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養牛牧場的擴張

19世紀早期，當一點點和平終於降臨的時候，殖民地的養牛場或牧場，發展成為一個複雜企業。實際上，牧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支持了一個多元化農村社會的發展。種植業遠沒有被擠壓出土地，事實上，由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市市場的增長而擴大了。商業增長在農村創造了一些真正的大莊園，但是由於對效率的需求更多地要求使用資本和管理而不是土地，這些起初把邊疆向南推移、擁有大量土地的莊園麵積減少了，所有權分散了。19世紀上半葉阿根廷經濟的改善催生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周圍潘帕斯平原上的農村社會，它充滿活力，蓬勃發展，經濟和社會機遇開放，盡管帶有殖民風格的歧視。

牛皮、羊毛、醃肉和獸脂的出口不斷增長，為農村發展提供了催化劑。潘帕斯平原的人口增長甚至超過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在1820年至1860年之間，城市居民年增長率為1.5%,而農村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3.4%。1822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有5.5萬多個居民，而這個省的其他地區有6.3萬個；1855年，這個城市人口增長到9萬，農村增長到接近18.4萬人。沒有什麽比養牛產業範圍的不斷擴大更能表現出這種增長和多樣化的特點。

未來的養牛場場主最初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政府獲得他們在潘帕斯平原上的土地。如同在殖民時期，隻需要宣布一塊土地是空地(tierras baldias)就足以向當局申請登記所有權。19世紀20年代，貝爾納迪諾·裏瓦達維亞領導的改革派政治家製訂了一個稱為租地(emphyteusis)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政府把邊疆的土地出租而不是送給私人業主。根據租地法，政府向個人分配了大片的土地，分成有

30、60和100平方裏格(一裏格等於3.54英裏)。平均授地5～10裏格，外國人和本土出生的居民都可以得到授地。然而，收地租被證明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當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就任省長後，他把土地以很寬鬆的條件給了佃戶和政治上的朋友。有人用牛和馬支付。羅薩斯省長也向參加邊疆戰爭攻打印第安人的士兵授予土地。由於沒有錢在土地上投資，士兵們把他們的小塊授地賣給了投機者。隻有印第安人爭奪的遼闊豐饒的原始大草原，鼓勵了大規模地授予未開發的土地。19世紀中期，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南端邊疆牧場的麵積測量為2.2萬～7.4萬英畝。

從一開始，商業的增長帶動了私人土地銷售市場的活躍。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土地的價格根據其產品的價值上升。1800年價值1角5分一公頃的土地到1837年賣3個金比索，到19世紀中期賣30個金比索(金比索是個名義上的價值尺度，並沒有物理形式存在，大多數錢實際上是以貶值的紙比索形式換手，但由於紙幣的價值波動快，通常是下降，許多商人用穩定的工具黃金約定長期合同，他們指定以金比索為單位)。

很自然，土地價值的上升推動了牧場主人改善自己的產業。牧場主修建木畜欄、工人住的棚屋、存儲屋和動物窩棚、牛車、主人和管家的住處，也許甚至建一個鄉間雜貨店(pulpería),他們還挖溝渠保護麥田和苜蓿地，種植果樹。租約也成為牧場主人和生產者之間的常見安排。

由於土地利用更加集約，勞動力的缺少鼓勵莊園主把莊園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給願意自己耕種的家庭，以此使利潤最大化。出租土地使莊園主免除了不得不用昂貴的雇傭幫手種莊稼或照料奶牛。外國人是租客的首選，正如願意雇傭他們充當雜貨店經理(pulperos)一樣。因為征兵隻適用於本國出生的男性，外國人無須服兵役，工作起來會穩定、有連續性。對粗魯、獨立的高喬人有偏見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同殖民時期一樣，歐洲移民上升到一個本土出生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無法進入的中等社會地位。由於租客的種植收入高於他們生存所需，盡管地價上漲，移民仍最終有機會買下自己的一塊土地。

由於傳統的農牧業技術限製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19世紀阿根廷養牛業需要依靠擁有大規模土地的莊園進行生產。當土地從用來養牛變成養羊，又從養羊變成種植作物，由於生產變得更集約，農村莊園在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時，麵積也縮小了。地主們把大莊園的部分土地出售，或者在子女中進行分割。整個19世紀早期，這種原先龐大莊園的分散化進程一直在潘帕斯平原持續。

對阿根廷商人而言，對外貿易的繁榮使投資養牛牧場利潤豐厚。被外國商人排擠出出口貿易的商賈世家把他們的資產轉化為土地和牛群。例如，19世紀20年代，安喬雷納家族把資金從海外貿易轉移到牧場經營，最終打造了一個最大的養牛集團；截至1864年，安喬雷納家族在富饒的潘帕斯平原擁有230萬英畝的牧場土地。富有的地主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牧場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住在牧場的管家負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港，牧場主與收貨出口的商人和要求育肥肉牛及時運到的屠宰醃製廠老板直接談生意。他們並非對莊園沒有興趣的漫不經心的地主，而是把農村生產與城市的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聯係起來的資本家。

盡管富有的牧場主引人注目，但小規模的家庭牧場和家庭農場是潘帕斯平原上最常見的生產單位。大多數牧場主住在相對而言不算廣闊的牧場裏，在家人和幾個雇工的幫助下經營。一個農場和/或小牧場的典型居住單位有6～8人：男主人、他的妻子、他們的孩子們、一個雜工(雇傭的幫手)、一個孤兒，也許還有個奴隸或者是獲得自由的奴隸(1813年後出生時是奴隸的孩子，被認為是主人的私有財產，直到21歲，他/她獲得自由時為止)。此外，各種似乎不相幹的原因都需要土地所有權經常轉換。生意破產、貿易衰退、幹旱以及農村生產成本不斷增加都引發農村許多地產的出售和租賃。農村地產出租給新來的人，特別是歐洲移民，提供了在這個市場增長時期經營牧場和農場的機會。

養牛利潤率的相當一部分來自不斷擴大的對外貿易，然而阿根廷生產者本身也必須使牛的生產流程更加合理化。養牛業節約成本的主要突破來自銷售牲畜和畜產品。和殖民時期一樣，19世紀頭10年牧場主屠宰大部分自己養的牛，在牧場上製備牛皮和牛脂。一本1812年的賬簿顯示，一個牧場主隻有12%的年收入來自出售活牛——也許是賣給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居民供應牛肉的屠夫。然而，19世紀中期任何一個牧場主都把牛群的大部分趕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的牲畜圍欄和屠宰場出售。趕牛人直接把多達800頭牛的牛群趕到屠宰醃製廠。因為屠宰醃製廠也生產牛脂和牛油，養牛人必須提供有肥肉的肉牛和奶牛。

產品最終目的地的變化使牧場主經營效率顯著提高。他們再也不依賴在自己的牧場上用日益昂貴的雇工加工牛皮和牛脂賺錢。現在牧場主70%的收入來自銷售活體牲畜。在牧場上，許多成本高的牧產品加工都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