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東亞與由於增長而實現的進步

在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時，把我們的因果“理論”與對案例真相的了解結合起來也是至關重要的。市場和貿易對經濟擴張的重要性，長期以來就是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內容。甚至在亞當·

斯密(1776)對國民財富"原因"的經典分析中就已明確提到這個問題。近來貿易增長理論的複興凸顯亞當·斯密本人亦特別強調的兩個重要問題，也就是，(1)規模經濟的重要性，(2)技術構成和人力對財富創造的影響。重點的改變在解釋“東亞奇跡”以及它與印度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時非常重要，不再強調主要根據已知的比較優勢(傳統的“李嘉圖學派”強調的重點)獲取交易利潤。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規模經濟的作用和重要性，這也極大改變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度流行——在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封閉式計劃經濟的思想基礎之一。采取經濟獨裁是基於對出口的消極主義，它使印度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計劃者們尋求更內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在國內生產所有需要的產品為目標。將“比較優勢”作為有利可圖的貿易(取決於不同的要素比例，天然條件等)的真實來源，這種集中且普遍的觀點無法說服那些分析家們，他們傾向於懷疑貿易擴展的可能性和低估從貿易中獲得的實際收益。閉關自守通常並不是一種高呼拒絕貿易的政策，而是悲觀地認為貿易機會十分有限的結果。

隨著貿易理論的重點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轉變為亞當·斯密的規模經濟論，貿易擴張的局限被重新大量闡述，出口消極主義的理由遭到猛烈批判。貿易限製條件不再被看作受要素比率和先天條件的不同所抑製，國家由於閉關自守而喪失的，還包括運用規模優勢和來自專業化的成果進行勞動分工形成的效率優勢。印度經濟規劃中需要徹底改變這種情況，這既是基於現代發展理論的原因，也是由於一些經濟體的實踐經驗——比如那些東亞經濟體——成功運用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模式。

對經濟發展的最新研究，還尖銳地提出了勞動以及所謂的"人力資本"的作用。學校教育、邊幹邊學、技術進步，甚至還有規模經濟等因素的經濟作用——在不同方式上——都可視為人的力量才是經濟發展之源這一核心思想的貢獻。根據經濟學理論，強調重點的轉變提供了填補巨大“空白”的方法，這一空白在索洛(Solow,1956)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提到過，近來很多增長理論亦大量論述經濟增長中直接的人力資本功能，它超越了通過物質資本的積聚創造出的貢獻。我們在學習“東亞奇跡”和其他由於增長而實現的進步的經驗時，不能忽視這些分析提供的大量深刻見解。

人力資本的重要作用使人們更需要注意明智的公共行動和經濟進步間的密切關係，因為公共政策對教育的推廣和技能結構的改進有很大影響。在這些成功地由於增長而實現進步的國家裏，普遍的基礎教育的作用怎麽強調也不為過。在這些國家表現出色的現代工業中需要很多基本技能，培養這些技能必須實行初級教育，而中級教育更好。有些研究強調邊幹邊學和在職培訓對生產率的作用，而不是強調正式教育的直接影響，就業前在學校所受的基礎教育顯然對接受這類培訓和學習的能力大有幫助。

所有這些由於增長而實現進步的成功國家和地區，他們在經濟取得重大發展時的基礎教育發展已比現在的印度先進得多。需要注意的重點，不在於印度的識字水平比這些國家和地區現在的水平低得多，或者當時印度的基礎教育比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飛躍時低得多，而是印度目前的教育水平比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開始迅速擴展的時候落後得多。真正有啟發意義的是，把現在的印度與1960年的韓國或1980年的中國作比較，任憑時間的推移，印度目前的識字水平比這些國家和地區多年前開始市場經濟變革時達到的水平還要低許多。

在亞洲的高績效經濟體的教育擴展中，政府在教育的推廣上都起著主要作用。公共政策的一個基本目標，就是保證大部分年輕人具有與現代工業化生產相適當的必要的讀、寫、交流和反應的能力。相反地，印度對擴大基礎和中級教育表現出異常冷漠，無疑，"非常少"的政府行為——導致印度這方麵規劃的根本性失敗。

