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文明社會和產業主義

直至10年前，大部分曆史學家還把意大利經濟發展的延緩和明顯的缺陷歸咎於國家大量浪費以及極度的稅收壓力，特別歸咎於逐步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先是南方問題專家的爭論；後來，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法西斯組合式統製經濟和自給自足經濟(可劃入國家幹預主義一類)的譴責，似乎都想從本質上抬高以路易吉·伊諾第為首的一批人的看法：他們把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看成是國家公共生活的主要禍害，認為1887年的稅率顯然是經濟和地區進一步不平衡的源泉，是自由貿易體係(受到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實力大增的、最具戰鬥力的工業和金融集團的強大壓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根源。1951年至1962年間，由於恢複貿易自由化和進入共同市場，意大利工業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使一些人重又相信這種史學上的見解。不僅如此，某些自由貿易的主張同極其樂觀地看待自由歐洲和“民族革命”的觀點極為相似，他們認為，至少到1870年或許更晚一些時候，以歐洲列強經艱苦努力達成利益共存和文明經濟共同進步為基礎的一個歐洲交響樂符合於商業自由的貿易體係。當然，現實是相當複雜的，經濟變革本身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和國際對抗至少也起著不穩定的作用。

統一後曆屆政府無條件解除了海關的“武裝”,結果幾乎全部放棄了民族的鋼鐵和機械工業，就像統一前在皮埃蒙特、利古裏亞和托斯卡納三大區發生的那樣，雖然這些地區擁有一個經濟較發達的內地。統一後頭20年，鐵的生產增加了兩倍，但至1880年仍未達到10萬噸的年產量，而且其生產過程不完整，成分粗劣，隻能進行簡單的廢鐵再生產。所以，意大利鋼鐵工業失去了——羅密歐正確地指出——“在工業發達的、原料較豐富的國家裏鐵路建設的發展(標誌著從紡織工業向重工業，特別是冶金機械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偉大的曆史性機會。”1887年後，鐵路的發展仍很緩慢，但由於逐步減少鋼的進口，促進了民族鋼鐵工業的增長，然而到1911年至1913年全盛時期仍隻占工業生產的1.5%。

在其他部門不乏一些有意義的發展因素，但這些因素隻在特殊情況下或在投機活動極其活躍的短時期內出現。

例如，1871年後，即普法戰爭後經濟繁榮時期內，北方棉紡工業繼續發展，在薩萊諾和卡塞塔兩地區間一些冶金機械廠和造船廠得以複蘇，同時還出現了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紡織業有斯基奧市的羅西毛紡廠(資金2000萬裏拉)、坎托尼棉紡廠(資金575萬)、國家毛麻廠(資金800萬);食品業有奇裏奧公司和利古裏亞—倫巴第公司；橡膠工業有皮雷利公司。但是，確實不能高估當時剛起步的一些活動的意義，亦不能高估一些生產率低，缺乏資本有機組合的部門。受統一後頭10年內海關自由化嚴重影響的紡織工業，無法保持1870年至1873年間因法國製造業人為性危機時臨時獲得的陣地，幾年後不得不重新後撤。其他部門也未找到一些較可靠的、較持久的發展道路。1871年議會進行的工業調查更多地考證了意大利生產體製緩慢地瀕臨死亡的情況，而很少去考證其活力和耐力的內涵。1872年銀行控製了整個股份資本的57.7%,運輸公司掌握了16.7%,而全國其他企業加在一起未超過25%。更有甚者，1861年至1880年間整個工業生產在私人生產總收入中的比重從20.3%下降到17.3%。

1876年維托裏奧·埃萊納總結統一後頭15年工業發展時，指出產業工人為38.2萬人，其中20萬從業於絲織業(11萬多是婦女兒童，他們辛勞於繅絲業，即與農業生產和農村服務業緊密相關的部門)。1881年，人口普查結果，食品業企業的數量居首位，但規模小而分散，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極其軟弱，每個雇主雇傭工人的平均數極低，紡織業不超過20.2人，製革業僅8.8人。同期，棉紡工業確實取得可喜的進步：1860年至1861年僅有40萬~45萬紗錠，到1876年增至74.5萬；原棉的消費也在1870年至1876年間翻了一番。但是，英國棉紡工業1860年已擁有3300萬紗錠，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棉紡工業的發展仍是微不足道的。總之，製造業年平均增值率(按1938年價格計算)從1862年到1878年不超過1.4%,其中還包含著與歐洲經濟周期發展頂峰時期相呼應的1873年，達8.4%的增長最高點。

