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澳大利亞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滯脹與經濟改革
如上節所述，良好的世界經濟形勢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繁榮的一大重要因素。70年代中期以後，動**的世界經濟格局同樣嚴重影響了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
一、世界經濟環境及其特點
經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繁榮，資本主義國家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斷增大。首先，經過20年的充分就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勢力不斷增強，通過談判協商手段，許多行業的工資不斷提高。不斷提高的工資增加了企業的成本，最終隻能以價格的上升轉嫁給消費者。其次，60年代後半期，由於越南戰爭和美國社會福利計劃，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政府隻能通過增加借貸彌補財政赤字，美聯儲在這個時期實行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這導致美國的通貨膨脹不斷上升。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被各國所持有，因此美國的通貨膨脹不斷向其他國家蔓延。而且70年代早期，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工業國家本身實行的也是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都在急劇上升。最後，由於60年代國際需求的高速增長，1971年和1972年，國際原材料價格急劇上漲，以原油為代表的能源價格上漲速度更快。
1974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又刺激了石油價格的飛速高漲。種種壓力使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通貨膨脹不斷上升。
這一時期，世界經濟環境的特點表現為：
(一)緊縮性經濟政策使各國經濟陷入滯脹
為了控製高速增長的通貨膨脹，1974年發達國家普遍采取緊縮政策減緩經濟增長。這些緊縮性政策使發達國
家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首次經濟負增長，並由此進入經濟衰退。但是這些緊縮的政策在控製通貨膨脹方麵卻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從而出現了工業化國家經濟停滯、而通貨膨脹持續高漲的“滯脹”現象。
(二)就業率下降
經濟的衰退使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3%左右急劇上升到1975年的5%以上。這一方麵是由於經濟的低增長無法創造與勞動力增長速度相同的崗位增長，另一方麵由於之前經濟高速增長期間對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的投資使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而且由於高通貨膨脹，工人索要的工資也不斷上漲，更加降低了勞動力需求。企業為了節約勞動力成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進一步削減了工業化國家的就業崗位，降低了就業水平。
(三)國際貿易增速不斷降低
各國由於擔心國際收支失衡，普遍采取貿易保護措施。1975年，世界貿易總量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首次下降，之後一直低速增長。1979—1982年間，世界貿易出現停滯狀態，1982年世界貿易額和貿易量均低於1979年的水平。1975—1982年，世界出口額平均年增長率為3.7%,而在經濟繁榮時期(1965—1972年),這一增長率為11.4%,這還沒有剔除滯脹期間高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
二、澳大利亞經濟的滯脹
1974年，澳大利亞經濟與世界經濟步調一致，國內外市場的急劇萎縮和政府為了控製通貨膨脹采取的緊縮性政策造成澳大利亞經濟進入滯脹期，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快速上升。
從通脹方麵看，1974年，為了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澳大利亞政府不斷增加財政開支，使得1974—1975年度澳大利亞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之前的23%跳躍到28%,政府支出和財政赤字的擴大進一步提升了澳大利亞的通貨膨脹壓力。勞動力的緊缺和工會勢力的擴大提高了澳大利亞的工資水平，增大了企業的成本負擔，最終轉換為產品價格的提升。
而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也使澳大利亞的收入不斷上升，從而需求也不斷上漲。這些因素造成了澳大利亞通貨膨脹的上漲。在滯脹期間，澳大利亞的通貨膨脹率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澳大利亞的工資水平上漲速度更快(1975—1988年，澳大利亞平均工資水平上漲222.4%,而同期日本和美國的工資分別上漲97.1%和127.3%),這使澳大利亞的工業製成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下降。
