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蕭條”和農村危機

1880年前後，如果國際經濟生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折，自由貿易政策也不會發生如此迅速的、斷然的轉變。價格上升和貿易增長延續了30多年之後，1873年起歐洲出現的經濟不斷衰退現象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惡性下滑，而且暴露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因為危機延續時間特別長，範圍擴及全世界。一直到本世紀末——除一些短暫的、先天不足的複蘇外——生產和消費間的差距以及價格不斷下跌(蒸汽商船的運輸得到長足的發展以及鐵路不斷的擴建所引起的)嚴重影響著經濟發展的趨勢，暴露了一些基本結構的失調，惡化了國際關係。熱能和鐵的生產相結合產生的革新效果到1880年左右已快消失殆盡。社會主義理論的傳播更使人們普遍感到失去了對資本主義的熱情；與此同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認為技術革新、蒸汽機的發現和自由貿易有助於經濟自動發展的那種典型的自信也在逐步喪失，盡管朱格拉及其他經濟學家竭力抑製這種悲觀主義的擴散，創造了一種經濟周期的理論，否認危機。

價格直線下跌打擊的主要是農業。18世紀末從英國開始的“農藝革命”近年來使歐洲農村麵貌煥然一新，荒地變成良田，小麥、飼料、甜菜、葡萄大量種植，碩果累累。然而，由於其他大陸以極低廉的價格在歐洲市場大量傾銷糧食、肉類和其他農產品，歐洲市場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的、嚴峻的衝擊。10多年內，幾乎所有舊大陸國家的農村經濟受價格暴跌、生產崩潰和大量失業所困擾。危機並未止步於農村，而且其後果已衝擊到金融活動和工業生產，使整個經濟體係麵臨著全麵癱瘓的威脅。1875年至1881年五年多的時間內，法國糧食產值從32億法郎下降到26億法郎；英國農村各階層的收入在1876年至1886年的10年內減少了近4300萬英鎊。

意大利危機比其他國家來得晚些，但對意大利農業的影響卻相當嚴重。不到10年，小麥價格從1880年每公擔平均33裏拉以上下降到1886年至1887年的22裏拉；小麥進口(受取消貨幣強製流通的促進)從150萬公擔上升到1000萬公擔，而全國產量在1876年至1880年五年內從5100萬公擔下降到4300萬公擔。伴隨糧食減產(玉米除外)的還有其他作物的減產，因此農牧業生產總值從1880年的283億多裏拉減少到不到260億裏拉(按1938年價格計算),農業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從57.4%降到48.9%。結果是：1880年至1886年國民收入增長率僅為0.01%,人均消費水平(由於農業收入減少和實際需求縮減)跌到1800裏拉，是今後國民經濟生活中的最低點。在一個80%居民的收入和生活來源取之於農村的國家裏，這場危機的後果從各個方麵來看都是災難性的。

那幾年，法國葡萄受根瘤蚜嚴重侵害，生產者對高度數葡萄酒的進口要求驟增，使意大利葡萄酒出口在1878年至1881年3年內達到168萬公升之多，但這還不足以平衡貿易上的逆差，也不足以彌補其他農業生產部門遭到的巨大損失。

由於危機不斷加重以及農村社會衝突和緊張狀況日益加劇(造成1884年和1885年農村中最早的群眾性大罷工),不論是大地主還是佃戶，不論是地主還是分益佃農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適當減輕稅收，土地稅分攤，對一些農產品加重進口關稅。1885年公布了亞奇尼的農業調查，其結論雖然吸收了農村中最現代化階層的要求，但極為適宜地在農村各階級中創造了一種良好的氣氛，期待政府立刻做出有利於農村的決定。自然，這並不意味著“地主的舉措”是鐵板一塊、無懈可擊的。即使各階層一致要求減輕土地稅和取消“戰爭什一稅”,南方地主(反對土地稅分攤，否則無法依靠南方尚存的舊地產製進行偷稅漏稅)和北方地主間還存在著嚴重衝突。據財政部長馬利亞尼1882年在議會公布的資料，每100裏拉的收入在倫巴

