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年獄

年羹堯憑恃功高，皇帝寵信，行事不知檢點，做出種種越權枉法之事，即使是皇帝允許的，但也是不合製度的。他的行事不端，概要講來如下。

第一，全憑已意任用屬員山西按察使蔣洞說年羹堯擅權用人情狀：

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者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鎮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簡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已傳聞某人為巡撫提鎮布按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果出矣，未幾而其人果得矣。

這是講年羹堯以總督的身份，任用屬員，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官等地方大員的任免也出於他的意誌，所謂皇帝特簡之權也就徒具形式了。作為大將軍的年羹堯，以軍功保舉官員，濫用私人，所謂“軍中上功，吏部別為一格，謂之‘年選’,盡與先除”。吏、兵二部給年羹堯特殊待遇，凡他的報功請封名單一律準行。奴仆沒有出籍不許做官，年羹堯的家仆桑成鼎以軍功議敘，先任西安知府，後升直隸道員。另一仆人魏之耀也敘功，位至署理副將。年羹堯的幕客趙士河的弟弟趙勖因軍前效力而得知縣職銜，已經亡故，年羹堯就私令劉以堂頂替。

第二，接受賄賂，大開奔競之門

年羹堯大權在握， “於是鮮廉寡恥行賄鑽營之徒相奔走於其門”。有人說年羹堯保題各官“悉多營私受賄，贓私巨萬”被年羹堯奏參過的葛繼孔，兩次向年羹堯打點，送去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堯密奏罷官的趙之垣，向其贈送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其轉而保舉趙之恒可以起用。

第三，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

年羹堯為大將軍，即使後來受封公爵，論其權威也頂不上清初統兵的諸王，更不能望允褪項背。但他因繼允褪之職，在權勢上要同這位大將軍王相比擬。過去大學士圖海出任大將軍時，與督撫往來文書，俱用谘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堯本應同他一樣，但是他給將軍、督撫函件竟用令諭，把同一級官員視為下屬。在軍中蒙古諸王跪謁，連額附、郡王阿寶也不例外。他進京，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跪迎。雍正發往陝西的侍衛，因係皇帝身邊的人，理應優禮相待，然而年羹堯竟用他們前引後隨，充下人廝役。年羹堯凡出衙署，先令百姓填道，臨時戒嚴，兵丁把守街口，店鋪關門停業。比如二年十一月由京返陝，路過保定， “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絕人行”,好不威風。凡送禮給年羹堯的稱為“恭進”,而年羹堯送人東西叫作“賜”。屬員稟謝稱作“謝恩”,接見新屬員叫“引見”。年羹堯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這一切猶如皇帝對待臣子的樣子。年羹堯身邊的人也因年羹堯之勢重而妄大自居，傲視百官。比如，年羹堯路過河南，本非其屬吏的懷慶府同知穿著官服竟向年羹堯的巡捕官跪著回話，巡捕官卻安然受之。魏之耀進京，州縣道旁打躬，遊擊、守備跪道，魏之耀乘轎而過，全不答理。據記載，年羹堯家塾教師沈某回原籍江蘇省親，沿途“將吏迎候如貴宦，至江蘇，巡撫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未免會有誇大其詞之嫌，然亦見年之權勢懾人。

年羹堯接受了許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名義上是軍前效力，或學習理事。這些人有的是自願來的，如李維鈞的親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羹堯勒令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退職，又要其送一子“來我軍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質之意，表示依附於年羹堯。

對於臣道，年羹堯則恃寵而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寧軍前，兩次恩詔頒到，不按照規定在公所設香案跪聽開讀，宣示於眾。年羹堯編選了陸宣公奏議，進呈後，雍正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認可。當時君臣二人關係融洽無間，雍正表示讚賞他這樣做，以見雙方真誠相待，但這已越出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年羹堯陛見，在雍正麵前“箕坐無人臣禮”。他的大膽妄為，是走的取禍之道。

第四，在雍正親信之間搞不團結。

年羹堯權力的炙手可熱，難免會同其他權臣發生衝突。隆科多名望不及年羹堯，甘心與其結好，倒能相安無事。馬齊等人無法與年羹堯比肩，矛盾自然會有。唯獨怡親王允祥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任總理事務王大臣，兼辦宮中事務和雍親王藩邸事項。他可以代表皇帝聯絡封疆大吏，一些沒有資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亦可經雍正允許，通過允祥轉奏。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對這樣的人，年羹堯竟產生了妒意，於二年十一月對李維鈞說： “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廠，而內草率不堪，矯情偽意，其誌可見”。蔡斑原本經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團，其川撫任內，年羹堯奏請在四川鑄錢，蔡璉以四川不產鉛為由把它否定了。爾後，因蔡璉逼死重慶知府蔣興仁，受夔東道程如絲的賄賂，年羹堯以此彈劾蔡璉，將其革職拿問。同蔡璉至好的李統於元年任吏部右侍郎，時值議敘捐造營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堯之子年富，趨炎附勢的人要比照軍前效力從優議敘，李級以違例不同意，年乃“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怨恨李統。年羹堯與傅鼐同是雍邸舊人中傑出者，雍正說年羹堯有才情，而傅鼐忠厚，雍正二年(1724)冬欲起用傅鼐，年羹堯不高興，說這將使皇上“耳目雜矣”,這是他二人素來不和的發展。年羹堯還中傷河南巡撫田文鏡、山西巡撫諾敏，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年羹堯清朝文一品方補在雍正班底內部與許多人不和，隻能把自己置於孤立地位。

