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工業發展概貌

勞動力不斷湧向北方工廠，不少在土地改革年代建起的農民定居點紛紛解體。通過南方開發銀行特殊幹預建起的部分民用基礎設施無人利用。農業改革和南方開發銀行的建立有助於緩和最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減緩一段時期勞動力流向工業和其他行業的浪潮(把部分農業人口穩定在一些小農場上，並保證失業小資產階級有新的工作崗位);然而，確實無法消除其根源，使南方走出蕭條的死胡同。向北方移民漸漸地，後來越來越迅速地形成一種浩浩****的群眾搬遷運動。因南方各地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開支的增加，北方工業在南方找到了新的貿易市場，現又有了一個廣大後備勞動力市場可依靠。

隻是在1957年後，南方開發銀行增加優惠貸款以及國家投資企業增加投資比例，南方開始實施促進工業的政策。但是，20世紀40年代或再稍後一點，根據一次大戰後所製定的目標(國際支付平衡、北方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爭取高效率和高競爭力)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邏輯是優先考慮工業化的、城市化的北方的要求，因而拉開了南北差距，擴大了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的差距。1954年年底製定的“萬諾尼方案”,在那些年月裏代表了重新確定經濟方針的初步嚐試(盡管與中間多數派占主導地位的方針有矛盾),但也無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控製市場的自發機製，在效益上把該方案的結果引向長期的、較持久的目標。該方案中有關增加收入、擴大從業的指標既沒有考慮到技術的進步，也沒有注意到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反，方案以經濟不景氣為前提，因而這些指標被遠遠超過方案的設想和參數的總體發展過程所打亂。

1951年至1962年，國家工業化以意大利曆史上任何一個階段均無法與之比擬的速度發展，其氣勢磅礴的增長率名列歐洲前茅。1951年，農業從業人員超過800萬，占全體勞動力的42.5%;其生產占私人總收入的31.2%,甚至超過戰前水平。工業終於走出了戰後恢複時期，指數達到119(1938年為100);然而，冶金工業的生產僅為紡織業的一半，而且1951年還有1/3的製造業職工仍工作在不到10人的作坊中。人均收人已超過戰前水平，快要超過聯合國估計的不發達國家個人收入的界限。領導階級和輿論對將來的預測雖然並不悲觀，但也不完全令人欣慰。巨大的美援和政治、心理因素(在一次災難性的戰爭之後，人人具有“重建的意誌”和改善物質生活的願望)為經濟恢複做出了貢獻。但是，1953年人們不禁要問：在有著巨大的不定因素的國內形勢下(中間多數派出現衰退跡象，旨在獎勵聯合政府各政黨的“選舉法”的失敗，加斯貝利退出政權),曾使經濟活動得以恢複的一些因素是否還將繼續起作用，還能維持多久?人們還尋思，戰後重新使用沒有完全使用的設備，農業的自然恢複以及美國進出口銀行及其他國家競相貸款和投資(大部分局限於投機性的石油產品提煉部門)等，這種推動作用是否已消失?引起巨大不安的原因是貿易支付赤字，僅僅與瑞士和德國的貿易為順差；而“無形收入”還不能平衡對外的金融關係。

相反，正是1953年後，意大利經濟達到高水平的擴張，比任何曆史時期更順利、更迅速；當然還有較短的衰退階段。1951年至1961年10年間，工業從業人員從5803000人上升到7646000人，即從全體從業人員的29.4%增長到37.4%;公用事業職工也從26.7%增加到32.2%。同期，資本積累率達到前所未有的指數：毛投資(按1963年價格計)從國民總收入的16.5%增至24%,一大部分投資(約31%)投入工業。工業生產年增長率和毛投資年增長率尤為突出，分別為8.3%和9.9%,而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的增長率徘徊於4.5%以下。結果是，工業生產接近於私人生產總值的45%,相反農業生產明顯下降。同期內，國民純收入以年增長率5.8%的速度增長。1962年工業增值幾乎達到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1913年的7倍；全國總收入超過焦利蒂時期3倍半。

雖然意大利在1951年至1961年10年間有了強勁的發展，但還沒有達到最先進國家典型的條件。毫無疑問，當時意大利工業已取得高度發展，第三產業也有同樣的長足進步。到1962年，意大利人均生產增長率為5.6%(1870年至1913年為0.7%),僅低於德國，超過任何西歐國家。1948年至1962年，國民總收入年增長率也名列歐洲第二位，平均為6%,而瑞士為5.1%,法國4.6%,荷蘭4.7%。此外，投資流量和出口增長係數按比例也是最高的。

