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19世紀末嚴重的經濟情況

保護主義無法挽救廣種薄收的農業區或自然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失調地區的命運。這些地區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農業危機的影響一開始就比半島其他地區更為嚴重。確實，威尼托和皮埃蒙特兩大區的中等租賃農場和小地主在危機中也十分艱難。正是意大利北方的雇工、雇農和小農首先起來尋找某種出路；他們離棄農田，成群結隊移居國外。早在與法國的“海關戰”把南方的葡萄種植者和平民百姓卷入移民潮(1880年至1890年平均每年為18萬人，到19世紀最後10年內每年平均為28萬人)之前，北方地區的大量農業人口(1885年3.5萬人，1887年6.1萬多人，1888年幾乎達到13.5萬人)離開故土，去他鄉尋求工作，另謀生計。

與南方相比，基本資源未受損害的北方農業經濟一段時間後就顯示出具有較為可靠的技術和組織方麵轉產的能力、生產商業化的能力以及續訂農業契約的能力。認為托西關於海關稅率不同地區(尤其是意大利北方和南方)有不同效果的說法是非常正確的。波裏西尼等人關於小麥生產現狀的最新研究表明，征收小麥高關稅完全受益的是巴達拿平原的糧食生產者。他們不僅大幅度增加自己的收益，並把部分土地稅轉嫁給最貧苦的消費者，而且降低了單位麵積的生產成本。皮埃蒙特和倫巴第兩大區的中南部各省，威尼托大區的墾殖區以及整個埃米裏亞大區正在徹底地向資本主義轉變：逐漸取消傳統的分益製關係，廣泛推廣使用化肥，全麵改善輪作製，增加飼料生產，飼養良種牲畜，引進放養技術。

意大利農業即使還沒有達到像法國、比利時或德國加速農場專業化並使之向精耕細作型轉變那樣的成就，但單位麵積產量和純收入方麵在短短的幾年內所取得的成績還是十分明顯的。由於輪作製和較合理的耕作方法的推廣，或由於有了較好的灌溉設施，1892年後的30年內中北部一些省(從特雷維索到帕爾馬、皮亞琴察，從維琴察到莫德納、佩薩羅)每公頃施的肥和使用的耕牛開始大量增加。19世紀最後5年內，北方地區的移民潮開始減緩。1896年至1897年與1886年相比，丘陵地帶和巴達拿平原年平均增值率為0.9%。

較先進農業條件的成熟，還有因部分小農解體和雇農工資不斷下降而引起農村居民點逐漸減少，使北方地區工農間相互依存關係更為加強。在倫巴第大區的奧洛納和塞維索山穀以及布裏安紮上下遊——米蘭《工人協會》報於1884年3月談及農民、分益佃農及小地主離棄家園時寫道——由於大量剩餘勞力的存在，工廠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廠主可以為所欲為：強行製定工資標準，按自身利益改變勞動合同，隨意增加勞動時間和提高單位時間產出效益。1885年至1895年間在皮埃蒙特大區也有大量農民擁入城裏謀生。到處都是盲流，他們或挪東補西，或乞討偷盜，勉強糊口。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紀的最後幾年，一部分來自農村的人口在倫巴第大區以及北方其他地區造成了一個十分廣大的臨時工市場，一支最終跨入工廠大門的新工人隊伍。

開始階段，受價格下跌之害的地主階層願意將其部分收入轉向似乎比工業投資收益更豐的部門(從房地產到公共事業)。這種傾向使建築業能提供比製造業更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麵，取消磨麵稅必然加重間接稅，同時又保持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小麥價格，使大規模擴大消費者和國內市場的可能性大為減少。

由於貨幣強製流通的取消，1880年後出現了第一次房地產投機浪潮(因新的外國資本擁入);這一浪潮後又由於大量農村積蓄和財力轉向城市地產投資而得以加強。梵蒂岡金融界對意大利市場的興趣也日益增長：“神職貴族階級”的大家族式的各種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瓜分和破壞無數羅馬別墅和公園)參與了這項投機浪潮，這幾年的收益亦相當可觀。1880年至1887年，銀行紙幣流通量從6億裏拉上升到10億裏拉，全部積累性儲蓄——1881年至1890年間從15億裏拉增至24.72億裏拉——從國民收入的4%躍至6.3%。1883年至1887年不到5年的時間內，各信貸機構的貼現率和預支款項翻了一番，國庫券的購買直線下降，這預示著投資的性質和選擇正在出現明顯的變化。

