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家幹預

從那些年起，公共活動對貨幣的穩定和新經濟關係的成熟開始擔負起決定性的角色。國家開支不斷增長幾乎是19世紀末歐洲的共同特征，公共行政所使用的財力有時竟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在意大利，國家幹預在積累資本和改造經濟結構的曆史長河中起著更為決定性的作用。這與國家落後程度本身成正比，在俄國、日本及其他工業發展較晚的國家裏(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是如此。1873年出現的不景氣現象加速了修改自由貿易政策，國家處理經濟活動的一些傳統原則幾乎到處都隨著不景氣而改變。不僅采取保護主義政策，而且還製定了一整套政治方針和立法措施，旨在加強融資、新技術引進、生產機構、戰爭能力、殖民擴張工具等等。

意大利統一後的20年內，許多公地和教會財產的轉讓和相當規模的公共事業和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或銷售或出租)成為一些自由貿易設想具體化的重要時機。19世紀80年代初，新的思想方針開始占據上風。當時至少已意識到，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奠定了新的實力對比的基礎，改變了一直左右著或妨礙著較落後地區邁出工業化步子的經濟發展必要條件。另一方麵，農業危機引起經濟氣候變化的同時，隨著左派在政權中地位的鞏固，政治路線也正逐步變革。一些新的壓力集團對政府和輿論的影響日益增長；他們或產生於最早的工業區，或受君主一軍方權勢集團(一直與上層銀行界中那些同外國金融界勾結在一起的投機集團有矛盾)的保護。同時，要求國家保護經濟活動的政治傾向已加強，該傾向認為經濟活動是民族獨立和國家威望的保證。此外，改良土地和整頓城市居民區的大規模幹預以及越來越複雜的金融和組織問題的出現，必然加重國家機器的職能，增加各部技術科室的數目，加強改良土地、森林、衛生、教育等方麵的公共活動；關於經濟活動本身，國家也於1882年製定了新貿易法則，幾年後又批準了新的社會和勞動法。

從1883年起，財政政策常采用追加特殊公共支出以及對一些優先照顧部門突擊投資等方式來支持重工業、鐵路建築和集體運輸的發展。國家從1885年起就采取行動——對製造業的獎勵和酬勞製度——支持自由的、受補貼的海運公司，鞏固和加強海軍力量。同年，國家對按鐵路協議建設新線或繼續修建已開工的鐵路工程的公司給予集資方麵廣泛的保證。同時對生產發動機、設備和火車頭的機械工業(1882年至1886年間在萊尼亞諾和米蘭兩地成立的佛朗哥·托西公司和布雷達公司),以及對生產軍備的軍火工業(1886年在波佐利市建立生產大炮和船用大炮的阿姆斯特朗公司)盡可能提供新的市場。為推動中期貸款而批準降低民間銀行和其他金融企業發行票據的貼現率提高了營業額，促進了工業活動。因此，銀行的私人貸款總額從1881年國民總收入的15.4%增加到1889年的26%。

當時的頭等大事是：由於國家的堅決支持並在執行供應海軍裝甲和設備的合同上采取優惠價格和提前支付辦法，全國最大的鋼鐵工廠(特爾尼鋼鐵冶煉公司)於1884年3月成立。早在1871年，斯特凡諾·布雷達就提出了加強意大利軍事工業的計劃，但當時沒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提出采用公私各半的合營方式把一個遠離邊境和海洋的翁布裏亞小城改造成為一個“具有水力驅動的6000馬力的生氣蓬勃的鋼鐵和褐煤城市”的建議不受歡迎；現在這一計劃終於得以實現。在此基礎上誕生了大量生產鋼水的意大利第一個現代鋼鐵工業核心；但隻是在第二期才裝備了從礦石到生鐵、鋼、鋼材的整套設備。法國在租船失敗後集中注意力於發展蒸汽船舶的現代化造船業，其經驗也為意大利所借鑒。加強船隊和港口設施是主張國家經濟和軍事自給自足的貝內代托·布林部長積極執行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有助於冶金機械生產的部分複蘇，促進了大量外資流入造船業和軍事工業。國家航海獎隻獎給使用意大利船塢建造的船隻所航行的航線；國家製造獎(對於關稅保護主義造成的上調價格，可減免稅收，由國庫負擔)隻獎給使用國家鋼鐵工業產品的造船廠。