意大利已進入戰後國際經濟迅速發展的行列，國民總收入和生產率的增長以及投資和外貿的擴大或超過其他歐洲國家，或與之持平。1961年至1962年，最現代化工業增值額(冶金、機械、化工、采掘、非金屬礦加工等)加上能源增值額第一次超過總數的一半。特別是機械工業和運輸工具工業突飛猛進，從占製造工業毛生產值的25%強一下躍到1/3。由於《西尼加利亞計劃》更新了鋼鐵工業的技術，降低了成本，使重工業改善了國際價格(當然從絕對意義上說其規模仍是較小的)。1962年，意大利製造工業生產在西歐範圍內已達到12.3%(戰前為8%,1955年為9%)。由於國民收入高速增長，尤其1959年之後，意大利終於縮短了——19世紀末開始曆史性的長距離“助跑”後與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差距，超過了過去高於意大利經濟的比利時、荷蘭或瑞典。

人們冠以“經濟奇跡”的這種增長速度，哪些是它的推動因素呢?列出一個單子相當容易，但要估價其比重，衡量其比過去更新穎、比其他地方更獨特就不太容易了。一些因素(美國救濟，美國經濟擴張周期對國際市場的作用，貨幣貶值，設備與技術流程的革新，使用較現代、成本較低的能源，推廣新的大眾產品等)是與其他歐洲國家共有的。幾乎完全建築在一般性的信貸銀行基礎上的銀行體製和資本市場與戰前相比變化不大；但是，為彌補交易所的傳統弱點，出現了一些便於私人儲蓄用於工業的、既生氣勃勃又靈活的因素：推廣證券(與此同時郵政儲蓄衰退),成立一些投資金融公司，建立一些專為中小企業貸款的銀行。但是，沒有清除過多的銀行中介，因而企業生產成本過高，加之還有相當嚴格的利率結構。國家預算的作用與過去相比也無實質性變化。確切地說，有變化的是公共開支的成分(追加公共開支的預算采取比軍事開支傳統項目更為靈活、比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國家又不那麽突出的方針),而不是其結構，因為缺乏一項計劃政策。稅收仍被視為一種固定的數據，幾乎年年一樣，無巨大差異；這樣不可避免地阻礙了實現最先進的、社會性的改革和投資方向。向國際市場開放的政策縱然是使國家經濟麵目一新、朝氣蓬勃的一個主要因素，但僅憑這一點還不能在一條較長的路途上成為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因素。隻是在1958年後，意大利出口額在西歐14個國家總額中超過了4.7%(即戰前水平),5年後達到7.3%。規模經濟的長處、仿製生產的效果以及外貿的推動力是毋庸置疑的。再說出口結構也起了變化，與紡織品和農業食品相比，機械和化工產品逐漸占了優勢。

然而，說20世紀50年代意大利經濟發展是以出口為龍頭尚有不少懷疑。除對外貿易關係外(到60年代末意大利貿易往來已達到世界第二十位),尤其在1959年至1963年間，建築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還有國內需求的其他發展因素也在起作用。1950年至1958年，建築業產值的增長比製造業平均產值快，到1962年翻了四番；建築業投資的增長遠遠高於機械設備的投資。公共開支保證的通訊、基礎設施和農業成為國內市場新的附加投資場所。必須指出的是，生產的增長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發生的：利潤日益增長，無明顯的通貨膨脹，對外結算進一步順差。這些因素使意大利經濟恢複的條件絕對有別於法國、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那些國家一直受物價飛漲、國際支付周期性危機的困擾。對往來賬目順差做出巨大貢獻的是僑匯或勞務輸出匯款，而旅遊這一“工業”的收入也比過去占有更大的比例。

實際上，正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儲備與國家經濟的一些結構性條件——戰後生產體製相對落後，因而有可能不付任何科研前期費用立刻采用在最先進國家已廣泛檢驗過的一些管理技術———起創造了二戰後工業"騰飛"的前提。南方勞動力的遷移(相對落後的部門和地區的存在代表了出口工業發展的支撐點)以及工會組織在簽約時保衛自身利益的軟弱性保證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麵，外援(1944年至1952年間達到31.65億美元以上)和一係列國際貸款部分用於機械、鋼鐵和冶金工業部門的機械設備現代化。1945年至1951年間，工業還依賴國家大量撥款和優惠貸款，共達7140億裏拉之多。這一切有利於短期內彌補自給自足時期耽誤了的資金積累(估計1938年機械工業50.70%的設備已有10年以上的壽命),縮小了同其他國家戰爭時期生產能力的差距(這些國家的經濟受鋼鐵、化工和航空部門戰爭技術的刺激)。此外，意大利大工業活動種類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加工質量不要求較高的熟練勞動或較快的革新速度；由於這種特點，無需進行獨立自主的科技項目和不斷的結構變化。為滿足大部分企業要求，隻需采用現成的易於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組織製度和某種模仿革新的能力。對技術變化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另一種動力是1952年後(在巴達拿平原、阿普魯齊和巴西利卡塔兩大區發現天然氣和碳氫化合物)用石油產品的新能源替代燃煤設備。