一些製造業的生產活動在統一後頭20年內所取得的艱難發展，遠未推出一些全新的內容，亦未產生一些真正改變發展方向的跡象，隻能看作是1830年後創造的一些先決條件所產生的結果。皮埃蒙特、倫巴第和威尼托廣大地區新建的繅絲廠以及比耶拉地區、韋爾巴尼亞地區和倫巴第的湖網地區逐步加強的棉花和羊毛加工工業確實使西北高原或北部地區具有一些優勢，易於擴大——在不同的經濟情況下——雇傭勞動和技術革新，為工業發展過程鋪路搭橋。英國也是這樣，其工業發展亦以鄉村古老製造業為主體，推動周圍地區。然而，實質問題還是是否采取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必須以工業化為指導思想，必須——配合舊的國際勞動分工體係內正在發生的變革——根本改變發展航向。換句話說，必須放棄依賴四平八穩的“自然”天賦和專長的傾向，這種傾向雖可保證社會安定，但有危險成為進一步不平衡的源泉，使半島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新格局中退回到18世紀末的位置上。

在意大利傳播產業主義傾向起決定作用的並非英法日益增長的繁榮，亦非美國早期經濟發展的廣泛反響，而是德國經驗的魅力：生產的強製性、李斯特思想的影響以及“經院式社會主義”的發現。反對世界自由貿易、反對農商利益霸權的隊伍日益擴大；同時，意大利最初的產業主義運動卻變成了一個複雜的、充滿各種不同情緒的、有時又是矛盾的現象，其中起作用的不僅僅是那最直接的、令人信服的因素——一個擁有3000萬居民、其大片土地收益日益減少的國家再不能繼續依靠太陽和雨水來發展其經濟——而且還摻雜有其他一些原因。強烈的民族失落感起著重大的作用。早在斯基奧的毛紡企業家亞曆山德羅·羅西參議員在議會和報紙上大力開展“挽救一個麵對歐洲的年輕民族”運動之前，另一個紡織工業家昆蒂諾的兄弟、比耶拉市的朱塞佩·韋南齊奧·塞拉，於1873年指出應以團結的、紀律嚴明的、經濟蓬勃發展的德國為榜樣，反對官方在色當戰役後仍對法國采取同情的態度。

德國人認為——他寫道——工業和貿易不僅僅是物質繁榮的一種手段，更是表現國力的一種手段……拉丁民族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榮譽必須仿效德國人的傑出美德和和睦一致，必須和他們一起促進人類物質和文明的進步，尤其是必須避免再犯老的錯誤，必須成為他們真誠的朋友。

要求“經濟獨立”的呼聲不僅來自某種程度上與曆史上老右翼或北方天主教運動有聯係的商界人士。近年來，諸如奧蘭多、布雷達、弗洛裏奧、魯巴蒂諾、佩羅內、梅迪奇·德爾瓦謝洛等複興運動時期曾在加裏波第隊伍中戰鬥過的、後又靠近德普雷蒂斯和克裏斯皮的左派人士，也堅決地發動了一場旨在振興產業的鬥爭，這場鬥爭因其愛國主義的性質、軍事安全的要求以及擴大“全民勞動”的呼籲而得以強化。

摻雜實證主義理想的民族主義本身不足以動搖江山。在行政機構和行會組織(如商會)內，銀行家兼紗廠主、大手工業主、小製造商等寡頭集團仍代表著相當一部分企業主階層，他們雖受外國中間商的盤剝，但出於自身的事業，隻關心維持老的出口渠道，不願開辟新的道路。1874年產業調查的結論已使議會相信應做部分關稅改革，但仍不能說服政治集團完全接受產業主義事業。起來維護自由貿易方針的不僅有地主，還有信貸銀行和貨幣發行銀行的頭麵人物，他們糾合在一起，在信貸過剩的情況下大量進行投機活動和過境貿易活動，不願投資於工業。

統一後的意大利文化界——報紙、學校和經院文化——沒有意識到工業變革的前景，沒有感到必須擺脫當時廣為流行的、令人寬慰的信念，即農業的穩固是自然財富和國家前途永存的、不可替代的源泉；也沒有準備放棄農業意大利的某些基本價值觀：家長製社會；倫巴第和托斯卡納地區開明大地主的美德和聰明才智；廣大小農人所共知的節儉精神(許多好傳統得以完善的保證，保持城鄉良好平衡的保證)。這個古老的田園世界不僅是主張勞資合作和個人發家的開明政治家的理想事物，也是流行文學和許多辭藻華麗的演說家的獵物。這個世界也受到當時在意大利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科學權威人士的青睞，在他們看來農村小生產者是自由經營取得積極成果的美好象征，也是用節儉和勞動、用明智和樸實的現實主義精神獲得社會地位的美好象征。米蘭理工學院工程學講師朱塞佩·科隆博反複宣講意大利也可以通過技術進步追求工業的獨立發展，隻要國家不拉後腿；1875年成立了“經濟研究發展協會”來對抗意大利自由貿易堡壘——強大的“阿達姆·史密斯公司”;諸如路易吉·盧紮蒂、蘭佩蒂科、夏洛亞、帕斯誇萊·維拉裏和阿戈斯蒂諾·貝爾塔尼等政界人士和學者逐步改變看法，支持產業主義；這一切迫使主張極端農業主義的頭麵人物處於守勢，但仍無法從本質上改變公眾輿論和文人的習俗和思想。有人抱怨意大利缺少像法國或比利時在裏昂、維爾維埃或埃爾伯夫發展起來的科學研究機構；1880年各大學講台對此回答說，外國文明有危險變成“機械的、雜亂無章的、無頭緒的”文明，而意大利學校的任務是維護其崇高的人文科學傳統。