國家1885年法律規定的獎勵製度並未使意大利商船隊立刻全麵改用蒸汽機。例如，熱那亞海運局得到政府以各種形式給予私人船主75%以上的補貼，然而當地最大一家公司(意大利海運總公司)經理埃拉斯莫·皮亞焦開創的“經營政策”與熱那亞各個老公司的經營模式無多大區別：與過去一樣，把公共資金從本集團的一個部門調到另一個部門，搞投機活動，而不是把國家對船業的投資轉化成對碼頭和船隊進行技術改造的有效工具。此外，軍事上的急需、德普雷蒂斯和克裏斯皮兩屆政府的三國同盟政策和殖民政策、意大利海外移民增加所需的海運力量均促進了鋼鐵工業、造船工業和船舶公司間利益的一致。在保護主義的庇護下，在國家補貼計劃的背景下，大工業、銀行界和政界間有可能形成新的權力集團。從那時起，國家(或以公共行政直接訂貨的方式，或以獎勵和補貼的間接方式)成了重工業的主要客戶。諸如魯比尼和科隆博這樣的政治家有時在特爾尼公司任高職，有時在內閣中任部長；這種情況在19世紀90年代並非鮮見。據估計，僅僅1883年至1887年5年內對陸軍、海軍和公共工程的補貼增加到整個公共支出的50%。

總之，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積累的速度在加快，作為基礎工業的一個關鍵部門一鋼鐵工業一占有新的重要地位。由於國家訂貨和補貼，一個獨立自主的市場已形成，並在逐步擴大。最後，終於出現了一些有利條件，足以克服至今一直阻礙著重工業發展的一些瓶頸(盡管還存在著特權和壟斷利益的情況):可以動員適當財力，集中設備，使企業達到符合長期任務的適當規模；這些問題過去是高不可攀、無法解決的。今天我們已能更好地來評估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經濟變化，雖然掌握的材料還不夠完整。根據吉爾辛克龍有關整個生產活動的最新資料，以1881年為基數100,到1887年冶金工業上升到414,化學工業達到267,機械工業為185。然而，鋼鐵生產在1889年達到最高年產量34萬噸後一落千丈，冶金機械工業幾乎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這一情況證實意大利經濟存在著周期性的、不規律的進程，但並未減弱新興基礎工業的出現及其規模不斷擴大這種結構變革的重要意義。

當時，為保證生產資料生產有較高的發展速度，為增加有利於早期工業化進程的資本投入，國家在財政方麵的活動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今天，人們傾向歸功於阿戈斯蒂諾·馬利亞尼的政策(在德普累蒂斯政府中期和第一屆克裏斯皮政府內任部長，他從金融角度來決定公共開支的去向，支持重工業和新型公用事業的發展),認為其政策有著一貫的邏輯性，至少在經濟方麵比當時政治家和學者所承認的更有成效。但是，就是部分放棄年度預算平衡對一些至今仍習慣於正統財務製度的政治家來說也至少是一種特殊的、令人不安的準則。然而，擴大公共開支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既起著反周期性的作用，即部分緩解經濟危機所引起的貨幣緊縮的後果，又起著較長時期內增進既疲軟又不足的市場需求，盡管仍存在著許多結黨營私的惡疾以及在有組織經濟集團的壓力下屈服退讓的弊病。總之，通過國家執行較明確的幹預政策，加上剛走上的工業保護主義道路，意大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傳統自由貿易方針的徹底轉變以及多年製預算的概念必然給納稅者和消費者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必然惡化——不斷發行普通債券、有價證券和國庫券——國債的狀況，因而調整國家財政的繁重任務必然落在以後各屆政府的身上。由於在國外發行高利率分檔債券及其他公債，債務大增，使國家經濟麵臨動**的國際市場一籌莫展，尤其是使意大利國庫麵對外國經紀人多變的態度無還手餘地。但是，朱塞佩·巴羅內在新近一篇學術論文中正確指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條件，它導致獨立自主的意大利金融市場再次處於結構性落後的境地，然而要實施工業化，又必須在這種條件下工作”。

