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內發展的多樣性

有關印度經濟發展的比較經驗不僅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事實上，印度的特征是地區間的經驗和成就極為不同，即使根據標準經濟指標，這種差異也相當引人注目。有些邦，像旁遮普邦和哈裏亞納邦，有更好的增長績效基礎而比其他邦富裕得多。與1991～1993年印度人均GNP5583盧比相比，旁遮普邦是9643盧比，哈裏亞納邦是8690盧比(1994)。相應地，貧困線下農村人口隻占旁遮普邦總人口數的21%,在哈裏亞納邦是23%,大約是全印度同類人口比例的一半(45%),是比哈爾邦和奧裏薩邦的1/3(二者均為66%)。

社會發展領域的對比就更加明顯了。例如，印度各邦的識字率存在驚人的差異，拉賈斯坦邦的婦女識字率為20%,而克拉拉邦是86%。這些地區間的差別隻是印度特有的國內識字差異的一個方麵。更詳細地分析識字情況會發現其他方麵的不平衡，例如有些地區不平衡與性別和種姓有關。比如在克拉拉邦94%的男性識字，在比哈爾或拉賈斯坦邦的賤民中婦女識字率小於10%。

從健康、營養、發病率、性別不平等等其他生活條件指標中，也能看出印度各地區間鮮明的差異。在分散的層麵上，這些指標比識字率更不容易觀察得到(後者有很好的“分散性”,總識字率可以簡化成特定群體識字率的加權平均數)。不過可以運用各邦的相關指標對不同地區的生活條件進行一些初步的比較。

各邦的指標仍具有很高的綜合性。邦內各發展指標的差別(如北方邦1991年人口數為1.39億)有其自身的意義，不可能在泛泛的邦與邦的比較中被完全收錄。此外，還必須記住各邦規模不一(即使像我們在本章中所做的，把對象限定在1991年人口不少於500萬的各邦),由此全國的指標“權重”非常不同。盡管如此，作為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單位，邦的指標是有意義的。許多有關的行動領域(包括健康和教育)在本質上被定義為“邦的目標”,在各邦層麵上而不是在中央政府執行，或作為邦和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標"由邦和中央政府執行。這是研究各邦指標的強大動機。

不同的邦，女性出生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從54歲到74歲不等；10～14歲農村女性識字率從22%到98%不等；中央邦的兒童死亡率是克拉拉邦的10倍以上；農村貧困線下人口在奧裏薩邦和比哈爾邦高達66%,而在旁遮普邦僅為21%;每千名男性對應的女性在哈裏亞納邦是865人(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水平),在克拉拉邦是1036人(發達工業國家的平均水平);等等。根據這些指標，印度國內各邦的差異幾乎與它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差別一樣大。

雖然克拉拉邦在社會領域取得特殊成就，它的存在加大了印度國內的地區差異，但不能錯誤地認為其餘的地方就是大體均一的了。不管克拉拉邦是否包括在內，印度國內的地區差異都是巨大的。例如，克拉拉邦1991年1.8的生育率與北方邦的5.1形成有力的對比，而北方邦與泰米爾納德邦的對比也夠強烈的了，後者的生育率是2.2,盡管比克拉拉邦的1.8高，但比北方邦的5.1低了一半多。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數字，泰米爾納德邦的生育率(2.2)與美國和瑞典(2.1)相似，比中國(2.0)之外的任何一個“低收入國家”都低。然而北方邦5.1的生育率大大高於所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遠遠超過像斯裏蘭卡(2.5)和印度尼西亞(2.9)這樣的國家，甚至超過孟加拉(4.0)和緬甸(4.2)。當我們把克拉拉邦納入邦間的對比時，不難發現地區差異更大，然而即使排除了克拉拉邦後分歧仍然存在。盡管我們經常特別注意克拉拉邦，因為從這個印度境內差異最強烈的例子中有許多要學的，但必須避免“克拉拉邦與其他邦進行比較的"傾向。

在解釋印度國內的差異時，重要的是要記得人類的貧困有許多方麵，包括不同能力的缺失。而且，不同的貧困指標彼此不一定相互關聯，印度境內不同地區的情況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國內不同地區的貧困程度取決於我們關注的貧困的內容或指標。例如，由傳統的按人頭計算的農村貧困率在東部各邦最高，尤其在比哈爾邦和奧裏薩邦，在西孟加拉邦較低。但是幼兒死亡率的區域分布情況則不同，中部和西北部的北方邦、中央邦、拉賈斯坦邦比西孟加拉邦或比哈爾邦差許多，奧裏薩邦的貧困率和幼兒死亡率都很高。男女性別比例顯示性別不平衡在西北部最嚴重，包括相對較富裕的旁遮普邦和哈裏亞納邦——有大量的證據支持這一調查結果。因此，印度國內沒有單一的"問題地區",公共政策必須注意到國內不同地區麵臨的不同挑戰。在任何能確認的普遍模式中，主要是印度北部大多數邦的地方性貧困(除了旁遮普邦和哈裏亞納邦，這兩個邦其他指標相對值得讚許但存在性別不平等問題),南部各邦多數做得好得多，尤其是死亡率、生育率、識字率和性別平等上。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各邦的福利指標與收入或支出指標間沒有什麽關係。二者間的聯係至少是相當弱的。有些方麵確實相當引人注目：例如，北方邦的幼兒死亡率是克拉拉邦的6倍以上，盡管二者按人口計算的貧困率很相似——與印度的整體平均水平相當接近。這並不意味著收入或支出對幼兒死亡率和相關的健康或福利指標毫無影響。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大量證據表明健康狀況確實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例如，正是旁遮普邦高速增長的經濟成為預期壽命提高的明顯推動力)。關鍵是許多其他因素弱化了收入與健康(或其他方麵的福利)間的單純關係，而這些因素本身與收入的相互關係不大。

對生活條件有強烈影響的因素(除了私人收入外)中，一些特別的公共行動有重大影響力，比如那些與社會服務的供應、消除傳統的不平等、廣泛提高識字率相適合的行動。下一節中克拉拉邦與北方邦的對比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