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分裂與考迪羅式的政治

布宜諾斯艾利斯謀求宣稱其與生俱來的革命和經濟權力，支配分裂的其他各省。首都的那些政府首腦們假稱為了國家，利用其商業地位來強化這一主張。他們反複發布法令，要求所有與歐洲的貿易都要經由布宜諾斯艾利斯，派港口的小規模海軍管理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上的貿易。在外省人看來，似乎19世紀早期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用西班牙國王曾經對待殖民時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此外，港口的政治家之間也意見不合，相互算計。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治旋渦迫使每屆政府領導人在其任期未滿就離開辦公室。大多數政府領導人在受困狀態下，使用緊急的、超憲法的權力進行統治。1819年早期，革命民兵領導人胡安·馬丁·德普埃倫東(Juan Mart in de Pueyredon)離開拉普拉塔聯合省主席之職後，何塞·龍多(Jos6 Rondeau)接替了他。第二年，由於在帕翁(Pavón)之戰中對抗恩特雷裏奧斯和聖菲組成的聯合部隊時失利，何塞·龍多也失去了職位。1821年，擊敗龍多的兩個考迪羅領導人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和埃斯塔尼斯勞·洛佩斯(Estanislao López)發生了爭吵，洛佩斯殺死了拉米雷斯。1826年，這個時期唯一的非軍事人物貝爾納迪諾·裏瓦達維亞(Bernardino Rivadavia)宣布就任聯合省主席。他雄心勃勃地製定了許多“改革”法案，完全脫離了阿根廷的政治節奏，惹惱了內陸省的考迪羅省長，使其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地主們開始抱有敵對態度，他在位不到兩年就辭職了。

阿根廷至徒——逝去的科雷亞的來曆

阿根廷獨立後幾十年裏內亂不斷，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世事艱難，出現了一些平民的守護聖徒。墨西哥人有他們的瓜達盧佩聖母，阿根廷人今天也有他們的母親形象——逝去的科雷亞。梵蒂岡和阿根廷天主教會官方都不承認逝去的科雷亞，但這並不妨礙每年有60萬熱愛她的人去拉裏奧哈省安第斯山丘，拜望遙遠的聖祠。

德奧琳達·科雷亞夫人是19世紀上半葉無休止的內戰的受害者。19世紀40年代的某個時候，科雷亞帶著她繈褓中的兒子，追隨丈夫的部隊穿越荒蕪的沙漠。在路上，她又累又餓，死於中暑。傳說趕騾人後來發現她的屍體時，她的兒子還活著，在吮吸她的奶。這個現象被解釋為代表母愛的奇跡，這個傳說在整個地區口耳相傳。很久以後，1895年，有些牧民在沙塵暴中丟失了牛，乞求逝去

的科雷亞的幫助。第二天，牛群奇跡般重現。為了表示感激，牧牛人在埋葬她遺骸的山丘上建了一座紀念碑。

今天，在整個阿根廷，旅行者和卡車司機在路邊的小聖祠駐足，膜拜逝去的科雷亞，他們點起一支蠟燭，請求幫助。那些想要特別恩惠的人——親人的健康、大學考試通過、一輛新車，會去坐落在安第斯山脈一個山丘上的原聖祠祈福。幾千年前，那個地區的印第安人在同一個聖祠向大地母親女神(Pachamama)祈禱。

政變、內部敵對行動、政治動亂、軟弱的領導，這一係列令人精疲力竭的狀況，在19世紀20年代阿根廷的每個省都是如此。用一句話足以概括，19世紀考迪羅式的政治與不穩定的政治領導權、暗殺、政變和反政變、內亂、對批評者的威脅和無視憲法聯係在一起。這種特點一直持續，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起作用。大多數阿根廷公民能夠舉出許多例子，講述發生在20世紀後15年的考迪羅式政治。

所有的人都無法逃脫拉普拉塔地區革命和內戰的影響。軍事征兵從城市和農村招募了成百上千個平民階層青年。開小差的人變成了土匪，他們捕食牛群、騷擾商業路線，或者混跡於印第安人中。高喬軍隊圍攻蒙得維的亞，入侵巴拉圭和玻利維亞。效忠派(loyalist)的軍隊一撤退，由於愛國政治家們想撈到好處，武裝派別之間開始刀槍相見。由於長期受到西班牙人的侵入，潘帕斯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借混亂之機襲擊農村定居點和大車隊。商人們不得不支付強製的貸款和額外的稅收，地主的牛被偷搶、農村婦女被印第安人綁架，城市婦女眼睜睜看著她們的丈夫被帶走當民兵。

1825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東岸省與1822年宣布從葡萄牙獨立的巴西帝國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更多的軍事征用、開小差和土匪劫掠接踵而來。直到曼努埃爾·德·羅薩斯(Manuel de Rosas)出現，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省長，才在某種程度上終止了19世紀上半葉的政治不穩定。然而羅薩斯隻控製了他的家鄉所在的省，為了繼續執政20年，他不得不完善考迪羅式的政治，而不是告別它。

難怪曾經繁榮的拉普拉塔殖民地經濟沒落了。玻利維亞人停止在波多西開采富礦，那裏曾經是內陸省運輸和生產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商業的發動機。考迪羅們帶著自己的騎兵部隊接管了省政府，向敵人征稅，在省界上設立關卡。內陸省的陸路貿易停滯了，水路貿易也顯著下降。1840年，一個圖庫曼居民回憶說，在這之前的30年，除了"災難和不幸"什麽都沒有。"經過這麽多年的混亂之後，在這些(內陸省的)人民不得不在戰爭中做出犧牲後",他寫道，“他們仍然淹沒在最可怕的苦難中，為了恢複正常的生活，他們需要很多年的和平和安寧”(Szuchman and Brown1994,241)。在許多阿根廷人看來，在革命和內戰中，成為獨立國家長期的報答一定是經濟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