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隆科多

雍正打算懲治隆科多早於年羹堯，同時挨整，處理在後。

作為密勿大臣的隆科多，專斷攬權，在吏部，司官對他“莫敢仰視”,公事唯其命是從。人們對他經辦的銓選，稱為“佟選”,可見他執掌用人大權。在這裏，他忽視了觸犯天子權力的問題。在其他方麵，他也有不檢點的地方。有一天，果郡王允禮進宮，隆科多看見了，起立表示致敬，允禮沒有注意到，與他同行的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告訴他，他遂欠身而過。在康熙時，隆科多見到皇子都跪一足問安，而這時對雍正的親信弟兄允禮尚隻起立不跪，對其他皇子也不如從前恭敬了。馬爾賽知會允禮隆科多起立了，意思是讓允禮向對方回禮，這也是向隆科多討好。這件事，反映了隆科多在兩朝地位的變化和他的驕滿情緒。

隆科多預料自己地位不穩固，在許多事情上都留有後手。雍正好行抄家之處罰，隆科多怕輪到自己，早早就把財產分藏到各親友家和西山寺廟裏。他不相信雍正會永遠信任他，這樣一來，讓雍正皇帝知道了，因而留下了不守人臣大義的罪柄。隆科多在雍正二年(1724)主動提出辭掉步軍統領兼職，雍正就此事告訴年羹堯“朕並未露一點兒，連風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又說“鞏泰近日與舅舅亦不甚親密”,想用他接替隆科多。選擇這樣的人，分明是不讓隆科多再對這個職務發生影響。他說不是自己要隆科多辭職，實是欺人之談，隆科多之所以自動提出，也是感到自己與雍正的關係大不如前了，不再適合擔任這個官職了，就以辭職爭取主動。由此可見，隆科多亦專擅威福，然而有所克製，絕不像年羹堯那樣肆無忌憚。

雍正也容不得隆科多，在前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數說年羹堯時就捎上了隆科多，此後往往把他倆並提，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將隆、年之奸曉示廷臣，主要內容是責備隆科多，說他屢參允裸，定要將之置於死地，而包庇鄂倫岱、阿爾鬆阿、都統汝福，是要把允裸之人網羅為他的黨羽。同年六月，雍正懲治年羹堯之子年富，撤銷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門頭等侍衛、總理侍衛事、鑾儀衛使等職。那時，吏部議處年羹堯妄參金南瑛之罪，先後提了兩個處理意見，前議過輕，後議又過重，雍正說如此錯亂，他人斷不敢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就令都察院嚴加議處。庇護年羹堯，幹擾對該案的審查，這件事被雍正看得很重。於是，革去他的太保銜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命往阿蘭善山修城墾地。雍正還特地指示署理涼州總兵宋可進： “隆科多亦如年羹堯一般貪詐負恩，攬權樹黨，擅作威福”,他到你處，盡管你曾經是他的屬員，但“似此誑君背主小人，相見時不須絲毫致敬盡禮”。這時雍正把隆科多與年羹堯一樣看作是結黨擅權的奸臣，隻是在處理上區別對待，有先有後而已。

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令隆科多往阿爾泰嶺，與策妄阿拉布坦議定準噶爾和喀爾喀遊牧地界，事畢同準備前來的俄國使臣商定兩國疆界。雍正諭示隆科多“若實心任事，思蓋前愆，朕必寬宥其罪”。話雖這麽說，然而就在這個月，刑部著手審問隆科多家仆王五、牛倫，他們供出隆科多受年羹堯、總督高世顯、覺羅滿保、巡撫甘國璧、蘇克濟、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員張其仁及知府姚讓等人禮物。八月，隆科多同散秩大臣、伯、四格在恰克圖與俄國代表薩瓦·務拉的思拉維赤會麵，薩瓦尋由四格伴送進京祝賀雍正登基，隆科多留邊境等候薩瓦回來談判，薩瓦要求允許俄國商隊和庫爾齊茨基主教隨使團同往北京，隆科多以未奉禦旨予以拒絕。次年五月，薩瓦回到邊界，隆科多與郡王策淩、四格、兵部侍郎圖理琛代表清朝同他談判，隆科多堅決要求俄國歸還侵占中國的大片蒙古地區。與此同時，審查隆科多工作仍在抓緊進行，於閏三月，揭露出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的事情，諸大臣奏請等隆科多議界完畢再行審處。六月，雍正以議界不必非要隆科多，命他回京受審。隆科多走後，其他代表不能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對俄國做了許多讓步。七月，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薩瓦認為，俄國之所以取得了成功， “隆科多的被召回”是主要原因之一。隆科多在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忠誠於滿清政府，但沒有贏得雍正的諒解，這是雍正的一個過失。

私藏玉牒之事，是隆科多從輔國公阿布蘭處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譜，非常神聖， “除宗人府衙門，外人不得私看，雖有公事應看者，應具奏前往，敬捧閱看”。隆科多私藏在家，犯了大不敬的罪，雍正抓住了大做文章，下決心懲治他。十月，諸王大臣擬議隆科多四十一大罪，其中大不敬罪五，即私藏玉牒，將康熙所賜禦書貼在廂房，自比諸葛亮等，欺罔罪四條，紊亂朝政罪三項，奸黨罪六條，不法罪七款，貪婪罪十六項。雍正命將隆科多永遠圈禁，禁所設在暢春園附近，可能是因他對康熙有罪，守在園外以思過。其貪贓白銀十萬餘兩，令從家產中追補。奪其長子嶽興阿一等阿達哈哈番世爵，玉柱發遣黑龍江當差。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雍正賜金治喪。