19世紀80年代，大約1萬名律師和監察官擠滿了上訴法院和法院，幾乎同樣數目的法學畢業生遍布公共行政機關和私人事務所。意大利大學每年還要培養出1500多名畢業生。為此，尼蒂於1901年正確地把意大利大學說成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偏離方向的……與生產無關的工廠”。1883年，意大利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1.07%,少於德國，與法國幾乎相等，可滿足12.5萬青年接受各類中等教育和1.4萬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製度顯得無助於國家經濟的成熟，學生學習不認真是一個方麵(主要是中學生),更主要的是高層次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修養實際上還沒有超脫對傳統職業或公共職務的那種狹隘的偏愛。

19世紀上半葉，或因重商特權的消失，或因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陣營內部機遇和革新能力的差異，逐步湧現出不少由工業“貴族”和實幹的、有膽識的資產階級組成的強有力核心。他們形成一個優秀的企業主階級：“不玷汙自己的名聲”,勤勞工作，四處奔走，精心貿易。這一階層虔誠崇拜企業，堅持功利主義，還具有相當高的現代文化基礎；他們認真學習實驗科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從中吸取營養。但是，這些早期的產業核心為戰勝外國競爭、進入經濟生活領導層而展開的鬥爭不僅僅遭到統一前老的利益集團的抵抗。他們要求國家積極幹預、幫助萌芽中的工業，意在使國家預算的需求服從生產的要求，這又觸及穩健派十幾年來頑強執行的政策。立憲左派無意放棄預算收支平衡的傳統以及財政管理上享有“出色政府”的神話。他們於1876年3月上台執政時雖有意安撫一下城市資產階級及企業主階層，但執政後又感到不能不考慮對金融貴族最有權威的集團以及南方大地主采取妥協的政策。“倫巴第一威尼托學派”為反對意大利“經濟自殺”性的貿易政策和非生產性財富的集中而開展的激烈爭論，也不足以爭取多數輿論支持產業至上的唯意誌論。

普遍認為，國家經濟發展應走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道路，工業化不應在缺乏適當的銀行組織情況下由上麵來恩賜。但是，正如人們所指出的那樣，最令人擔心的是大規模集中的工人隊伍將給社會秩序帶來的後果。為擺脫這種擔憂，需要樹立企業主形象，因為企業主與地主一樣也是傳統的勞資人事關係的保證；也需要樹立工業發展的形象，因為工業是國家預算新收入的源泉。大部分製造業仍然是農業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剛從手工加工業脫穎而出，這一事實又利於確立工業家的合法社會地位。

紮納爾代利部長參觀了參議員羅西在斯基奧的工廠後激動地驚呼：這裏找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辦法。這裏年輕人從幼兒園到學校，從學校到工廠，從工廠到用分期付款方式購買的自己整潔的小家。可以設想，如果意大利所有的工廠主都仿效這一榜樣，國際工人協會就不太可能在這些心滿意足的、追求這種崇高的私有財產利己主義的工人中有取得成功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家長製方式來回答社會問題的企圖以及關於保衛“全民勞動”的號召已穩操勝券，因為——1878年羅西寫道——“現在是客觀需要，並非是社會不平等迫使我們走向社會戰爭。"對於像盧紮蒂那樣的保守改良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前景也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隻有在有利於大工業企業發展的市場體製中才有可能保證執行當時剛通過的第一批保護女工和童工法。在這一方麵，“經院式社會主義"的德國(那裏，有利於勞動階級的福利措施在社會家長製的幌子下甚至支持了俾斯麥的鎮壓政策)也提供了最有效的、最有說服力的榜樣。在那些歲月中，諸如巴卡裏尼、塞伊斯米特·多達等民主左派人士也開始相信必須有國家的幹預才能克服金融壟斷集團以及屈從外國利益所造成的困難，才能保證工人的勞動和較豐的報酬。這是文明社會現代化的需要，其政治和文化根源自然完全不同於盧紮蒂生氣勃勃的保守主義，也完全不同於像亞曆山德羅·羅西、埃爾科萊·盧阿爾迪、歐金尼奧·坎托尼等企業主主張的社會連帶主義的、組合式的實用主義。這種需要實際上旨在發展工業、擴大從業、增加公共工程、改善工資狀況，以此作為建設一個較先進的、具有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製度的起點。為爭取經濟上完成複興運動所提出的國家政治獨立和統一各地區利益的鬥爭，立憲左派人士還擺出了不少同樣有力的理由：國家威望、加強軍事機器、意大利進入強國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