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農村的勞工狀況

潘帕斯平原上牛羊生產的不斷擴大給新來者提供了許多經濟和社會機遇。據1854年的一份統計估算，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四分之一的農村人口是移民，數目超過18.3萬人。在本土出生的雇工從事養牛時，勤勞的移民在牧羊、建築業和小商業找到工作，或者當手工工匠。新來的人似乎在靠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農業區找到了最大的機會，那裏的基礎設施更發達。

除了不斷擴大的市場體係中的經濟機會，移民作為租客或地主也找到了上升的途徑。1820年至1850年間，隨著土地價格及土地產品的不斷上漲，大牧場被無數次細分。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使潘帕斯平原的土地利用和農業生產更加集約。在邊疆地區，牧場主仍然持有土地廣闊的牧場，經營這些巨大的生產單位。靠近不斷擴大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場的土地被分成小塊，生產單位變小。在薩拉多河兩岸的一個又一個地區，19世紀早期的大養牛場被小規模的、更集約化生產的農場所代替，這些小農場養羊，最終種植經濟作物。通常牧場主的兒子和歐洲移民從土地所有權的擴散中受益，土生高喬人得不到好處。

牧場結構遵循西班牙人遺留下來的傳統的組織方式。盡管大地產的主人居住在城市，但他們控製著牧場的生活，例如，對牧場產品在城裏銷售做出所有安排。農村某個特定地方最大的牧場主，特別是在人煙稀少的邊疆地區，通過壟斷鄉村雜貨店和運輸，有效地控製了整個地區。在農村腹地，地主對工人名義上的控製對實施命令大有幫助。不過，這種控製從來都不是完全的。

潘帕斯形成了種族分工。土生流動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通常侍弄牛，白人移民養羊，本地男性容易被征兵，而免除兵役的外國出生的人攢錢買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同樣的社會加工使有色人種邊緣化，那裏的移民也享受到向更高社會階層流動的優勢。首都的大部分工匠和商店經理是外國出生的；大多數家裏的仆人是土生的阿根廷有色人種。

阿根廷腹地在19世紀總是人力匱乏，牧場主常常抱怨征募省民兵如何抽幹了高喬人勞力池。缺乏勞動力意味著地主不得不推遲給牲畜打烙印和其他雜活。遲至1846年，大量沒有烙印的牛在沒有圍欄的大草原上徜徉。"這裏的土地到處都很肥沃，隨時可以耕種”,19世紀中期一個旅行者評論說，“但是在沒有足夠人口來照料牛的地方，不可能指望他們(原文如此)進行農業勞動。”(MacCann 1853,I:62)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如1830年的旱災，養牛的人無法把快死的牛做成幹肉或牛皮，也不能把牛群趕到不太幹旱的草場上去。佃戶(牧場主或農場主雇傭的任何工人，包括高喬人)稀少，身價陡升。事實上，牧場管理人員發現，在牧場最需要人手的時候，能夠找到的佃戶不肯妥協，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資。另一個英國旅行者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缺少勤勞的人口，這個國家的資源全部被忽略了。”(Parish 1852,256)

然而，潘帕斯平原上土地集約化的使用並沒有消除——事實上反而加強了工人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的能力，盡管不一定是向社會階梯的上層移動。勞動力稀缺長期存在，民兵招募、奴隸貿易終結以及出生自由法案使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奴隸數量所剩無幾。鄉下大部分人口是本土出生的，大多數情況下，農村男性主要是本地出生的混血人。他們都自稱白人，盡管很多人的皮膚是黑色的。盡管一些牧場也有很多穆拉托人和黑人工人(相應地稱為Pardos和morenos),但是精英們認為，這些有色人種隻適合做領周薪的工人。缺乏甚至是基本的教育阻礙他們提升到工頭行列，社會歧視隔絕了他們租地和經營鄉村商店的機會。

勞動力短缺也為移民工人創造了機會。他們接過了自尊的高喬人不願做的工作，如挖溝保護果園和菜園不受放養的牛群破壞。愛爾蘭人和英國人為英國養羊的牧場主工作。英國移民變得擅長挖井和建造飲牛的水池。他們的收費和得到的錢通常比地主想支付的多。雇主喜歡雇用外國人，特別是識字的西班牙人作為商店經理，經營鄉村商店。