從國際貿易方麵看，1974年世界經濟的衰退對澳大利亞經濟產生衝擊，澳大利亞的貿易條件開始惡化。由於所有工業國家都陷入滯脹，世界市場對原材料的需求不斷萎縮，導致澳大利亞的羊毛、鐵礦石的出口不斷下降。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歐洲國家又增加對本國農業的生產補貼和貿易保護，也使澳大利亞的食品出口受到嚴重影響。而且80年代，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提高了工業製成品的貿易壁壘，使澳大利亞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也不斷下降。
價格水平的不斷高漲衝擊了澳大利亞的總供給，而急劇下降的國際需求壓縮了澳大利亞的總需求。這兩方麵的影響都對澳大利亞經濟增長造成了衝擊，從而使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率快速下降，同時失業率不斷上升。
三、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
1983年開始，澳大利亞開始了頻繁的經濟改革。改革中，許多政府管製措施被質疑，政府逐漸退出經濟行為，澳大利亞經濟開始朝著自由市場經濟發展，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擁有的大部分公有企業也不斷被私有化。
(一)放鬆資本管製
在改革中，首先進行的就是放鬆金融管製尤其是放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製。1983年，澳大利亞宣布放棄匯率管製，實現完全浮動的自由匯率，聯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n)也不再參與外匯市場操作。澳大利亞的企業、銀行和個人，無論是從海外借款還是向海外進行投資都不用經過聯邦儲備銀行的批準。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也不斷降低和消除對外資所有權的限製。1984年12月，澳大利亞放棄了商業銀行外資所有權的限製，1985年，16家外國銀行被允許進入澳大利亞。除了銀行業外，其他經濟部門的外資所有權限製也逐步放鬆和消除。到1987年，外資對澳大利亞的製造業、服務業、資源加工業、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旅遊、農場資產和初級產品(礦業除外)的投資已經沒有任何限製，在銀行業、新聞傳播、城市商業資產和房產以及采礦業仍有限製。隻要本國股權超過50%,澳大利亞允許外資對采礦業進行投資；而且隻要證明在合理條件下可以沒有澳大利亞的資本，50%的股權限製也可以排除。
對資本市場管製的放鬆使澳大利亞經濟與世界經濟聯係得更加密切，澳大利亞企業能夠更加自由地從海外籌集資金、對海外進行投資和購買商業資產，這也使澳大利亞的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
(二)關稅改革
1973年之前，澳大利亞對製造業一直采取高保護政策，1973年澳大利亞開始降低關稅水平。然而由於之後爆發的世界經濟滯脹，其降低貿易保護的進展緩慢。汽車業、紡織業和鞋服製造業在滯脹期間所受到的關稅和進口配額保護還有很大的提高，從1973—1974年度至1984—1985年度，汽車業和紡織鞋服業的有效保護率分別從38%和64%上升到137%和250%以上。1985年以後，降低進口保護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汽車業和紡織、鞋服製造業開始取消進口配額限製，但是這幾個部門的平均保護率還是高於製造業平均水平。同時，電視機、音響設備、電子設備、家用電器、橡膠和皮革行業的貿易保護還有所提高，這就導致了澳大利亞行業間貿易保護水平的兩極分化。
1988年，澳大利亞開始了第二輪關稅減讓，除了汽車、紡織和鞋服製造業，其他行業名義關稅在15%以上的降低至15%,名義關稅在10%～15%之間的降到10%。1989—1990年度，澳大利亞製造業的平均保護率下降到10%以下，達到19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三)宏觀經濟改革
澳大利亞的宏觀經濟改革，第一，就是將公有企業私有化，縮小公共部門規模並且引入競爭機製。政府將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澳航航空公司(Qantas Airlines)、澳大利亞航空公司(Australian Airlines)和澳大利亞國民運輸公司(Australian NationalLines)的資產出售，並且將原本由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轉移給私人部門，在電信部門引入競爭並放鬆管製。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亞的國民經濟效率。第二，澳大利亞政府通過放鬆對工資和就業條件的限製、撤銷工會對企業造成損失的豁免權來提高企業的談判能力，塑造一個更加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第三，政府采用激勵出口的政策，鼓勵在本國進行各種初級產品的加工以增加出口價值。第四，為了促進本國高技術行業的發展，政府加大了對教育、科研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