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工業和國家官僚機構

認為法西斯的生存僅僅是依賴於武力，依賴於舊世界保守力量(工業家、大地主、教會、教士中的擁護者以及民族主義者)的支持是錯誤的。法西斯的階級成分在20年代至30年代間已有擴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站在法西斯一邊，除最初的原因——本著保守的精神或本著防止無產階級化的精神統治階層給他們開具了“訂貨"的支票——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極權政權用就業、職位和俸祿保證小資產階級在組合製機構中、黨內以及各種新成立的半官方組織內享有好處。再則，“高牌價”政策保衛了節儉資產階級的存款後，第三產業、國家機關以及私人技術和行政機構領導層的工資也有相應的提高。問題還需深入研究，但根據一些數據來看，1929年後頒布下調工資後，職員階層工資的下調明顯低於工人階級(1922年至1939年實際工資下調了16%);而1936年至1937年之後，工資總額又按比例進行了上調。

相比之下，極權政權為保證最起碼的經濟安全或讓工農階層分享殖民冒險的“成果”所開展的工作，實際上並沒有影響群眾的態度，隻是起了不少的宣傳作用。這一工作無法、幾乎永遠無法深入人心，讓人完全信服。法西斯為組織和計劃“擁護運動”建立了不少新的機構，其影響確實是廣泛的、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媒體(電台、新聞、電影等)所起的作用也不小。個人和集體的舉止行為不僅受鎮壓機器，而且還受極權國家的思想意識以及下級各階層一體化結構的廣泛製約。但是，要更細地估量這個“群眾性反動政權”的真正厚度、成就、停滯、失常、內部矛盾等還缺乏許多資料。工人階級，根據時間和行業的不同——從大量參加法西斯工會的新移民(最窮的、最有危險被解雇或被遣返原籍的人),從事臨時工作，如建築業的勞動者，以及從事公用事業的人，一直到對極權政權的組織和示威遊行抱有反抗或被動情緒的一些技術工人，或在戰後的工廠氣氛中受過熏陶的工人——態度也各不相同，確實無法對現象做普遍有效的、完全一致的解釋，否則就會陷入簡單化、普遍化的危險中。征服帝國(埃塞俄比亞)是極權政權全盛時期，但也不足以命令北方大工廠的勞動階級完全站在自己一邊。大部分工人——例如，1936年3月都靈法西斯黨省委書記加佐蒂在一份有關菲亞特職工的《秘密報告》中說——“傳統上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仍然“抵製”極權政權的報紙。

農村的情況明顯不同，隨著事物的發展，日益成為法西斯民粹主義和天主教階級合作論的匯聚點。

當然，極權政權也在城市各階層和工人中開展宣傳，目的在於“開化資本主義”或在經濟危機時期批判產業主義的失調和明顯的創傷。但是，對農村不太富裕階層的思想同化工作與農業發展政策結合起來的企圖確實遭到大私人經濟集團的反對，他們擔心國家財力過多地流入農村和支持地租形式；隨著經濟衰退的加重，這種意圖逐漸為國家幹預、工業轉產、銀行改變方針等優先要求所代替。1934年之後，極權政權對農村失業和其他痼疾別無他法，隻有依賴於征募軍隊、民兵和去非洲、西班牙的“誌願兵”,或為巴伐利亞和其他德國農業區輸送季節工。另一方麵，在組合製恢複活力的一個較短時期後，法西斯黨越來越呈現出一個官僚組織、一個準軍事組織的麵貌，而不是一種有效滲入工農群眾、政治思想上密切聯係工農群眾的工具。

相反，從農村小資產階級到城市職工這些中間階層得益於一些有保障的農產品價格、一些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國家保證的新的就業機會以及一些恢複其社會地位的表麵現象，因而他們參與了瓜分從雇傭勞動奪得的一部分收入，參與了資本積累、擴大國家投資和加強行政機構和公用事業的全過程。擴大官方和半官方官僚機構的幹部隊伍，在行政機構內任命退伍軍人、軍隊高級軍官、有騎士稱號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代表，給大量教師和組合製機構內的小官吏分配新的任務，這一切均有助於鞏固中、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使他們抱有更多地參與政權管理的幻想，使中產階級恢複了當初的活力，認為可以向工業界和金融界大人物發號施令，或可以突然向某些曾使他們敬而遠之的農業貴族施加報複。

大地主確實保存著相當可觀的財富。農業——多梅尼科·普雷蒂曾經在一篇關於法西斯農業政策整體分析報告中正確地指出——從屬於北方大工業的擴張“本身並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無保留地、無矛盾地發展”。中心問題依然是社會各階級內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不可否認，把意大利引入戰爭的權力集團瓦解後，正是那些與統治階級合成一體的職工階層的中級幹部在法西斯關鍵時期組成新的"應變力量"。取消工人階級簽訂合同時保衛自身利益的權利，整頓大工廠的等級製和職能，20世紀30年代在意大利出現的公用事業從業人員驟增和第三產業化的傾向，把臨時的特派員公署轉變成各部辦公廳，在國家統製經濟範圍內增設新的機構和委員會，更為有效的群眾性媒體的出現，這些因素均有利於中、小資產階級的官員、技術員、知識分子精英登上舞台。自然，這是一個分散於下層的整體力量，一旦登上舞台，就竭盡全力維護自身的作用，建立自身舉止行為的各種價值觀和模式，突出他們要求報複和進行社會階層區分的意願。1880年後工人和公職人員的經濟條件開始逐步接近，但在法西斯時期又必然重新拉開距離，公職人員遙遙領先。