當然，有相當多的印度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肯定有機會運用知識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出現(例如，在班加羅爾及其周邊地區發展起來的計算機軟件業及相關行業)。這些成就很重要，對印度的經濟無疑也是佳音。但是印度國內教育體製的極度不平衡表明發展中存在實際障礙，這些障礙阻止大眾共享一般的經濟進步成果，特別是工業化成果，像韓國和中國那樣——它們成功地向世界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這些商品的生產不需要大學教育，隻要人們接受普遍的基礎教育就能夠遵照明確的指導原則和保持質量的標準。相反地，即使印度能夠占領全球計算機軟件市場的大部分份額，跟那些貧窮的、未受教育的大眾仍未有多大關係。製造簡單的刀具和鬧鍾遠不如設計藝術級的計算機程序有魅力，然而前者為中國的窮人提供了收入來源，這是後者無法為印度人民提供的——至少不能直接辦到。在生產這些具有巨大世界市場的“乏味”商品過程中，中國高水平的基礎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如東亞和東南亞其他許多高成長的經濟體那樣。

盡管某些特定高技術產業領域"局域繁榮",印度的整體經濟和工業部門的增長率仍相當低。實際上，自從1990～1991年以來，整體的工業生產發展相當低(Government of India,1995)。這並不否定即使當前有大量的文盲，印度仍有可能獲得更高的GNP或GDP增長率。但是基礎教育的覆蓋率低、質量差使得印度很難從有限的活躍行業(它們的擴展被國外一些專業金融雜誌所頌揚)發展成那種在遠東地區已發生的、徹底的、共同分享的真正先進經濟。當今印度在經濟擴展的能力和性質以及增長能被廣泛共享的程度等方麵都有問題。由於本文已提過的原因，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提供的社會機會十分有限，社會中許多人(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的多數人)不能讀、寫或計數，看不懂印製或手寫的說明，在現代工業社會無法安居樂業等等。由此基礎教育的不平等，轉化為更深層的利用新經濟機會的不平等以至無效率。在這裏，教育的落後與分配上的失靈，限製了現代技術化生產的整體擴展規模。

教育和不平等的關係同樣適用於性別的不平等中。抬頭看，亞洲的高績效經濟體能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快地縮減基礎教育中的性別差距，這對減少婦女在經濟參與等社會機會中的相對不利地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東亞經濟的成功顯然利用了婦女在就業和其他方麵的選擇機會的擴大。印度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方麵，實際上，南亞——包括印度——落後於其他所有主要發展中地區(有東亞，還有拉丁美洲和非洲)。

教育領域的差異可能是印度和東亞高經濟增長國家和地區的最明顯差別，其他社會領域中的支持性公共政策也幫助了這些成功的亞洲經濟體，這是印度所沒有的。甚至在經濟高速增長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健康狀況通常都好於印度。東亞國家和地區更好的醫療設施供應——尤其是在預防性醫療保健方麵——是這種差異的重要原因。農村醫療保健的推廣，是改革的中國取得的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這已被證明是經濟改革中的一項寶貴資產。醫療保健不僅是生活質量，而且是經濟績效的重要問題，因為發病和營養不良可能嚴重阻礙生產力和經濟發展。

土地改革是許多由於增長而實現了進步的國家和地區比印度做得更好的另一個領域。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都進行了廣泛的土地改革，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當然還有中國大陸。從平等的角度看，廢除地主土地所有製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還有利於刺激生產的擴大，使農業生產者更好地回應更自由的市場提供的機會。很有意義的是，東亞經濟體中經濟增長最慢的國家之一菲律賓，也未能充分開展土地改革。印度的記錄比菲律賓的整體情況更糟糕；

西孟加拉和克拉拉邦土地改革獲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絕大多數邦的總體成果相當令人喪氣。

東亞地區成功實現增長進步的經驗，包括在基礎教育、整體——特別是預防性的——醫療保健以及土地改革等不同領域的重要政府行為。在理解和解釋東亞“經濟奇跡"時不僅要看到這些政府行為的作用，還要看到政府在直接促進產業擴張和出口以及引導工業化的模式方麵所起的作用。一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者”研究東亞奇跡時尖刻地提出直接幹預的作用，認為這些成就完全與提高生產力的公共幹預有關。雖然其他的研究著重點有所不同，但有很多的證據表明，東亞的成功事跡中政府在直接促進工業化上作用重大，尤其是政府通過有計劃的幹預(例如，通過不同的金融條款)以發展特定的行業，給予選定的國際貿易發展方向優先權(特別是有選擇的出口推動)。政府主動為教育的推廣、整體醫療保健、土地改革等做貢獻，可以看成政府行動主義的重要範例。簡單地把東亞的成功事跡看成自由化和“開放”市場的結果，將是相當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