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對印度各邦的研究

克拉拉邦和北方邦間的比較有特別的意義，我們會在不同的地方運用這種對比。這兩個邦在許多福利指標上處於不同的兩極，而根據傳統的衡量貧困的指標二者間的差別則不是非常大——這在前麵的章節中提過。在拉馬錢德南(V.K.Ramachandran)對克拉拉邦的相當詳細的個案研究中，克拉拉邦的成功可歸功於促進社會機會的公共行動的作用，包括初級教育、土地改革、女性在社會中的作用、普遍而公平地提供醫療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務。有意思的是，北方邦的失敗似乎也可歸因於大眾對這些社會機會的漠視。兩個個案研究確認了幾乎相同的成功(在克拉拉邦)和失敗(在中央邦)因素，這一事實在理解印度各地社會成就的多樣性上很有意義。以下是要強調的確定社會成就的重要決定因素。

首先，兩個案例中都顯示識字率(特別是婦女識字率)對人類基本能力的有力促進作用。克拉拉邦發展經驗中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早期促進教育，隨後產生了建立在識字率的不同社會和個人作用基礎上的重要社會成就。與之相反，北方邦成年女性的識字率仍在25%的低水平，2/3的農村女孩從未進過學校。這種教育落後情況帶來廣泛的後果，包括非常高的死亡率和生育率。

第二，兩個案例都明白顯示影響社會成就的另一個因素是女性的作用。北方邦的性別壓迫有悠久的曆史，直到現在男女不平等在某些地區仍極為嚴重(例如，我們之前提過，世界上很少有地方的男女比例像北方邦這樣低)。文盲抑製了女性積極自由地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因此造成北方邦許多社會落後狀態。相反地，長期以來克拉拉邦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不錯，有知識的女性在廣泛的社會成就中起了重要作用。識字率的提高本身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此，甚至反映在克拉拉邦幾乎2/3的小學教師是女性這一事實上(相比之下，中央邦是18%)。

第三，對北方邦和克拉拉邦的比較顯示運作良好的公共事業對提高生活條件的關鍵作用。本章前麵的內容中提過，兩個邦福利水平的迥異不能以克拉拉邦的高收入低貧困來解釋(因為北方邦和克拉拉邦這些方麵的差別實際上不大)。如果兩個邦對基本品和公用事業的撥款數額相差巨大，那是因為像教學設備、基本醫療保健、兒童防疫、社會安全保障和公共食品分配等公共服務的供應規模和質量明顯不同。北方邦裏這些公共服務完全被忽視了，有時甚至不存在，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第四，兩個案例研究都強調廣義的公共行動的社會影響，它超越政府的行為且影響全體民眾。克拉拉邦早期促進教育的行動使大眾積極參與政府的政治和社會活動，這在北方邦是沒有的現象。尤其重要的是，克拉拉邦的公共行動優先致力於促進社會機製。公共服務的擴大也經常反映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大眾的有組織的需求。大眾的態度對確保克拉拉邦諸如醫療中心和小學等公共設施的恰當運作也至關重要。

最後，北方邦和克拉拉邦針對特殊公共行動——社會被剝奪者的政治組織——的重視程度有所差別。克拉拉邦有見識的政治行動主義——部分基於普遍的受教育情況——在減少基於種姓、性別和(某種程度上的)階級的社會不平等中起了重大作用。政治組織在使弱勢群體積極參與經濟發展、公共行動和社會變革等整體進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北方邦傳統的不平等和社會分野仍然十分嚴重，它們的存在阻礙了許多社會努力。例如，在北方邦仍有些村莊，那裏有勢力的地主故意阻礙政府建立鄉村小學；更普遍的是，政治權力集中掌握在社會特權集團手中，嚴重忽視了國家和地方弱勢群體的基本需要。

造成這麽多差異的原因是政治在發展過程中的普遍重要性。當然，克拉拉邦確實有些有利於社會變革的文化和曆史優勢。但是政治程序本身在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它補充或代替了那些先天優勢。這與克拉拉邦“可複製的”成功經驗有密切關係。就政治程序的作用而言，北方邦——以及仍存在基本貧困的印度其他各邦——沒有理由不能仿效克拉拉邦的基於堅定合理的政治行動主義而實現的許多成就。

西孟加拉邦有力地例證了政治改革的可行性。這個邦的弱勢階層的政治組織成功地改變了政權的平衡。最具體的表現是1977年左派聯盟在邦中掌權。左派聯盟在隨後的選舉中保住了席位，它的主要選民基礎包括沒有土地的勞動者、佃農、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權力平衡的這一變化使得在其他許多邦經常被視為“政治上不可行”的很多有深遠意義的社會計劃有了實施的可能性。兩個著名的例子是土地改革和鄉村一級民主機構的新生。

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在促進另外一些社會機會上顯然不那麽積極。諸如土地改革的議題在左派聯盟的計劃中得到最高優先(部分是因為這些議題在導致聯盟掌權的政爭中的重要性),而關注健康、教育和相關問題的公共政策則相對被忽視。相應地，西孟加拉邦這幾年人民生活條件的提高仍相對較慢。這裏有個重要的機會被錯過了，因為西孟加拉邦政府動員大眾的能力(在其他領域已被充分證明)本來能夠在教育和健康領域的實際改革中發揮作用。這些是重大失敗經驗，但它們並未減弱西孟加拉邦積極成就的重要性和它作為當今印度激進政治變革可行性範例的整體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