第和威尼托兩大區要交納土地稅45裏拉，在那不勒斯地區各省份隻交26裏拉，西西裏更少，不到17裏拉。在動產、鹽稅(受害的隻是佃戶)和地租規定等問題上，大地主和佃戶間存在著巨大分歧。總之，“在動亂中，各地區和各集團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尤其摻雜了一種像多數派變化論時期那樣隱晦的、耍手腕的政治因素”。

1885年年末，由於取消第一個“戰爭什一稅”,減少了鹽稅(這兩個措施使佃戶和大地主均感滿意),來自農村各階層的壓力似乎減輕了。次年，又通過土地稅分攤法草案，減輕了最早起來保衛自身利益的意

大利北方和中部(托斯卡納大區除外)生產者的納稅負擔。這一舉措又把南方地主推上舞台，給他們提供了新的反抗武器。原來要求逐步改革稅收製度的南方小地主現在也加入鬥爭行列，並得到——與大地主一樣——克裏斯皮領導的“五頭政治”反對派的支持。克裏斯皮決心把農村中存在的一切不滿因素融為一體，改變議會中的力量對比。這樣，德普雷蒂斯計劃用取消頭兩個“戰爭什一稅”來平息南方農村階級反對土地稅分攤法的意圖慘遭失敗。為補償修改地產製造成的“犧牲”,南方地主要求實質性提高小麥進口稅。這一要求得到地方資產階級的支持。因此，南方貴族、“紳士”、富裕地主、資產階級化的農場管理人和地方要人間的統一陣線(早在1848年為保衛地產權、反對農民要求歸還被占公地運動而建立起來的)正在不斷鞏固。

直到那時，領導階級及經濟學界仍力主自由貿易方針，其諸多原因上麵已表述。1866年至1871年間為滿足公共財政額外需要對稅收製度所作的幾度修改、取消一些自由港以及1878年的海關改革——適當地保護了紡織、陶瓷、機械工業——均無放棄自由貿易原則的跡象。但是，1877年至1882年間，在歐洲，主要是德國、法國、俄國和奧匈帝國，出現提高關稅的動向，鼓舞了那些持保留態度和要求變革的人們。同時，英國也從自由貿易過渡到公平貿易，即在貿易洽談中采取較靈活的、較機會主義的態度。從那時起，政治力量、國家的支持以及爭奪市場的鬥爭必然成為國際經濟生活的主要因素，為下階段殖民擴張奠定了理論前提。法國和德國，還有意大利，“實際上已覺察到——正如盧喬·維拉裏所說的那樣——在經濟上受英國自由貿易和美國成功的保護主義這一國際陰謀的左右。”英國仍不斷以極有競爭力的價格向所有市場拋售工業產品，同時歐洲有危險變成美國糧食、牲畜、麻、棉等大量農產品的分店。

在意大利，確實很難說傳統自由貿易的終止以及一些實證主義基本價值觀念的喪失(受危機的打擊，似乎到處在懲處認為可能自動發展的那種信念),為緩和老的領導階層對保護主義的抵製，從而為經濟政策大轉變以及殖民冒險開辟道路起了多大影響。卡羅奇回憶說，就在1885年不僅穩健派中最有權威的頭麵人物，如亞奇尼、坎布雷·迪尼等，而且還有倫巴第大區的地主貴族，都還不那麽願意放棄自由貿易，特別是糧食的自由貿易，他們害怕因此會提高生活費用和增加雇農工資。此外，英國展開反穀類法鬥爭所產生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魅力尚未完全消失；而且農業保護主義必然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必然導致在平民老百姓中產生社會反應：這種擔心仍相當強烈。但是，危機的深化打破了許多人的保留和緘默。多少年來，人們總是把農村經濟發展和社

會平衡的希望寄托於自由貿易和農業生產自然增長的簡單結合上，然而這種結合的根本性弱點現已完全暴露：貿易和市場的自由已屬過去。1886年和1887年在意大利出現要求保護主義的主要傾向以及實際問題似乎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經驗並無多大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