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棉花、鋼鐵及糧食作物的振興

1887年4月通過、1888年1月生效的新稅率大幅度地提高了小麥和食糖的關稅，加強了棉毛製品已享有的保護地位，實施了相當有利於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的關稅，同時也照顧了一些機械產品：電動機械、農機和紡織加工設備。1887年的關稅改革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今天必須承認，改革並非一個有機的經濟政策綱要的成果，而是在一些緊迫的現實問題壓力下所做的一種選擇；19世紀80年代初，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過這種情況。承認在意大利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裏采取這種解決辦法的現實必要性(並非“曆史必然性”,但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並不排除去深入探討當時工業家和地主結成聯盟的政治意義以及保護主義引起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例如，從何種意義上說，保護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整個形成過程”的終點——像塞雷尼慶說的那樣；或者說——正如另一些人所主張的——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妥協辦法，用以調整公共財政，挽救許多以種植小麥為生的小農場以及一些遭土地稅及價格下跌打擊的農業生產者的利益。

保護性稅率通過時，除南方地主與北方工業家聯盟外，還有幾個其他“社會集團”:不僅有以勞資合作形式的企業主和工人的聯誼會，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還有依靠國家加工訂貨而開工的工廠領導人與加裏波的式的、激進的工人協會為經濟上挽救南方而匯合成的各種聯誼會。根據一些專門調查的結果，那些超脫現實的大地主頭麵人物並未直接參與，農業方麵的主角是北方和不發達地區的資本主義地主。根據較為切合實際的分析，工農集團並非像乍一看時那樣堅固、那樣協調一致；保護主義顯得更是一種為調整經濟狀況而采取的過渡性策略。這兩種情況均可從工業家和地主聯盟發展的程度和方向中看出。這種聯盟不是一種有機的協議，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在嚴格的財產分配製基礎上結成的聯姻。工業資產階級能從這一臨時妥協中獲得相當的利益，足以對其同路人確立新的、有力的實力地位；一旦主宰了形勢，他們可以在幾年內使經濟政策完全倒向工業家利益。相反，1887年關稅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與先前自由貿易路線一樣)是保護地主的政治一社會領地和霸權。

開始時，為增強地主階級的力量、增加其收益而采取的農業保護主義似乎是為南方統治階層走向國家統治地位開辟了道路，同時又把生產力發展凍結在以大地主利益為主的界限上；然而不到10年的工夫，這種現象已煙消雲散。1887年爭取保護主義的戰鬥中，勝利者實際上是代表意大利新興產業的人士，與1873年德國轉向保護主義時的情況大致相同，其勝利者也是紡織工業和大鋼鐵工業的代表人物。這不僅表現在地主階層的讓步，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反對以全麵發展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前景，一直反對在國家幹預下發展工業。另外，保護主義本身也完全不足以彌補農村受危機打擊所減少的收益，更不足以恢複農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一直保持的絕對優勢地位。反映農業生產總收入在意大利經濟體係中占優勢的土地稅，19世紀90年代其絕對值或相對值都在逐步減少。反之，由於土地稅的部分減少，特別由於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在經濟體製中的分量日益增長，動產稅在稅收收入的結構中開始逐步占據重要地位：1896年幾乎達到直接稅的60%。

來自美國中西部大平原的糧食和畜牧業的競爭以及來自其他大陸的農產品進入市場，沉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地的土地收益，嚴重損害了地主階層一直保持的經濟一社會的優勢地位。意大利地主貴族及保守政治階級的自信亦遭危機嚴重打擊，受到不可彌補的傷害。亞奇尼農業調查的結論提供了一個有力證明。支撐古老農業社會平衡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維持家庭所有製的能力。小農不能或不願采用最現代的耕作方式、缺少銀行信貸以及日益依附於城市市場等等嚴重衝擊著農家經營。即使許多小農場具有應變和抵抗能力，但土地製度及社會生產關係的調整至少在巴達拿平原正以空前的速度加緊進行。1897年8月，《新聞報》在比較1881年意大利北方各省大、中、小地主的數目後評論說："土地資源日益集中於大地主和大墾植公司之手，他們或購買位於其地產中間的小片土地或修築大排水工程時兼並山河湖穀中的小農產業，使自己的地產擴大成片。"金融投資以及典型的工業生產組織形式亦被引入許多地區。城鄉關係有了初步的變化。農村古老所有製的政治一社會基礎——大量小農階層以及各種各樣的中間階層和千差萬別的生活水平——已搖搖欲墜。出於籠絡人心和保護傳統的、穩健的、政治上結黨營私的社會製度的目的，對小農和分益製佃農減免稅收和農業信貸等問題從未像19世紀80年代後那樣得到廣泛的討論。即使如此，在北方農村中仍無法振興19世紀初以"開明的"土地貴族為中介的古老農村社會形式，亦無法改變向“農村民主製”的過渡。工業正在逐步占據農業在國家積累、政治鬥爭和文明發展中的特權地位。最後，“大蕭條”暴露了舊地主階層的社會控製力十分軟弱，同時證明了因土地、生產率和人口負擔等條件農業無法單獨為將來保證必要的收入。必須盡力實現工業化的信念在政界和報界有了市場；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深信握有轉機的有效辦法，因此早在其影響(20年前在議會和公共行政機構剛露頭角)得到鞏固以及真正的工業發展過程開始之前，就已滿懷抱負、充滿自信。