金融市場這種新趨勢沒有產生既有利又有效的結果。建築業瘋狂投資並不十分順利，造成意大利銀行係統嚴重的緊張局麵。1885年後出現的投機浪潮——這與從首都開始的一些大城市對住房和服務設施要求無計劃增長有關——卷起了“建築狂熱”和牟取非生產性暴利的旋渦，吞沒了大量財政儲蓄，丟失了不少大小機遇。這是估計太樂觀、太不著邊際的結果，也是缺少一項適當的公共調控政策的結果。新房的價格和消費者群眾的實際承受能力間的比例嚴重失調，因而經濟蕭條和外國信貸緊縮方麵一有風吹草動，在土地壟斷、承包競爭以及國家財政支援基礎上架起的雜亂無章的腳手架就搖搖晃晃，不堪重負。一些控股公司和建築企業的證券在交易所的崩潰也連累到那些不計後果和風險在建築用地上進行投機的信貸機構。不動產的繁榮使住房毛投資不斷地、猛烈地上升：1876年後10年內從7.62億裏拉增加到17.61億裏拉(1938年價格),1881年至1885年建築業全盛時期竟達到全部毛投資的24%。

國家銀行體製危機的後果十分嚴重。不僅與建築投機密切關聯的控股集團，而且在建築業大量投資的意大利兩大動產銀行——通用銀行和動產信用銀行——均陷於前所未有的軟弱和不穩的處境。貨幣發行銀行的財政狀況也相當困難。為使搖搖欲墜的銀行擺脫困境，貨幣發行銀行從1887年起實施大規模的、代價高昂的救助活動，政府也明確批準信用貨幣的發行可超越法律規定的界限。由於數家在建築業投機冒險的銀行破產以及大量增加流通貨幣又無黃金做準備金，最後銀行危機發展到1893年1月轟動一時的羅馬銀行大清理——被控成倍發行係列證券——以及數月後兩家意大利最大信貸公司的倒閉。銀行係統幾乎全麵崩潰以及意大利信貸在國外市場的困境使城市建設發展激起的建築材料工業和公共事業基礎設施工業的活力大為下降，同時又無法對那些受益於新海關經濟方針的生產活動進行適當的投資。

但是，19世紀80年代相當一部分銀行資金也用於購置新的工業設備以及發展基礎設施。根據某些看法——與廣泛宣傳羅馬銀行醜聞有關——銀行活動的唯一結果是把大量錢財浪費於投機和牟取暴利的活動中；但最新研究糾正了這些傳統看法。沒有動產信用銀行的堅決支持和參與，就無法解釋1881年至1887年間生產資料工業以及許多紡織、機械和化學企業的大幅度增長(年平均率為22%)。

長期以來，銀行和工業企業間的關係出現了一些變化，握有流動資本的資產階級與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間存在著不斷分裂和利益紛爭(與英法相似)。統一後20多年內，“金錢貴族”(從以巴斯托吉和巴爾杜伊尼為首的利古裏亞和托斯卡納貴族到米蘭和都靈的貴族)利用較少積累和較高利潤率的條件或利用工業活動缺乏一項適當的自籌資金政策，以幾乎無可爭辯的方式發揮了動產的力量，爭得了領導經濟發展的霸權地位。但是，他們隻注意短期投機活動，忽略中長期投資，或因為與外國利益有密切關係，或因為僅握有不大的家族遺產。在這種情況下，正是按照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私人銀行模式發展起來的動產信用銀行和通用銀行代表了意大利金融市場體製中的一種有意義的、重要的轉折。

這兩家主要信貸銀行，雖然在包攬一切風險時(這種風險為歐洲大部分金融業所共有，它們都經曆過漫長而艱難的技術和結構調整過程)犯有經營上的錯誤和某些失誤，但一直力爭廣泛采用康采恩運作辦法來平衡對企業的投資。尤其是它們能抓住現代工業社會中銀行活動的新規模——即使在經濟危機條件下會產生許多困難——逐步擺脫外國老板及客戶的控製。這兩家銀行垮台後，意大利必定出現一個較好地適應資金流動和工業集資需要的銀行新體製，然而至少在經營上述業務中還保留著某些傳統和經驗。同時還存在著一支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隊伍，沒有這支隊伍，1894年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德國式的聯合動產銀行，並在焦利蒂時期的經濟騰飛時起決定性的作用。

總之，對80年代銀行資本活動應給以重新評價。確實，貨幣發行銀行因信貸膨脹而潰不成軍，使銀行體製缺少一個可靠的統帥。所以，需等到重振幸存的發行銀行、調整貨幣流通和建立“意大利中央銀行”之後，才能在這個世紀末前後逐步統一銀行市場，使信貸手段、貼現率和國際匯率完全正常化。同樣，私人銀行核心在1892年至1893年因大量虧損而崩潰後，至今仍無法提出一項有效的特殊信貸政策。然而，銀行動**的那些年代裏也遺留下一些東西：一個相當廣泛的地方信貸機構網(儲蓄銀行、民間銀行等),在爾後的10年內，特別在意大利北部，這一網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不能無視麵向工業設備(還有港口、運河和鐵路)進行長期投資邁出的步子(盡管有虧損和過多的固定資本),這些利潤率高、發展速度快的部門幾年後成了促進工業發展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麵，妨礙實施較為穩妥的、協調的信貸措施的拖遝作風以及某些投機性的、交易所性質的虛偽假象均產生於像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困難本身：缺乏用於投資的節蓄；古老的高利貸和實物抵押貸款並未完全消滅；貨幣市場上可兌現的、流通的有價證券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