從國外引進新技術而出現的變革，為保證流動資金國家提供大量財力，為整頓個別部門采取的措施，為推廣**和氣體燃料引起的能源“革命”,這一切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單獨任何一項都無法降低成本以及擴大投資和生產能力，也無法支撐在貿易廣泛自由化體製中的國際競爭。減少許多企業債務的戰後通貨膨脹，第一次形成一個真正的國內市場(農業複蘇以及南方開發銀行的撥款使南方地區對商品和公用事業的需求空前增長),朝鮮戰爭促使國內工業品價格的猛漲，均有助於鋪平走向高產量、高營業額的道路。“發動機”一旦發動後，生產單位最低勞動力成本以及國內物價和國際物價間日益增加的差價(部分由於工資增長率緩慢的作用)促進了工業擴張的強勁勢頭以及出口的穩步上升。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技術結構的革新以及國內基礎市場的逐步擴大等優勢匯集到了一起。所有這些因素推動了生產的增長；經過一個積累過程，增強了進一步擴大投資和極大地提高生產率的手段。不利用大量的、工資低於歐洲水平的後備勞動力，沒有日益增長的國內需求來保證實行生產標準化，沒有在較長時間內各種性質關稅的保護下進入國際網絡，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確實就會落後，就不能長時期取得巨大的經濟效果。

1951年至1961年，雖然移民超過178萬人，然而根據勞動部的資料失業人數僅減少33萬人。1961年尚有150萬人沒有工作，為全部勞動力的7.3%(1950年為7.8%),而其他西歐國家失業率平均為1.9%。這說明為什麽工會要求改善工資待遇的行動那麽軟弱，也說明為什麽工業階級有可能利用這種特殊的、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在意大利各省內均可招募到一支"後備大軍")來凍結工資或一次又一次地加以封頂。當然，在那些年月裏，工資待遇也有一些改善。此外，對於一大批先前從事農業的人口或被迫靠不正當手段糊口的人來說，工業和公用事業所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標誌著有可能依靠較為穩定的“馬爾薩斯式”的收入為生。總的來說，1950年至1954年和1956年至1961年工資指數基本停滯不前，工廠中的衝突僅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次要現象，完全不能阻礙積累機製。

勞動力是“一種最廉價的機器”,它補充已有的設備，但不會引起資金過多地或長期地凍結於固定資本上的風險。不僅如此。設備逐步標準化使一些以重複手工勞動為特點的部門有可能使用工資級別低的普通工人。結果是：較低的工資水平使意大利工業以較高競爭力的價格躋身於國際市場。製造工業招收不太多的、但經嚴格挑選的、易於替補的、不太可能提升的勞動力(1950年至1961年不到737000人，而同期生產幾乎翻了三番)使生產率和投資率迅速提高。據意大利中央銀行的統計，1953年至1961年工資上調46.9%,而生產率增長平均為84%。在最現代化的機械和化學工業中，這種不平衡更為突出。

有利於企業和資本、不利於職工的累進式收入再分配在較大程度上說明了私人投資率的強勁增長(1954年至1961年增加152%),說明了作為“經濟奇跡”基礎的貨幣穩定的原因。根據對200家大企業資產債負表的全麵估計，至少在1958年至1961年的資本來源中企業自身積累占主要部分。這些大企業的全部融資中，毛自籌資金(包括純自籌資金、折舊和儲備)平均為42.6%左右；中長期債務僅為16%(上述一半企業從未使用過)。換句話說，大工業集團掌握著日益增長的、大量的內部財力(由於生產率的上升比工資增長更為迅速、更為猛烈，因而利潤餘額極大膨脹)用於自身的投資，同時又不需大量增加就業。大企業的發展促進了大量利用低工資勞動力的衛星企業的擴大。這種或那種資本積累的強大機製使經濟體製極大擴張，又不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1950年至1961年，毛收入增加78.3%,而消費增長率較低，僅59.8%。從絕對意義上說，消費的增長僅為整個收入增長的一半左右；按比例來說，還不能保持焦利蒂時期的上升率。所以，投資的增長率(按時價計，平均年增長10%左右)和消費水平(不高於7.8%)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國內需求和出口間的不平衡也同樣嚴重。所有這一切使貨幣保持了10多年的穩定。批發價(與零售價不同)在那一時期無重大浮動；1960年的批發價甚至停留在1953年的水平上。

工資增長過慢、犧牲大量國內需求以及物價相對穩定(相對來說，主要歐洲國家的現象正好相反)確實是發展"進攻型"外貿、改善國際支付以及不斷增加黃金和貴重貨幣儲備的關鍵。美國經濟學家斯特恩估計，1955年至1963年意大利出口的增長60%歸功於意大利商品有著巨大的競爭力，特別歸功於生產率增長和勞動力成本增長之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