維爾弗雷多·帕雷托在描述新領導階級的社會學論著中把軍費開支的增長、各屆政府結黨營私的惡習以及無數的金融投機歸罪於工業保護主義，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19世紀90年代，鋼鐵工業、造船業與軍界、政界之間的利益越來越廣泛地匯聚在一起(在政權鬥爭中仍充滿著比過去更為麻煩的或非傳統性的問題),推動意大利外交實行殖民主義和德、奧、意三國同盟的方針。值得一提的是，龐大的重工業在海關高度保護下又獲得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良機：進入出版業，參與日報投資，將其視為對公眾輿論和議會施加壓力的有力工具。這就是為什麽工業家費爾迪南多·馬裏亞·佩羅內參與1886年創建熱那亞的《19世紀》報，並與邦布裏尼、皮亞焦一起分享該報產業；從此該報主要反映鋼鐵集團和造船業的利益。

較全麵地看，帕雷托和其他自由貿易主義者——仍主張以自由貿易和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為基礎的典型英國模式——的指責忘卻了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實，即在其他工業化發展較晚的國家裏，而且不僅僅在這些國家裏，海關壁壘以及國家幹預這些年來均被證實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並非反常現象)。最近的史學終於認識到，如若不采取措施抵製外國強大的競爭，保護那些因缺乏原料而處於不利地位的部門所邁出的工業化步子，意大利就很難在短短20多年內裝備自己的工業。

必須指出，由於“兩個意大利”的兩極分化、1887年稅製本身的缺陷以及爾後經濟“起飛”所引起的陣痛，在政治和社會方麵付出了較高的代價，與西北歐工業化地區的差距更加擴大，因而強製性、分階段縮短差距的工作十分困難，但又刻不容緩。在這些大難題中還有一個因保護糧食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的難題。西洛斯·拉比尼正確地指出，物價上漲促使工業中貨幣工資增加，因而生產成本也隨之增加，但又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因為工資水平跟不上食品價格不斷的上漲。同時，廣大消費者和納稅者的損失也相當可觀。

不可否認，向保護主義的轉折以及為保證一些相互依存的工業部門發展而進行的國家幹預確實對國家現代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那時起——由於公共行政強有力的訂貨保證——鋼鐵、冶金機械、化工、造船等行業的市場有了新的規模。政府旨在發展多種工業的政策本身也創造了一種氣氛，有利於私人預計和估算投資的最大效益。同時，海關保護政策至少也開辟了一些工業集資的獨立渠道(後麵將較詳細說明),再不那麽依賴於舊銀行體製的勉強施舍。

除國內消費品市場深化問題外(本世紀末棉紡市場已穩定，絲織業和毛紡業尚未達到這一程度),格爾辛克龍就1887年保護稅率內部機製造成工業各部門發展不平衡問題所發表的異議值得單獨一提。這位美國學者特別指出，給予鋼鐵工業如此眾多優惠的海關改革終因原料成本提高而損害了機械部門的發展；同時，保護像紡織業這樣一種“陳舊的、現代技術進步緩慢的、在一個歐洲大陸落後國家裏發展有相當局限性的工業”可能也是一個錯誤。格爾辛克龍的這些看法似乎比他自己提供的有關重工業和棉紡工業長期發展的資料數據更為悲觀。