雍正對年羹堯態度的轉變是他在第二次進京的時候。年羹堯在十月至京，雍正對他非常熱情，要九卿給他優敘加恩，說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 “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不久，雍正賞軍，軍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等人，也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些話，似乎是說恩威不自上出，雍正被年羹堯玩弄於股掌上了，這無疑會刺傷雍正的自尊心。雍正忍無可忍，於十一月十五日，對諸王大臣說“朕豈衝幼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乎”“朕自揣生平諸事不讓於人，向在藩邸時諸王大臣不能為之事，朕之才力能辦之，諸王大臣見不到之處，朕之智慮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盡其心思才力以轉移風俗，豈肯安於不能”。年羹堯有大將軍總督之才，而不具天子聰明才智。他還說，講那些話的人，是設計陷害年羹堯。他又把話鋒移向隆科多，說有人議論他，也無非是出於忌妒。這些話明著是責難造謠者，實際含有告誡年羹堯、隆科多不要盈滿驕恣，而要防微杜漸。這時有人密向雍正建議，不要放年羹堯回陝西，以便留京控製。看來，雍正已經作出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年羹堯了。

如果說這種決定是第一步的話，第二步是旨命有關人員，揭發或警惕年羹堯的活動。不久，雍正在湖廣總督楊宗仁的同月十五日奏折上寫道：“年羹堯何如人也?就爾所知，據實奏聞。 ‘純’之一字可許之乎?否耶!密之!”雍正之意是說年羹堯不是純臣。河道總督齊蘇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折上的密諭是“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怡親王“公廉，忠誠，為當代諸王大臣中第一人，爾其知之”。雲貴總督高其倬在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二日奏折上說：讀到皇上的密諭： “內有朕命爾事事問年羹堯之前諭，大錯矣!”在此以前，雍正已向他交了底。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有通家之誼，雍正在他的三年正月十一日奏折上知會他“近日年羹堯擅作威福，逞奸納賄，朕甚惡之”。雍正在署涼州鎮總兵宋可進三年三月初一日奏折上告訴他“年羹堯頗不喜爾，爾須加意防範，勿露破綻，被伊指摘”。雍正打招呼的人有三種類型：一是年羹堯的親信，雍正要求他們與年羹堯劃清界限，加以揭發，爭取自身的保全，這是分化瓦解政策，最高限度地孤立年羹堯；一是齊蘇勒、高其倬等人，原為年羹堯所不喜，使他們得知要打擊年羹堯，更堅定地擁護皇帝；一是李成龍類的，與年羹堯有一般關係，要他們及早警覺，在皇帝與年羹堯雙方之間不要站錯陣線。雍正在這些批示中要求官員同允祥接近，表明他是這場鬥爭的依靠對象。經過雍正二年冬至三年春的給官員打招呼，做好了向年羹堯公開進攻的準備。

第三步是直指年羹堯，將其調離陝西。雍正對年羹堯本人，在給其他官僚照會的同時就有所暗示了。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奏報抵達西安，雍正在奏折上書寫了一段論功臣保全名節的話：

