙瘩上晃來晃去。這個卡片架有三四個格子，裏麵放著五六張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這封信又皺又髒，差不多要從當中斷成了兩半，仿佛信的主人起初就想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變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麵有一個大黑印章，非常明顯地印著D部長的姓名的首字母，從纖細的字跡可以看出這封信出自女人之手。它是漫不經心地，甚至好像很輕蔑地被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層的格子裏的。
“我一看到這封信，立即斷定這就是我要找的那封。當然，從外表的各方麵來看，這跟警察局長向我們宣讀的詳細說明完全不同。這封信印章又大又黑，印著D部長的姓名的首字母，而原來那封信上是一個小紅印章，印著S家族的公爵信章，信章完全不一樣。這封信是寫給部長的，字跡纖細，而那封信姓名地址開頭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體粗獷鮮明。一眼看過去，這封信和印象中的那封信隻有大小是一致的。不過，讓我懷疑的是，這封信太肮髒了，和D部長實際的有條不紊的習慣自相矛盾，而且它被擺放的位置是那樣使人確信，這封信對D部長來說是沒有用的。但這一切足夠讓我懷疑了。
“我盡可能拖長這次訪問的時間，我一方麵跟這位部長極其熱烈地高談闊論下去，我深知這個題目萬無一失，一定會使他感到興致勃勃。另一方麵，我的注意力其實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經過這樣的觀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裏的方式都牢牢地記在心裏。
“而且，我終於發現了一個支持我的細節。在仔細觀察信紙的邊角的時候，我看出邊角的傷損超過了似乎應有的程度。信紙破損的樣子，仿佛把一張硬紙先折疊一次，用文件夾壓平，然後又按原來折疊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疊了一次。發現了這個情況就足夠了。我看得很清楚，這封信翻了個麵，好像一隻把裏麵翻到外麵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過。我於是向D部長說了聲早安，立即告辭，可是我故意把一隻金鼻煙壺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借口拿回鼻煙壺又去訪問，我們又興衝衝地接著前一天的話題談下去。可是，談著談著，又聽見緊挨著旅館的窗戶下麵很響地爆炸了一聲，仿佛是手槍的聲音，接著是一連串可怕的尖叫的聲音和嚇壞了的人群喧叫的聲音。D部長衝到一扇窗口，推開窗戶向外麵張望。這時候，我走到卡片架旁邊，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裏，同時用一封複製的信來掉包（隻從外表來說），這是我在家裏先仔細地複製好的，並且仿造了D部長的姓名的首字母。
“我一拿到我要的東西也立刻跟著他走到窗口。街上的混亂是一個佩戴滑膛槍的人引起的，他在一群婦女兒童中間放了一槍。可是，警察經過查證，發現槍膛裏沒有實彈，就把這個家夥當做瘋子或者醉漢放走了。他走之後，我們也從窗口回來了。不久，我向他告辭。而實際上，那個假裝瘋子的人是我出錢雇來的。”
“可是你為什麽要掉包呢，有什麽目的嗎？”我問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訪問時，公開地拿起信來就走，那豈不更好嗎？”
“D部長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人，”迪潘回答說，“而且非常沉著，假使我像你說的那樣輕舉妄動，我大概永遠不會活著離開那位部長的旅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