人們認為他們有能力避免本地人積欠賬單，並且後者對烈酒和賭博的“癖好”有免疫力。移民有機會一開始當工匠和農民，就攢錢購買產業。“我經常認識一些貧窮的(移民)男人，隻靠挖溝一年就能掙100英鎊",一個外國旅行者說，"在一個像這樣沒有石頭的國家，許多勞動力必須做這樣的工作……”(MacCann 1853,I:227-228)

收割穀物、打烙印和剪羊毛這樣的季節性工作很多，部分原因是本地出生的工人拒絕全職工作，不斷有男男女女從內陸省絡繹不絕地來到潘帕斯，甚至是遠自巴拉圭，來做這些零工。在圍攏牛或剪羊毛的季節，牧場主從附近農村社區雇工，但是勞力短缺迫使養羊牧場主雇傭婦女和兒童剪羊毛，通常是土生當地人和外省人(從內陸移民過來的人)。一個英國養羊戶付給他的工人每天25個紙比索並提供食物；在給牛打烙印的季節，一個本地出生的勞工，把自己和一群馬雇出去，每天可以掙20～25比索。這種高收入鼓勵了一些遊**的佃戶為了取得這種程度的獨立去偷馬。為了吸引工人，有些牧場主甚至先付工資並給他們在農村商店足夠的信用。

公共當局頒布了流浪法案，試圖用要求農村居民必須攜帶雇主簽發的就業文件來約束工人。農村治安官可以攔住路人，檢查他們的文件。那些沒有文件的人會被當作流浪漢，強迫做公共工程或服兵役。盡管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上升、民兵征募和19世紀上半葉的流浪法案，成年男性當雇工可能可以在農村保留某種程度的尊嚴。

在這個經濟時期，長期存在的勞動力短缺對工人有利。工人實際工資從1804年的每月平均7.5金比索上漲到1864年的12比索。與季節工人相對的長期工人實際上可能相當穩定，雇主和佃戶之間令人滿意的關係可能從一代人延續到另一代人。利潤分享並非聞所未聞，特別是在外國出生的牧羊人中更是如此，他們掙到多達羊毛、羊脂和羊皮銷售收入的一半。此外，住家佃戶在其雇主的莊園裏養活家人，他們在那裏有小屋、配給的牛肉和一塊小菜園。例如，一個靠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農場可能可以養活30口人，包括工人的妻子和孩子們。流動的工人在這個農場可以找到季節性的工作，木工、製磚、種樹、做圍欄、剪羊毛、收割莊稼，每年大約有40人。對佃戶而言，農村的實際工作條件不僅比嚴苛的法律要求更人性、更令人滿意，而且牧場的工作也養活了許多農村商人和工匠。

事實上，有很多證據表明地主沒有能力把土生工人轉變成一個可以依賴的、努力工作的和穩定的佃戶。在農村，工人們有著不遵守勞動紀律的傳統。他們容易想什麽時候不工作就什麽時候不工作。高喬人已經獲得了在許多節日休閑的權利。在節日期間，雇主讓他們工作需要得到警察的允許。此外，雇主經常不得不忍受佃戶對他們的不敬，後者能夠並且也的確冒犯主人和工頭。

土生工人的工作習慣似乎並沒有隨著省裏經濟的發展而改善多少。他們大部分人拒絕從事需要步行的勞動，如耕種、挖溝、園藝或修補。而且土生工人似乎不能在沒有嚴格監督下獨自工作。為了"避免掠奪",每個牧場主不得不全職地投入牧場的工作，管理他的手下。盡管成功的牧場主可能住在鎮上，“他仍然必須把相當多的時間花在莊園",一個旅行者評述道，"親自監督買賣，因為交易通常是在不會寫字和記賬的人之間進行，除非把錢款直接交到負責人手裏，否則有太大的可能性發生可悲的錯誤”。很明顯，如果雇主想要雇工勤快，就必須在現場強製執行。否則，佃戶會占他的便宜，得到拖遝的名聲，正如另一個外國旅行者的觀察，"對一個做事拖拉的人而言，生活是無窮無盡的明天”(MacCann1853,1:156)。在雇主眼裏，似乎佃戶有意地不服從他們的監工，無論如何，監工藐視比自己社會地位低的人的風俗和膚色。