擴大公共開支——除國家機器某些方麵運轉不靈(因1889年赤字達到5.59億裏拉)以及在國外巨額浪費外——仍無法完全阻止私人投資和從業人數的下降。如若新財政政策在第一階段作為穩定因素推遲了或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影響，那麽在經濟蕭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任何一種甚至是大膽的國家預算措施實際上也不能保證調控的效果。國民收入實質上停滯不前(1888年至1896年國民收入的步子勉強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長),使預計的稅收收入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缺口。機器、交通工具、設備器材的毛投資——1879年至1888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從16.5億裏拉(按1938年價格)增加到31.34億——在90年代初幾乎直線下降，減到

21.52億裏拉；這一水平一直維持到1895年至1896年。一些觀察家因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種表麵的、非真正的發展。實際上，這是始於70年代末的擴張運動的一次突然中斷，對國家經濟建設工作沒有引起毀滅性的破壞。1888年至1889年以及1892年至1894年的3年內國民生產總值雖然有所下降，但采礦業、電力業、交通運輸增值率卻在增長，商業活動在1888年、1891年和1894年突然減少後又開始活躍起來。

20世紀初，上世紀末經濟情況不景氣的烏雲漸漸散去，於是對最動**、最緊張的19世紀末20年中進行變革所留下的遺產有了不少積極的評價。即使與法國的“海關戰”使絲織業和“自然工業”遭受嚴重的損失，但耐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機器、發動機、紡織設備、冶金產品等)卻獲得廣闊的新市場，一個完全不能忽略的技術現代化過程已出現。確實，工業產品增長非常緩慢；1888年後，在國民收入內其比重甚至在下降。但是，在經濟活動增長速度驟然下降的一係列數字背後，應看到同時期內發生的質的變化：燒木炭的高爐逐步由一個較現代化的鋼鐵工業所代替；紡織工業縱向聯合的發展；機械工業多樣化的形成；化學、製藥、橡膠等方麵初期活動的加強。

結構的變化和市場的規模給經濟發展較遲的歐洲國家帶來了一些難以適應的問題。一些部門的增長速度相對來說要比從手工工場過渡到工廠的初級階段慢一些，因為後者對資本的需求不高、技術培訓較簡單，而即使是一個微小的發展，因起點特別落後，對生產總進程均有較大的影響。而重工業的建立則要求較昂貴的設備、較廣闊的財路，增長的速率卻又不那麽快。而且，棉紡工業一旦完成了

技術發展的第一階段後，要進一步改善設備規模也要求較大的投資和相當長的準備和適應階段。

自然，不是所有在保護主義下湧現的企業都傾向於把逐步占領國內市場所獲得的利潤進行再投資。幾個工業集團甚至依靠強硬的政治態度、議會中的結黨營私或收買某些新聞報刊，為領導集團和公眾輿論定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調子，這樣在分配肥實的國家訂貨和無底的政府補貼中取得豐厚的份額。然而，國家特殊的開支和海關措施即使使受保護的企業獲得巨大的差額利潤，但那些年的財務報告並沒有得出企業處於寄生地位或公共財政處於惡化狀況的簡單結論；相反，認為在動員財富、投入固定資本及發展第一批大工業企業方麵還有一些具體的促進作用。至少，國家為支持現代化發展進程所起的宣傳教育作用或廣泛的輔助作用極其重要，有助於今後重大的發展。