加強以鋼鐵生產為龍頭的冶金工業完全無損於機械工業。由於國家對民族造船業的照顧，由於鐵路訂貨中給予意大利機械業的優惠份額，由於大城市對有軌電車材料的大量訂貨，又由於正在發展的建築業和紡織業對配套設施日益增長的要求，機械工業雖沒有受到同樣的保護，但有可能增強自己的實力。至於棉紡業，確實不能否認從19世紀80年代起就起著帶頭作用，因為棉紡業已形成以大中企業為主的堅強核心，使一小批省銀行和合作社轉向工業投資，而且還動員、集中了廣大雇傭勞動階層，發展了新的地方基礎設施。棉紡廠在生產和技術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不可低估，紗錠和織機的增加足以說明其重要性：1876年1900年間紗綻由745000枚增至2100000枚；織機從不足27000台發展到78000台(其中61000台為機械織機);棉紡織品，雖價格不斷下跌，仍從5100萬裏拉上升到3億裏拉，職工平均產出也從940裏拉增至2250裏拉。

1873年以後，海運費用下跌，進口煤價也隨之大跌，從而消除了一直困擾著國家工業發展的一個最嚴重的障礙；那麽意大利工業，在這種情況下並受到保護主義和國家大力幹預的支持，基於哪些實際抉擇而喪失壯大自己的機會呢?當時機械工業處於相對落後的境地——缺乏專門人才，無獨立生存能力——極需一段緊張的適應時期來采用一個與製造最簡單的輔助設備為主的生產過程完全不同的生產周期，因而稅收照顧、獎勵出口等鼓勵辦法(替代給予冶金工業的保護措施)能為這一工業立刻打開缺口和取得效益值得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在自由貿易製度下機械工業的命運會有本質的不同嗎?恰恰相反，對大部分機械工業來說——麵對國家對造船業的鼓勵和高價的冶金產品——必須尋求與最大鋼鐵集團建立縱向和橫向的聯合形式；那種旨在把工業投資風險分散到較廣泛活動範圍內的銀行政策也在推動這種聯合。重工業和大機械工業結合的這類傾向在其他國家，首先在德國，確實也有所表現。然而，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沒有廣大的、各種各樣的工業存在(其中包括最昂貴的鋼鐵工業),沒有一些比較有利的優勢的保證，半島的經濟落後狀態將更為嚴重，不可救藥，國家將淪為葡萄酒、絲綢、蔬菜生產國，高級手工藝品供應國，處於二等國地位。

關於1887年關稅改革在農村中的效果問題，我們確實不能繼續認同所謂的單一性的說法，即糧食保護主義隻用於保證意大利南方所有製的生存，鞏固有害於新生產力發展的、最傳統的土地寄生形態。事實是，大部分意大利農業企業在農業危機中沒有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投入新的資金或修訂農業合同、改進經營技術來抗衡市場競爭。更不應忘記危機的深度和裂度已促使大部分歐洲經濟早在1887年前就已采取可靠的、有效的保護主義措施。因此，如若說關稅保護主義確是一種可使各有關部門都平安無事的簡易辦法，那麽從最先進國家的經驗中也確實找不到可迅速克服經濟衰退的不同辦法或經驗教訓。隻有丹麥、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部分國家避開了保護主義這一鐵的規律，它們至少有一個較好的資源和人口布局的優勢。總之，意大利的農業經濟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是一個易碎的“瓦盆”。

意大利征收的小麥關稅到1894年超過了其他歐洲國家現行的關稅。農業保護主義果然刺激了小麥種植，但其結果擴大了粗放的、收成較低的作物比重，從而從另一方麵證實了李嘉圖的理論：高價小麥會提高貨幣工資和地租，卻減少用於資本積累的財力。此外，曆屆政府給予食糖生產者極高的保護稅率，甜菜種植麵積大量擴大，長期下來必然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消費者或食品工業並沒有從中得到具體的好處。