國家官僚機構在極權國家的上層和地方、在國家幹預經濟的新機構內以及在組合製內外各種組織中增強了職能，加強了控製手段，因而得到飛速的發展、極大的膨脹，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這僅僅是一個前兆。1936年後，由於實施自給自足政策以及國家逐步軍國主義化，官方和半官方工作人員又有巨大的增長。1932年，公職人員的數目比1923年增長94.4%;國家還進行行政改革，實行嚴格的紀律製度，同時保證他們具有穩定的工作崗位和明確的法律地位。戰前8年內，國家工作人員總數又有一個飛躍，從638329人增加到990000人。埃托雷·孔蒂指出，除部級機關和組合製機構外，還需加上黨(工資待遇比其他任何機構更為優厚)、工會聯合會和軍工聯合會等機構。在極權政權全盛時期，這一臃腫的官僚機構上層(1939年更為膨脹，大量有著特殊政績的“有靠山的人”不需經錄用考試就被納入國家編製)形成一個強大的官吏隊伍，他們在各經濟部(財政、貿易和外匯、農林、公共工程和通訊)以及在控製和領導特殊經濟活動(儲蓄、軍工生產等)的監督機構和特派員公署中擁有重要的職權。部分法西斯人士渴望經濟管理從傳統的行政機關轉到組合製機構手中，但遭到不斷膨脹並珍惜自身特權的各部官僚機構的反對；正是各部保證了國家幹預的各項主要措施的落實。另一方麵，首先是墨索裏尼不願把最重要的決策權交給組合製機構，害怕“這種雙軌製會削弱中央權力，增強地方和各行業的機構和利益”,害怕“意大利也出現專家統治(亞組合製),它必然企圖再次掌握國家大權”;大經濟集團也成功地反對了博塔伊及其同夥要求組合製擁有“計劃經濟”職能的傾向，以及要求把組合製的職權範圍從谘詢活動擴大到法製活動的企圖。

事實是——即使在舊國家機器上又簡單地加上一個組合製的管理，即使組合製雖有局限性，但還能影響自給自足政策的一些原則性決策——在決定意大利經濟重大方針政策時，私人集團和國家正統的或非正統的官僚機構間正出現一種“競爭共處”的局麵，並越來越多地賦予官僚機構促進和幹預工業、信貸、國內外貿易的重大任務。大工業的壟斷傾向得到國家機關和部分公共機構的支持而有所發展，生產資料生產部門通過這種或那種渠道得以迅速擴大；與之相反，土地所有製及其舊宗派家族的比重日益減輕。

如果一定要說法西斯時期有一個顯要的“社會集團”的話，那麽這個集團似乎是大工業和國家官僚機構的匯聚，而不是農業和工業的結合。由於半官方機構的鞏固和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這一匯聚在30年代實力大增，然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機構低效力和寄生性這種消極的、相互製約的現象的“汙染”。當時，在意大利盛行的瓦爾拉和帕雷托的經濟全麵均衡論實際上沒有提供有效的手段來了解真正的發展過程，卻可以作為基礎用於從思想上和民族主義觀點上來解釋新國家是一種力挽狂瀾的事物，一種能使經濟製度合理化和調和各部利益衝突的官僚政權。另一方麵，法西斯極權政權建起的組合式新體製限製不了私人大集團在工會方麵的權力；然而，在共同管理有關發放貸款、調整稅收以及規定物價的全部公共機構方麵，或在製定有關基礎設施、貨幣政策、分配訂單和投資的關鍵性決定方麵，組合製對國家、各部科室和一些專門機構起著有效的保證作用。

發展和停滯是兩次大戰期間意大利社會現實的兩個矛盾因素，部分符合國際經濟周期的進程和結果，部分暴露出法西斯意大利落後的和生氣勃勃的“兩副麵孔”。此外，一方麵在積累資本和培養上層幹部方麵產生了一些國家按計劃進行幹預的手段，它必然在社會利潤和投資間的“剪刀差”以及南北二元化差異的基礎上極大地影響著二戰後的經濟方針和結構；另一方麵，法西斯采取的許多辦法在當時來說是十分軟弱的、無重大意義的。在國家領導下，通過建立或複興籌集中長期儲蓄和資金的銀行來重整信貸體製，控製投資和有選擇地使用籌集的資金，擴大基礎工業(機械、鋼鐵、電力、化工)並以壟斷形式加以鞏固，一些龍頭企業因建立巨大控股公司(愛迪生、伊菲)以及進一步卡特爾化(蒙泰卡蒂尼)而使自籌資金能力顯著增長(由於特殊利潤和國家訂貨),這一切有效地避免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為私人資本和國家機器間相互緊密滲透以及為資本積累過程創造了條件。但是，這些和其他一些調整過程沒有在30年代再次引發一次新的、長期的經濟周期。1934年之後，極權政權改變方針，執行自給自足政策和重整軍備政策，大力增加電力、機床和精密機器、化學物質和合成材料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