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自由貿易模式的局限性

自由貿易模式應從整個經濟發展趨勢、內部積累機製以及意大利這塊“晚發展地區”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等角度來判斷。貿易自由化、農產品出口的增長以及外資的投入其實對經濟體製現代化的作用極為有限。統一後頭20年國民總收入年均增長率未超過1%;工農業生產實際上也徘徊於這個增長率。換句話說，半島以其豐富的農產品積極躋身世界市場以及初加工紡織品和食品這類輕工產品的大力推銷並非是克服落後的惡性循環和進入歐洲最先進地區的關鍵。

1866年5月采取貨幣強製流通措施如同保護性關稅一樣有利於民族工業。但是，紙幣貶值(與黃金相比平均貶值10%)以及1871年至1873年短期貿易繁榮對意大利經濟生活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持久性的影響。生產資料的引進與製成品和奢侈品的進口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傳統農產品的出口無論如何還不能完全提供進口大量技術器材和基礎工業設備的金額。1861年至1880年問，生產資料的進口和毛投資之間的比率(1861年至1863年平均停留在12.4%左右)隻有在1866年戰爭時期以及70年代末期才達到最高峰。那些得益於貿易關係自由化的經濟部門至少在統一後頭20年內也未在整個經濟製度中起到帶頭作用，以利於在地理上逐步擴大最先進的農業體製或最有競爭力的製造業活動。

食品業仍采用非常傳統的加工方法，銷售到當地市場以外的食品數量甚微，且極困難，因而無法形成一個全國性市場。弗朗切斯科·奇裏奧以其罐頭製品大膽闖入國外市場，倫巴第和皮埃蒙特兩大區的果汁、苦艾酒和葡萄酒廠家(如布蘭卡、卡爾帕諾、羅西等)的貿易活動均不足以給食品部門披上現代化的外衣。其他行業，如絲織業、造紙業、大麻加工業及製革業，不注重生產周期的安排，隻重視貿易時機：掌握足夠的預支，對某些客戶收取特定的傭金，根據季節或以變賣價格進行貿易投機。鐵路本應促進和活躍貿易流通，但建造幾條新線後，鐵路運行大大低於所希望的效果：1870年隻有都靈一熱那亞線或米蘭一威尼斯線的效益與英國鐵路每公裏平均收益相差無幾。

促進金融流通和建立相應的信貸機構等方麵出現了相當失常的、不協調的情況。公、私金融業長期受外國集團的支配，與東歐或拉丁美洲任何一個國家無多大差別。外國資本在銀行、礦山、鐵路的投資奠定了一種複雜的經濟關係體係的基礎，而這種經濟關係實際上基於擴大農業出口(為采購大部分外國的工業和公用事業設施)或基於一係列不太對稱的經濟依賴關係。法國金融界(以羅思柴爾德家族為首)壟斷了意大利在國外市場發行的債券，法國在半島的投資占其海外總投資的30%,這一事實決定了在與法國的關係中意大利處於從屬地位，因而這種關係常常超越純經濟、純公共財政的領域。

統一後頭20年中，議會深受一些與英法大中間商有直接關聯的集團和人士，從巴爾杜伊諾到巴斯托吉，從康布雷一迪尼到邦布裏尼和加列拉公爵之間明爭暗鬥的影響。在降低公產和公地的品位、阻礙市場資金轉化為真正的中長期生產投資方麵，政治上的傾向性和私人投機活動往往情投意合。1870年至1873年間，意大利金融市場事件是盡人皆知的；當時，由於幾大鐵路幹線建成，實行強製貨幣流通，以及歐洲擴張傾向的影響，出現了最初的經濟複蘇跡象，然而這些跡象被易於賺錢的證券熱以及最有風險的銀行和房地產投機熱所湮沒。不斷發行利率高於國際市場現行利率的國債有利於起源於國外的銀行集團和貴族金融集團，極大地限製了工業企業利用全國儲蓄的可能性。事情還不止於此。國家支付高額利息，對消費和動產活動征收各種形式的稅收，必然形成有利於食利現象和傳統不動產經營活動大量收入的再分配，打擊了除食利者、金融寡頭和土地資本擁有者之外的其他社會階層。

如果僅僅局限於檢查經濟生活中的光明麵和陰暗麵(其中一些要追究到新的統一國家的外交和軍事事件本身),認為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似乎僅是一個內部問題，我們就要犯錯誤，因為沒有看到世界範圍內經濟周期的進程(隻有幾年對統一後的意大利有利),沒有看到與其他經濟大國的力量對比，以及沒有看到發展程度不同的歐洲各國間不平衡日趨擴大的影響。在資本主義擴展的關鍵階段，意大利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適當輔以加工半成品活動的國家，還是一個資本流通緩慢、貿易價值一般的國家(國內消費有限，外銷數量不大)。也就是說，意大利經濟在世界市場內日益從屬於最先進的體製，處境十分嚴峻；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相反有擴大的趨勢。人均國民收入1861年至1869年間英國高於意大利年均指數130%,法國則高70%;1890年左右英國為意大利的3倍，法國為兩倍。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意大利與德國不同，一些主張關稅政策務必密切關注民族工業利益的強大思潮並沒有在適當時候站住腳跟，英國自由貿易經濟的魅力仍占壓倒優勢。也應承認，政治選擇必然對經濟選擇和意大利經濟進入國際市場的具體方式起著重要作用。明蓋蒂深信與法國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是適時的，是恢複阿斯普羅蒙特事件後冷卻下來的法意友誼的一個手段。明蓋蒂的這一信念對1863年簽訂純自由貿易條約起了重要作用。後來，簽訂旨在爭取更多的國際承認、孤立敵對的奧地利的貿易協定，也為重申這一方針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總之，自由貿易方針的發展模式是大地主政治優勢的表現，也是對農業小生產者以及金融界最具代表性集團進行調和的表現，因而從迫切要求保持城鄉平衡的穩健派方麵得到支持和力量，就像統一前意大利北部和托斯卡納地區所發生的那樣。

還需闡明這一類選擇的長期效果以及建立意大利新經濟體係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分析工業部門的狀況十分重要。統一後頭20年內，兩種廣泛傳播的信念均告破滅。第一，認為一些農產

品和傳統產品(葡萄酒、絲、食油、硫磺、大理石等)大量進入國際市場可以不斷獲得相當可觀的效益，用以換取大量基礎設備。第二，認為大力鼓勵外國資本，發展鐵路事業，是擴大公共事業、發展工業的決定性因素。1861年至1863年3年間生產資料的進口有長足的增長，年平均達到4.3億裏拉；但是1866年采取貨幣強製流通措施(改變外匯行市，貶值裏拉)實際上全麵抑製了進口活動，因為進口貨要用黃金支付。至於鐵路方麵，新線的鋪設(1861年至1876年間年平均從178公裏上升到376公裏)對意大利工業發展並沒有產生可喜的效果。其他國家(首先是法國)銀行與鐵路的結合推動國家工業化的進程；意大利卻不同，除一些不重要的物資外，鐵、鐵軌、機車及其他物資主要取之於國外，且鐵路停車場也由許多外國代理公司交替管理。總之，1870年平均每公裏運營量不到法國的三分之一、普魯士的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