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加入共同市場

正在出現一種主要的、但非唯一的以出口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趨勢。1958年至1967年間，雖然商品和公用事業的對外貿易一直呈赤字，但外國需求的年增長率越來越高。意大利經濟體製堅定地走出受舊海關和自給自足經濟捆住手腳的“小家園”,並擺脫技術上的惰性和停滯不前，其功勞並非屬於商界，而屬於一些以斯福爾紮和拉馬爾法為首的政界人士。自由貿易的選擇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決定。它也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因為他們要為自己的出口尋求較有組織的、更具活力的新的經濟空間；同時，新的固定匯率製又使這一選擇得以實現。自由貿易取得了突出的經濟效果，但造成了長期性的內部經濟嚴重失調。

少數數字即可概括意大利外貿的上升趨勢。出口值(按時價計)在1951年至1960年一下躍到245%,進口上升到220%。大約在同一時期，即1948年至1962年，意大利出口年增長率平均達到12.1%,僅次於德國，完全超過法國、瑞士、比利時和英國。出口機製一啟動，對於原料和許多輔助產品十分貧乏的意大利來說，增加進口和不斷擴大向國外的銷售量是十分必要的、急需的。不僅如此。效益最大的市場仍是高度工業化的、個人收入高的國家的市場，因而同樣必須做出巨大努力來滿足新產品和大眾消費品的需求。由於北部意大利重新擠入較有活力的市場網絡，南方隻有落人落後地區的命運(提供勞動力，提供通過食利活動和投機活動在城市中積累的資金)。

如果意大利所處的國際形勢不同於“冷戰”爆發後的形勢，不同於因美國全力以赴在政治和經濟勢力範圍內大規模促進貿易關係的恢複而出現的形勢，要預見意大利經濟政策的方針的確並非易事。如果——正像最近有人設想的那樣——改變法西斯時期遺留下來的某些管製經濟和貿易保護主義結構，集中力量大力發展生產資料生產和較平衡地發展農業的話，同樣也很難說意大利經濟的命運如何。但是，戰後采取了堅決反對以公共幹預和結構改革為基礎的或以擴大國內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的方針，並取得了成功；之後，貿易全麵自由化幾乎是一種強製性的選擇，也是一種前進的方向。意大利貿易難於擠進地中海、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市場(已為英、法、美經濟擴張所瓜分),各種國際製約，服務於歐美貿易交往的貨幣穩定過程，北方工業地區與法德的關係，加斯貝利和其他政治領導人個人的歐洲主義信念，這一切均促進了意大利加入歐洲——大西洋貿易區。

還需提出，進入國際市場的開頭幾步是人為的，裏拉對美元匯率的貶值(從225裏拉1美元貶值到575裏拉1美元)是異常猛烈、非常匆忙的；這些是令人深感與出口有直接關係的部門的壓力和經濟利益所致。初期，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止用稅收和信貸的特殊刺激來鼓勵出口。修改舊海關方針——盡管因稅製而有所緩和，至1955年保護稅平均為從價稅的24%——使意大利經濟出現一個真正的質的飛躍，從工業發展第一階段躍到第三階段。結果是：加快從國外引進大量技術先進的設備，放棄國內專業化經營，迅速壓縮勞動力工資；不到幾年的時間在工業結構內部造成了一係列嚴重的、二元化的不平衡。另一方麵，由於國外需求擴大，經濟得到發展，僅僅國際支付順差以及掌握大量流動資金就能保證取得經濟活動較高指數(按照最舊的金本位製方式)。於是一致選擇貨幣政策為衡量全盤經濟政策的唯一準則和主要工具；結果嚴重危害了任何加強基礎設施、改善民用公用事業和調整土地等計劃，危害了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麵。

不必詳細講述準備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聯營條約(於1958年1月生效)的、早已為世人所熟知的各個階段(1953年參加煤鋼聯營，同年從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國家的進口幾乎完全自由化，以後的幾年內逐步修改對美元區的數量限製)。歐共體協議不僅為6個參與國(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建立關稅聯盟創造了前提，而且通過以後各種規定為成立一個旨在防止國際支付嚴重失調和製定金融投資集體政策的共同經濟組織奠定了基礎。然而，蘇伊士運河危機、一些技術更新的儲備告罄以及1957年美國經濟蕭條等所造成的嚴重經濟情況從1956年一直延續到1958年秋；因而六國關