因隆科多而遭殃的，除了他的親屬，最慘的是查嗣庭。查嗣庭係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進士，因隆科多薦舉，任內閣學士，後經蔡斑保奏，遂兼禮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各省鄉試，為江西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荒謬，九月被捕入獄，抄家，病死狴犴。這時隆科多待罪邊疆，蔡斑案正在進行，雍正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於雍正五年(1727)五月將查嗣庭戮屍梟示，子查潭擬以斬監候，家屬流放三千裏，家產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牽連到的江西巡撫汪瀣降四級調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職發往福建工程上效力，副主考俞鴻圖革職。查嗣庭罪狀，照雍正宣布的是兩大條，其一是恣意攻擊康熙，所謂“今觀查嗣庭日記，於雍正年間之事無甚詆毀，且有感恩戴德之語，而極意謗訕者皆聖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據說康熙命關差鹽差邦貼庶常，查嗣庭視作衙門清苦，無所不為；翰林官員以科道部屬分用，查嗣庭說衙門擁擠，不得開坊；裁汰京中冗員，查說詞林獨當其危；戴名世獲罪，查嗣庭視為文字之禍；引見百官，拂意者即行罷斥，查謂失去用賢之道；九卿會議，查嗣庭以為不過是應名；欽賜進士，查嗣庭認為是例行公事，不能識拔奇才；殿試不完卷者革退，查嗣庭認為是殺一儆百，無罪而罰。其二是試題譏刺時事。後人以為這是查嗣庭出考題“維民所止”,被人告發，心懷悖逆，欲去雍正之首。但雍正及乾隆前期的記載不是這個意思。《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實錄》《上諭內閣》《永憲錄》等書記查嗣庭所出試題是：《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詩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雍正說《易經》第二題與《詩經》第四題， “前用正字，後用止字，而《易經》第三題則用‘其旨遠其辭文’,是其寓意欲將前後聯絡”。很明顯，他是把兩個題裏的“正”“止”二字聯係起來了。不僅如此，他還聯係到前不久處斬的汪景祺的《曆代年號論》一文。汪說正字有“一止之象”,如前代年號中帶正字的，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順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明英宗的正統，都不是吉兆，雍正說查嗣庭與汪景祺一樣，用“正”“止”兩字，就是把“正”字去掉一橫成“止”字，就是攻擊雍正年號，也是一止之象，不是好的兆頭。這裏雍正抓的是查嗣庭“攻擊”雍正年號，詛咒現政權，後人說該題之意是被雍正誤解為要去他的腦袋，是錯會雍正之意了。話說回來，雍正降罪查嗣庭的兩個原因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後一條是被認為反對當今皇帝，而前一條說對當今還有歌頌，這怎麽能協調呢?其實，他坐降查嗣庭，第一條不是真正原因，他不過以保衛父皇名聲為借口，博孝順之名，並為掩蓋懲治查嗣庭的真實動機。第二條他看得很重要，但是太沒有說服力，那樣把試題剪貼拚湊，把任何以文為生的人的文字都可以弄成各種罪名，何必隻是查嗣庭!雍正也知自己牽強附會，難以服人，就說查嗣庭這樣命題，不是“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對他試題那樣分析不是深文周納，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這是強行辯解了。問題不僅在試題，還在於他“向來趨附隆科多”和蔡斑。雍正拿他試刀，以推動隆、蔡兩個案子的進行。後來隆科多定成四十一大罪， “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作為他結成奸黨罪狀之一。蔡璉亦以“結交大逆不道之查嗣庭”為罪名之一獲譴。

其實，隆科多的擅權，是他因功自恣和雍正賞功放縱的結果。

雍正清除年羹堯、隆科多的性質，是君主按照封建君臣關係的準則，收回重臣所不應有的那部分權力。這種君主與大臣的權力分配問題，在封建社會是不斷發生的。雍正給予年羹堯、隆科多過分權力，是自作自受，年羹堯、隆科多不善自處，接受並擴大分外權力，是自食其果。雍正懲治年羹堯、隆科多，是保衛和加強皇權，年羹堯、隆科多之案的所謂欺罔、僭越、狂悖、專擅、奸黨之罪，是指控他們擅權，明確他們的一些特權是非法的。山西按察使蔣洞就年羹堯的專擅，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漸，法製一定，大權不分”的建議。雍正諭示“似汝如是條奏者頗多，朕因踐陣不久，耳目未廣，知人尚少，諸凡且循舊典，徐徐自有製度”。一方麵建議大權獨攬一方麵表示非不欲不假手於人，奈因登基之初特殊情況所決定，隻要條件成熟就改正過來。在治罪年羹堯、隆科多過程中，雍正說了“生殺之權，操之自朕”的一些話，禁止官僚不要投靠權臣，務以忠於君上為旨歸。雍正通過年羹堯、隆科多之獄，清除了專擅的權臣，真正大權獨攬了。

總之，雍正利用年羹堯、隆科多鞏固政權，推行新政，起過積極作用；造成他們擅權，又殘酷打擊，雖為政治統一所要求，但它的出現是雍正初年的一個敗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