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由此可見，雍正是在警告年羹堯慎重自為，不可恃功招禍，在一個朱諭中，雍正告訴年羹堯：自你走後，揆會說你“立此奇功”,你的話“皇上不好不從”,他如此妄言，因將之發到允褪處，一同監禁。懲治年羹堯的吹捧者，是雍正變相對被奉承人進行打擊。雍正公開責備年羹堯是從雍正三年正月金南瑛事件開始的。年羹堯回陝即命已升任的胡期恒奏劾陝西驛道金南瑛，雍正說這是年羹堯、胡期恒搞朋黨的做法，以金係大學士朱軾、怡親王允祥保薦的，不準奏。同月，刑部奏請蔡璉罪應擬斬，雍正反而召見蔡璉，問其川中情形，蔡璉奏稱年羹堯貪暴，誣陷他，雍正這時不問他逼死人命事，隻說蔡斑是年羹堯參劾的，如果治蔡璉的罪，則人們將又說皇帝又聽信年羹堯的話殺了蔡斑，這就讓年羹堯操持了威福之柄，因此不能給蔡璉治罪，並把他起用為左都禦史。雍正三年二月，有所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祥瑞，內外臣工均上賀表，年羹堯的表章頌揚皇帝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但把“朝乾夕惕”誤寫為“夕陽朝乾”,雍正以此為題目，於三月間發出上諭，說年羹堯“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又說，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責令其回奏。這把打擊年羹堯的舉措明朗化了。接著，一麵不停地責備年羹堯本人，一麵調換川陝官員，將甘撫胡期恒撤職，遺缺由嶽鍾琪兼任，調署四川提督納秦回京，派鑾儀使趙坤前往署理，這樣便去掉了年羹堯的親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一麵甄別、整飭年羹堯的屬吏或曾為其下屬的人，雍正說“糧秀(莠)不除，嘉苗不長，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姑容”。雍正三年三月初七日，大同總兵馬覿伯奏稱與年羹堯沒有瓜葛，朱批說他“滿口支吾，一派謊詞，對君父之前，豈可如此欺誑乎”。河南省河北鎮總兵紀成斌於三年二月初一日的奏折得到朱批，要他就年羹堯是什麽樣的人進行表態，五月十二日，紀成斌奏稱年“背恩負國”,雍正朱批嗔道他“頗留有餘不盡地步”,下月二十八日，紀成斌又回奏過去受年羹堯壓抑情況，才獲得雍正諒解，轉令他表奏寧夏鎮總兵王昌與年羹堯的關係。雍正的這些活動試圖搞清這些官員與年羹堯關係的深度，並促使他們與年羹堯分手。

經過如此部署，可以對年羹堯本人采取組織處理了。四月，命年羹堯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年羹堯具折謝恩。

雍正發出調令後，密切監視年羹堯的行動，年羹堯於五月到新任所，所經地方的大員，如豫撫田文鏡都及時報告了年羹堯的行蹤。年羹堯在川陝十數載，建功立業，兵將俱有，一紙文書就把他調走了，反映了中央政府強而有力，也表明雍正布置十分得宜。當時，雍正近臣中有人因皇帝屢次降旨嚴責年羹堯，擔心年羹堯在陝西擁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它看作是無識之見而不顧，自信“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他的分析是正確的。自從年羹堯赴浙江就任後，更成為雍正的釜中之肉，任其烹調了。

年羹堯被調離杭州後，官員更看清形勢，紛紛揭發他。李維鈞連上三份奏疏，說年羹堯被“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晉撫伊都立、都統範時捷，軍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職方司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揭發年羹堯不法罪狀，雍正把他們的奏疏一一發示年羹堯，令其回奏。六月，嚴懲年氏子弟和親信的舉動開始了。年羹堯的兒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統年興、驍騎校年逾削籍奪官，南贛總兵黃起憲、四川按察使劉世奇、原長蘆鹽運使宋師曾、鴻臚寺少卿葛繼孔等人以年黨、夤緣年羹堯的罪名，或削籍，或籍沒家財，或罰修河工。緝拿胡期恒、桑成鼎、魏之耀、河東運使金啟勳、家人嚴大等人。七月，大學士九卿奏請將年羹堯正法，雍正命革其大將軍職，以閑散章京安置杭州。又考慮到他的影響大，對他的處置需要進一步動員輿論，於是，雍正命令地方大員各抒己見。封彊大吏自然看皇帝臉色行事，爭相奏疏。廣西巡撫李級斥責年羹堯“陰謀叵測，狂妄多端，謬借閫外之權，以竊九重之威福” “大逆不法，法所難寬”,要求誅戮。豫撫田文鏡也做了同樣的請求。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於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堯，十一月至京。十二月，議政大臣羅列年羹堯九十二大罪，請求立正典刑。這九十二條為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侵蝕罪分別是十八、十五款，忌刻罪四條。第一大罪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鄒魯是占象人，據供，他說年羹堯將位至王爵，年自雲不止此，五六年後又是光景，並說他住宅上的白氣是王氣。大逆之二是將朱批諭旨原折藏匿，而仿寫交回。僭越罪、狂悖罪就是前麵敘述過的那些淩虐同官狂誕不謹的事。貪婪罪是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二十四萬兩，題補官員受謝規銀四十餘萬兩，收受樂戶竇經榮脫籍銀十萬兩，私行茶鹽，販賣木材，馬匹。侵蝕罪是冒銷四川軍需銀一百六十萬兩，加派銀五六十萬兩，冒銷西寧軍需銀四十七萬兩，等等。雍正說這九十二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三十餘條，但仍表示開恩，勒令年羹堯自裁，其父年遐齡、兄年希堯革職，年富斬立決，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次第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亦不許為官。年妻因係宗室之女，發還母家。年羹堯父兄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員者俱革職。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產俱抄沒入官，將現銀一百一十萬兩送西安，補其各項侵欺案件的虧空。鄒魯立斬，案內朋黨胡期恒等人分別罪情，處以不同的刑法。年羹堯接到自裁令，延遲不肯下手，總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監刑的蔡斑嚴加催促，年羹堯遂絕望自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