於1962年第一次相互減少工業品貿易關稅的規定必然使意大利經濟體製受到強烈的震動。

從那時起，與西歐發達地區接軌成為經濟政策和大私有集團企業戰略的首要目標。此外，在短短的幾年內創立了一個包括西歐三分之二資源的貿易區，它受到堅固的關稅壁壘的保護，能越來越有效地對付美國的經濟霸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提出了一個在發達地區進一步加強資本和財力的集中、爭取高額的貿易往來、實現各種企業規模、保證不斷減少生產單位成本以及逐步增強規模經濟的問題。這樣，1958年至1962年工業生產指數大約增加了90%,產品結構也出現了一個新的麵貌。貿易自由化特別有利於汽車、精密機械、冶金工業，減少了電力工業和傳統的化學工業在意大利經濟體係中的比重，鼓勵了新興工業的發展：纖維素、人造紡織纖維、合成纖維以及石油和煤炭的副產品。車輛生產翻了四番，從148000輛增長到760000輛；冰箱從37萬台上升到150萬台；洗衣機從72000台增加到262000台。打字機也翻了四番，計算機幾乎增加了10倍，塑料生產到1962年增長了15倍以上。1959年至1963年意大利出口年增長16.1%;向歐共體國家的出口從1953年的20.7%上升到35.5%,到1966年超過40%。

必須指出，整個出口的大幅度增長歸功於工業製成品的出口，1949年至1961年從占整個出口的48%上升到63%。

意大利工業轉向國際市場以及在共同市場範圍內(一個工業高度密集、需求特別靈活的地區，其工業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而國際貿易超過三分之一)逐步降低關稅壁壘引起了意大利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化。經濟體製越來越體現出消費品出口的要求，其發展速度越來越依賴於國際需求。在以後的10年內，國民收入有所增長，但外貿增長率仍占決定性優勢：1960年出口值占總收人的19.1%(按係數成本計),至1970年幾乎達到25%。意大利工業達到歐洲規模是新的、積極的事物。這樣迅速、這樣猛烈向國外需求密集型、最先進國家技術型的轉變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已引起了消費的畸形和南北差距的擴大(北方日益接近西歐的經濟規模，南方日益放棄地中海國家半手工藝技能，

加速文明和社會解體過程),還帶來了各工業部門間(根據技術水平、競爭能力和財力集中的大小程度)和工農間的一係列不平衡，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現象日益嚴重。收入分配的後果也相當令人震驚：一方麵擴大了高收入和低收入間、先進企業和弱小企業間的差距，另一方麵利潤和食利活動大幅度增長。

1951年至1962年，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以及運輸工具工業在總收入和出口方麵(外貿增長率在14%~17%之間，而整個外貿的平均係數為11.5%)突飛猛進，同期內還達到高生產率、高投資率、高利潤率、高集中控製市場的能力。這些工業部門(中小製衣和製鞋工業也逐步加入這一行列)和紡織工業、食品工業、其他製造加工業以及生產率較低、設備和技術平平、活力較差的建築業和貿易銷售服務業之間正在出現“二元化”現象。結果是：最先進部門傾向於把一切財力用於增加生產率而不是用於創造就業機會，於是大部分失業者紛紛湧入較傳統的、效率不高的部門，或在公用事業中尋求出路。不斷擴大較落後的、效益低的、但又不是寄生的部門是符合於意大利經濟龍頭部門擴張的。