還應提一下，與法國“貿易戰”的反響以及對1890年後意大利農業全麵情況過分倉促的評價仍在影響著全麵否定農業保護主義的看法。毫無疑問，克雷斯皮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他不僅對法國懷有幾乎是瘋狂的不信任和敵視(甚至毫無根據地認為法國意在侵略意大利),而且認為國際形勢正向著不利於巴黎政府的方向發展。克雷斯皮甚至胡亂利用關稅保護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武器，因而給意大利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政府人士也存有相當錯誤的幻想：即使貿易破裂，法國經濟也不會放棄進口一些意大利產品，法國消費者和製造業仍需意大利北方的絲綢和南方的葡萄酒。當然，巴黎迫使意大利政府退出1882年與中歐帝國及某些沙文主義複辟王朝簽訂的同盟所施加的壓力對提前廢除1881年貿易協定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1888年3月起兩國間的“海關戰”對意大利來說後果是嚴重的。意大利南方葡萄酒、油料和柑橘生產者蒙受最嚴重的損害，但意北方中小地主也遭極大的損失，雖然在關稅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他們還一直在附近的法國市場上保持著良好的絲綢、大米和牲畜銷路。從數量看，與法國的貿易總額(直至那時還占意大利貿易首位)從1887年的6.33億裏拉一直跌至1894年的2.62億裏拉，其中國際價格下跌也起了明顯的作用。與瑞士貿易關係的暫時加強、德國經紀人和金融家在半島的活動(目前還是零星的),以及1891年與奧匈帝國、德國相繼簽訂的協議(僅限於緩解葡萄酒和其他傳統農作物的嚴重困難，但交換條件是降低一些進口工業品的稅率),僅部分彌補了與法國貿易額的銳減以及法國資金從意大利企業和銀行界的外流。

南方大地主從糧食保護主義中得益匪淺，但仍需提出這樣的問題：1887年以及以後的年代中是否存在著走另一條道路的實際可能呢?朱塞佩·奧蘭多在描述國家農業經濟所取的成就和所麵臨困難時承認，海關稅率的改革至少抑製了，後又止住了一場幾乎波及所有地區的、並在農產品價格全麵崩潰後看來無法阻止的農業危機。即使保護主義是最有實力、最有權威的地主代表人物所需求的，小麥關稅也確實幫助了許多出售少量小麥的農戶(他們依靠糧食作物換取可在市場花費的現金)。

拒絕農業保護主義——朱塞佩·阿雷指出——在一個充滿種植糧食小生產者的國家裏，尤其在一個進行深刻的、迅速的調整和改變農作物的國家裏，會引發一場對農民群眾來說比采取保護主義更為廣泛的、破壞性的社會危機，將有數百萬過剩勞動力被趕出農村，趕出意大利。

確實，在與法國開展海關戰以及對糧食實行保護主義之前的那些年代裏，南方農業已在窮於應付國際市場日益廣泛、日益嚴重的危機總進程所引起的食品價格暴跌的形勢：其他歐洲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對葡萄酒、油料、大麻、亞麻的激烈競爭，效益日增的新旱地耕作製的強大競爭力，人為壓低匯率的輕率貨幣發行政策，等等。南方還存在著一個人口過剩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使農業勞動生產率降到零，也許還是負數；另一方麵，不僅比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甚至比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人口負擔更重、次地比例更大、土地改造和現代化的費用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些可行的辦法可使南方農業經濟走上另一條道路呢?吉雷蒂、德維蒂·德馬爾科等一些自由貿易主義者當時設計了一條大量擴大地中海作物和放棄小麥生產的出路，從實際情況看(價格暴跌、轉產費用大、資源和人口嚴重失調等等)純係空想。在南方各地區，就是一種使兩個方麵相對平衡發展的方針也難以在危機的困境中闖出一條路子。

由於在基礎設施方麵缺乏公私投資或投資十分零碎，到19世紀80年代末南方農業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們已強調過基礎設施投資對地方經濟和革新發展的總體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結果是——缺少改良土壤和水利灌溉基礎工程，又無濱海平原整治土地的有力投資——生產多樣化和專業化種植的推廣在農業危機後成了短期內，尤其在整個經濟生活癱瘓、經濟情況極為嚴重的情況下，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在經濟衰退時期，公共支出流向的固有惡習比南方地主的保守思想更為有害，它阻礙了糧食種植的變革。總之，為使保護主義帶來的部分好處轉化成技術和種植方麵持久的成果(像意大利北方那樣),南方經濟極需可靠的基礎設施，極需為改善生產設備、為貿易周期正常運轉、為較合理有效地使用地方資源所必要的一係列環境條件。也不應忘記，南方還缺少一些合作社組織以及政治和工會運動，把農民群眾的不滿情緒轉化成一種來自下層的強大動力，推動改革農業合同，改善工資待遇，消除龐大的、揮霍無度的特權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