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印度的政策爭論中經常引用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經濟發展案例。總的來說，這麽做是恰當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取得的成就比印度大得多，向這些成功的國家學習是很自然的事。經常被用來做比較的國家和地區(像所謂的“四小虎”、泰國和改革後的中國等),印度的確有望向它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它們做得非常好。宣稱"印度是獨特的"這個觀點本身是正確的，但以此為由拒絕向其他國家學習就完全誤入歧途了。

不過在學習他人經驗時，人們必須注意避免過分簡單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做法，或者用過分狹隘的觀點識別這些“其他國家”。首先，人們經常這樣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比如說，所謂的“四小虎”(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的所有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的就是“開放”市場的重要性，這是個極大的錯誤。除了放開市場外，這些國家和地區還做了很多事，例如推廣教育、合理的醫療保健、廣泛的土地改革、政府堅決帶頭促進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國家和地區——以及改革後的中國——在許多"社會"方麵遠勝印度，它們更容易利用經濟擴張帶來的機遇。實際上，甚至在開始以市場為基礎的躍進時，它們已處於"更有準備"的位置。以想象的從其他的“分支”特征中分離出“本質”特征為根據而忽視這些差異，不僅會得到錯誤的經驗，還會背離人們的學習本意。在下一節我們將分析這些問題。

第二，要向其學習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僅指那些經曆了高經濟增長的(例如“四小虎”、泰國、改革後的中國),而且包括那些通過全民醫療保健和基礎教育提供公共支持等其他方式(即使經濟沒有高速增長)設法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國家和地區。要記住的是，盡管經濟高增長，泰國甚至韓國出生時的人均預期壽命相對低於斯裏蘭卡和牙買加；即使新加坡的人均預期壽命也未超過哥斯達黎加，盡管二者經濟反過來的差別很大。改革前後中國在生活質量方麵的許多變革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而當時它的經濟增長相對緩慢，也與此有關。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低但生活條件迅速改善，這樣的經驗同樣十分重要——在經濟發展初期獲得根本性的社會進步的可行性，在健康和教育領域精心設計的公共計劃的強大效用，在低工資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體係中提供相對更便宜的基礎教育等公共設施，合作和對抗的公共行為作用等等無疑是社會發展後積薄發的動力。吸取這些經驗，與向獲得高經濟增長和成功運用高增長改善生活質量的國家學習，一樣重要。

第三，必須記住不是所有經濟高增長的國家和地區，都成功地將對物質資料的擴大的需求轉化成了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相應的提高。事實上，有些高發展國家和地區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經驗，類似某種“無目標的富裕”,經濟的高增長伴隨持續的普遍貧困、文盲、不健康、童工、暴力犯罪和相關的社會問題。巴西是一個常見的例子。許多情況下(包括巴西本身),無法利用經濟增長為基礎來改變生活質量的根源，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缺乏大眾參與保護基本權利，還因為經濟和社會的高度不平等。無目標的富裕的危險，是通過鑒別分析高增長國家和地區經驗應當吸取的教訓，這一點在印度更具現實意義。

第四，正如前麵提過的，考慮到印度的地區差異性，必須把吸取印度自身的教訓和向其他國家學習結合起來。例如，我們不能完全否認，盡管收入水平低，在創造經濟增長方麵記錄不佳，但克拉拉邦的出生時人均預期壽命(約為72歲)還是要比它東麵的某些經濟更成功的國家高，像印度尼西亞(60歲)、泰國(69歲)、甚至韓國(71歲)等，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比克拉拉邦高出許多倍。我們必須吸取印度本身的經驗，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經驗。這些失敗不僅包括許多邦持續的社會落後(例如北方邦),還有克拉拉邦沒能獲得合理的經濟增長，盡管在生活品質的很多方麵它做得極好。

在更早的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在1960年到1985年間嬰幼兒死亡率下降最快的十個國家裏，有五個是我們稱為“增長促成型”的成功，而另五個國家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是建立在對健康、教育和社會保障有組織的公共支持方案上的，它們本身經濟增長並不快，人均實

際收入也沒有很大增長。後一種方式——我們稱為“支持引導型”的成功——被證明是更可行的，因為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成本在低工資的經濟體中相對較低(因為生產的性質是勞動密集型的),這樣較窮的經濟體在提供此類服務時，不像原來所想的隻考慮他們的低支付能力時那麽處於劣勢。印度在從世界上其他地方最近的發展經驗中吸取教訓時，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注意他們的分別基於經濟發展和公共支持的兩種進步。此外，也要重視出現"無目標的富裕"的可能性，注意印度的發展可能不像韓國，而是步巴西後塵。我們必須區別對待自由化，而不是設想出某些“程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