另有兩個發展因素值得一提。一方麵，最先進、最有競爭力的工業部門逐步替代手工業企業；另一方麵，由於紡織業持續不斷的增長，農業危機期間先在城市建築業安身的一些離鄉背井的勞動力部分轉到工廠雇傭勞動的行列中。1881年至1901年間，機械化的或已采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企業也通過這條道路擴大了市場，從而出現了傳統的家長式生產活動與真正的工業活動之間一條較為明顯的分界線，使家庭勞動和小工場工人不斷減少，其利潤也逐步下降。尤其是棉紡工業從農家手工業解體中獲得巨大好處，開始了一個較為急劇的生產專業化和工人勞動工廠化的過程。1882年至1890年，棉紡公司的資本從1700萬裏拉上升到4900萬裏拉，占紡織工業全部資本的38%,說明企業的集中正逐步走向更廣泛的領域。同時，在恩利科·德拉誇的推動下(伊諾第認為，似乎意大利的“商業大王”傳統又在複蘇),意大利紡織工業在拉丁美洲打開了廣闊的市場。這樣，在倫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裏亞許多地區，為一些強大的紡織中心創造了向新經濟領域擴展的先決條件，從而擺脫了老的商業和銀行投機活動。此外，也出現了向化學、紡織機械、電力等其他工業部門進行投資和擴展的新機遇。

19世紀末期的情況確實不能完全從狹隘的經濟角度來總結。社會緊張局勢加劇、鬥爭日益尖銳、政治**不斷高漲，這些均是農業危機、與法國衝突在生產活動中引起的震動以及銀行體係的混亂等的背景。破產農民和窮苦雇農移民美國和拉丁美洲、北方農村流行糙皮病、南方百姓意誌消沉並非當年意大利唯一的形象。北方各工廠工人群眾勞動條件極差，他們反對工廠主的專橫和欺壓，反對無限製地增加工時和大幅度減薪(食品花去工資的75%,其餘被計件工資定額的提高和實物工資的增加所耗去)而不斷發動罷工，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有時達到反政府、反議會的程度，一點微薄的積蓄和渺茫的希望也因實行新的累進稅收製而消失殆盡。這一切說明蔓延全國的不滿情緒正在日益高漲，也說明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發展嚐試有其局限性以及付出的代價。在1892年銀行醜聞、殖民之舉失敗和國家預算巨額赤字的壓力下，曾拒絕用增加地產稅來彌補特別軍費開支的領導階級似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正是當時威脅著政治製度穩定的階級衝突以及領導階層內部深刻的分裂產生了一股較強的推動力，要求更新經濟結構和改革各社會階層的力量對比。因此，克裏斯皮政權十分脆弱。90年代初，在多教變化論和1887年稅製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個聯盟，該聯盟與法國第二帝國在波拿巴主義的庇護下建立的政治經濟集團，或與德國俾斯麥首相執政時期因銀行工業界最強有力集團和地主傳統力量間的臨時聯合而出現的政治經濟集團有著許多類似的東西。但是，社會黨的誕生，激進黨、共和黨、社會黨結成廣泛的左派反對派運動，剝奪最基本的文明自由在自由資產階級一些階層內引起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形勢，還有半島各地區發展的差異和不同程度，這一切使克裏斯皮無法把軍事集權君主製的鞏固與某種形式的國民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當時，這位西西裏國務活動家曾企圖重建金融體製和鼓勵重工業和軍火工業的發展，使經濟製度能較好地頂住危機的衝擊，而且也不忽略在一些南方地主統治的典型地區通過一些"反封建"的法律草案來建立現代資產階級所有製(南方地主對國家的其他地區來說似乎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沉重負擔，是社會肌體上產生政治“毒瘤”的一個源泉)。

像俾斯麥無法長期調和德國領導階級各個方麵(普魯士的農業貴族、大工業、軍隊)的要求一樣，一向傾向於采用德國集權方法加強政權、控製國內形勢的克裏斯皮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得不放棄其努力和希望，即希望用鋼鐵工業、軍火工業與殖民擴張政策相結合的方法，爭取北方資產階級主力，確保實施一條基於海外成就的經濟發展新方針，確保在改革和鎮壓間找到一個能緩解農村嚴重社會不滿情緒的排氣閥。