在文化上，工作提供給高喬人自身傳統中熟悉的社會場景。大牧場的圍攏吸引了多達30個流動佃戶和他們的馬群。在攏牛、打烙印、騙牛間歇時，他們烤牛肉、唱歌、彈吉他、抽煙、講故事、嬉鬧和進行真假刀戰。隻要能夠到處自由活動，高喬人就不會感到格格不入。

限製性法令和民兵招募在執行時都是任意的，不成係統，從來也沒有成功地減少工人的流動性。短期工作合同似乎仍然是準則。騎手們會工作3～4個月，然後要求結算工資，這樣他可以繼續前行。許多牧場主試圖鼓勵更長期的勞動力，提高那些工作6個月以上的工人的工資；然而，佃戶有扔下工作不辭而別的習慣。因為勞動力匱乏，所以工人總是能找到另一份工作。由於不能控製土生農村工人階層，精英們把他們的文化貶稱為“未開化的”和“野蠻的"。

毫無疑問，政治問題和任意行使權力對佃戶的完全自由提供了一些製約。地主對證件係統態度足夠認真，確保他們的工頭和外省雇工都在當局登記。布宜諾斯艾利斯警察拘押文件不合格的人。政治緊張時期軍事征兵隊在邊疆地區特別活躍，但是政府在農村到處執行流浪法案時隻能是隨意的。由於缺乏資源和與有權勢地主的合作，不可能係統地執法。

1868年精英對鄉下人的看法

(鄉下人)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兩者的混合形成一係列細微的等級區分。純種西班牙人在科爾多瓦和聖路易斯的鄉村很普遍，在那裏碰到皮膚白皙、像玫瑰花般嬌嫩的年輕牧羊女是很尋常的事，她們美得像首都的美女所能向往的一樣。在聖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大量的農村人口仍然講克丘亞方言，明顯表現出其印第安人出身……黑人，此時幾乎絕跡了(除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留下了把文明人和樹林居民聯係在一起的紐帶——桑博人和穆拉托人……

有了這些存留，上麵提到的3個人種形成了一個同質的整體，其特點是喜歡閑散，不勤勞，除非當教育和社會地位的突變刺激他們放棄習慣的節奏。在很大程度上，這個不幸的結果歸咎於殖民進程影響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合並。美洲土著人生活得很閑散，表現出不能長期進行艱苦的勞動，即使在被強迫的情況下。這引起了把黑人引進美洲的想法，這個想法產生了如此災難性的結果。但是當西班牙人憑本能被留在美洲荒野時，也並沒有表現得比土著人更充滿活力。

所有的文明，無論是印第安文明、西班牙文明還是歐洲文明，都以城市為中心，在城裏可以見到工廠、商店、學校和學院，以及其他文明國家的特征。優雅的風格、奢侈品、燕尾服、禮服大衣和歐洲其他的服裝在鎮上占據了適當的位置。

……農村印第安人居住的鎮子展現出一副截然相反的圖畫。那裏肮髒，衣衫襤褸的孩子與一群狗住在一起；那裏男人整天無所事事，到處是玩忽大意和貧窮。一張桌子和幾個籃子是破敗的小屋中僅有的家具，顯示出他們的原始和粗枝大葉。

盡管雇主試圖提高工資效率和節奏，勞動力缺乏還是成為佃戶的優勢，他們成功地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資，在一個個工作中流動，蔑視流浪和征用法案。地主不能以犧牲工人的利益獲利，隻能從對牧產品的強勁需求中獲利。畢竟，牧場的結構具有足夠的靈活性。盡管缺乏勞動力，牧業生產也缺乏重大的技術改善，但它仍成為邊疆擴張的主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