另外兩種現象與生產結構中正出現的“二元化”過程，與基於國外需求又缺乏任何指導性計劃的經濟發展有著或多或少的直接關係：私人消費高於公共消費；私人消費中奢侈品消費猛增(這是收入水平高於意大利的國家的典型消費)。1962年，私人消費額高於公共消費額5倍；1953年至1960年，購買汽車的開支上升67%,而私人消費的增長不到23%。盡管存在著嚴重困擾社會結構和地方行政當局的問題(大量移民，大城市麵積急劇擴大，要求新的或更有效的集體性服務事業),公共開支實質上仍本著不大量增加國內總需求的原則，盡可能保持貨幣平衡機製，支持出口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大工業中最強大、最有影響的部門走向專業化，一些產品(如電視機、家用電器、輕便摩托車和汽車)的價格與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文化用品的價格相比趨於下調或略為上調，收入分配仍極不平衡(在第三產業、大企業和自由職業中存在著貨幣收入相當高的一定層段),這些均有助於增加大眾工業品以及奢侈品的需求，形成比其他收入相同但基礎較穩固的社會更為“富裕”的消費模式。最近幾年內，意大利人均購買力確實有了相當的提高。但是，意大利消費者的個人收入絕對低於共同市場其他國家，不過表麵上由於大量購買家用耐用消費品和私人交通工具卻被認為已接近歐洲生活水平。

有人認為，擴大出口以及發展適應國際市場最特殊地區的收入和消費趨勢的供貨形式，在投資和消費出現畸形的情況下起著絕對的首要作用，這是錯誤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低估總需求中外貿部分的重大作用，因為幾乎每7年翻一番，在全部西歐國家中意大利是出口年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僅低於德國。但是，對於一些總產量中出口額較高的工業部門(從精密機器到家用電器和汽車)來說，也很難確定國外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先於國內需求。國內需求(就是在特別強調出口的年代，仍然是主要的、占優勢的市場組成部分)確實受國外需求的影響，但依然促進了某種消費主義和社會行為的模式。石油化工工業(部分為國外大公司加工)和“繁榮”的建築業為迅速增加投資、支持某種需求和消費的發展也起著同樣決定性的作用。至少到1958年，人口增長、城市規模擴大、公共工程重建以及南方開發銀行優惠貸款使建築業不斷發展，從而吸收了巨額私人投資，控製了大部分直接消費或與建築業發展有關的消費(水泥、磚瓦、木材、鋼鐵產品、木工、裝修等)。

那些年月裏，經濟政策確實反映了出口貿易中最有信譽行業的企業戰略，因為這些行業有著巨大的活力，證實了戰後采取自由貿易選擇的正確性，擴大了國家在國外的信譽。正是由於這一切，國際需求的變換成為經濟政策長期或短期考慮的因素。隨著世界貿易和出口貿易總值的增長，儲備和貨幣基礎得以鞏固，信貸和經濟活動的發展速度也隨之增長。從而出現了加大貴重貨幣儲備的傾向(用於擴大非生活用品的進口，應付臨時的國際支付赤字),而且“凍結”了擴大投資和充分就業所要求的大量財力。意大利經濟進入歐共體時的劣勢和脆弱性(不斷移民、農產品和食品不足、最先進部門缺少技術革新)已一目了然，這些先決條件從那時起的幾年內使國家經濟成為共同市場的一個“軟肋”。技術競爭基礎條件不斷變化也促進了國家經濟對國際一體化的從屬性。整個20世紀50年代，一些產品——如家用電器、摩托車、服裝——革新率較低以及微薄的勞動報酬使意大利工業生產出成本低、有競爭力的產品。然而，在後10年內，至少在高度工業化國家內，情況有了變化，出口和自身發展技術能力之間有著越來越緊密的關係。

目前來說，革新上模仿程度高的行業繼續保證了出口的主要部分，並取得了重要的經濟成果，似乎不存在今後發展的問題。但是，有一根合乎邏輯的線聯結著這一擴張運動的各個方麵，因為它基於這樣一種方針：不打亂戰後出現的積累過程的特殊機製，不破壞國際支付結構(寧願拉開總需求中外貿成分和內貿成分的差距，保持行業間和地區間相對不平衡),不減弱提供外匯的移民浪潮。在國際上，維持競爭力實際上是采用低工資製和集中投資於立即生效的地方取得的。另一方麵，要實施一項真正擴大公共開支的政策，就應大膽地使用稅收這一杠杆，而不是使用通貨膨脹的辦法，因而需要具備堅定的政治意誌：較直接地觸動特權地位的收益和統治市場的大集團的超額利潤；從根本上改革國家機器，把越來越擴大的公共開支部分轉化為生產性的或創造性的社會公益事業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