90年代初蔓延整個南方的鬥爭，尤其是西西裏政治團體掀起的洶湧澎湃的運動，已引起公眾輿論對國家最富爆炸性矛盾的關注，使南方經濟社會現代化的要求在一段時間內完全公諸於眾；

然而，社會黨確實在理論上和政治行動上均未牢牢抓住這一改變“南方問題”看法的機會。由於社會黨人低估了農業和農民問題，南方地區的人民運動遭到失敗，給國家複蘇和發展的前進方向和傾向造成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方麵，一旦軍事反動重建原來的地方均勢，南方最終又會回到傳統的起點上(必將變得越來越落後);另一方麵，社會主義運動走上一條新的政治經濟道路，可以將其說成是北方工人“貴族”與大工業的聯盟，雖然其中有著辯證的關係。

1895年，意大利渡過了經濟最危機的年代。米蘭和都靈經曆了建築業投機失敗和金融業危機後正在恢複元氣：城市工業肌體更加厚實，城市建設規劃恢複進行。在皮埃蒙特省，焦利蒂和克雷斯皮間的黨派之爭以及仇法和親法之爭使陣營分明；在都靈，克雷斯皮的反對派深信，必須集中精力具體處理人民權利和自由問題、勞動問題、瘧疾問題以及糙皮病問題，體製方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他們以漸進方式開始了與社會黨人的對話。社會逐步發展、思想自由辯論、最低階層的解放等英國模式激起了廣大城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的信心。伊諾蒂渴望在有文化素質的“工業巨頭”支持下進行改良行動；在他的要求下，像比耶拉市各工廠那樣緊閉的大門終於打開了。在米蘭城，家長製的傳統非常深厚，工人協會還被視為“顛覆性的”危險組織。熱衷於把工業分散到市郊，把城市變成一個生活和商業中心就是這種態度的表現之一。然而，除一些宗派小集團外，克裏斯皮政策仍未能把寡頭集團中穩健派的最重要部分爭取過來。像科隆博、普裏內蒂、埃托雷·蓬蒂這些與企業界有關聯的或直接來自企業界的人物，其謹慎的保守主義傾向於建立一個“名人政府”,不主張搞太個人化的政權；注重恢複國家財政，不關心爭取國際威望這種偉大構想的魅力。為了在較嚴格的中央集權政策下小心地維護殘存的地方自治特權，倫巴第大區的穩健派和自由主義者對皮埃蒙特大區的穩健派和自由主義者不無戒備。

“米蘭國家”的暴亂和皮埃蒙特大區輿論界權威人士對“西西裏人政府”的反感，都是北方資產階級有識之士不願與克裏斯皮權力集團(包括南方大小地主和軍事特權階級)同流合汙，不願為某種乞討般的投機活動以及南方知識分子“好鬥的”殖民主義和過於簡單化的雅各賓主義效勞的有力證明。他們也不願支

持企圖以昂貴的代價擴大在那遙遠的、有潛在危險的紅海之濱的占領地。隨後，盧紮蒂和迪魯迪尼采取措施(或實施稅收改革計劃，或成立全國老弱病殘救濟銀行),為索尼諾、佩盧和“宮廷派”意欲複辟寡頭政治而拋出的社會改良主義塗脂抹粉，但這些措施仍不足以平息北方企事業資產階級對一些反議會措施所懷有的不安情緒。在成長的道路上，工業階層對於老的議會宗派集團或對於某種見風駛舵、變化無常的多數變化論有了較深刻的覺悟水平，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組織能力。另一方麵，如火如

茶的人民運動以及第一批工業無產階級核心登上舞台(與窮苦農民群眾一起，展開維護法製的鬥爭，保衛和提高勞動階級的地位),加強了政治上較強大的、有較好工會基礎的工人運動。確實是這兩股新生力量——一是現代企業資產階級，一是組織在工會(由1888年至1894年的階級同盟和一些反抗性社團演變而來)中的工業無產階級——促進了國家在1896年後出現經濟長期上升的局麵下做出開始現代化進程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