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閑人

諸皇子為營求儲位手段百出，雍親王胤祺並無退讓之勢，但他的表現方式多少與眾不同。

胤初第二次被廢，儲位的事牽動著胤祺的每一根神經，他為自己的未來而奮鬥，進行著有綱領有計劃的經營。他的方針、策略見於屬人戴鐸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寫給他的書啟。

戴鐸在書啟中，首先分析政治形勢，明確奮鬥目標。深知胤仍再黜、儲位未定之時，諸皇子爭奪激烈，誰活動有力、得當，誰就有可能入主東宮，所以這時是“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因此一定要參加角逐，爭取不世之榮。方針確定了，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戴鐸建議：一要想方設法，贏得康熙皇帝的寵愛；二要以廢太子種種不法行為為戒，妥善處理好弟兄關係；三要加意聯絡百官，尤其是康熙親信重臣，對地位較低的近侍和漢人官僚也不要放過，用他們為自己造輿論，把胤裸所有的好名聲奪過來，對皇帝考慮繼承人施以影響，以利對胤祺的選擇；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為建立江山的基幹；放他們出門，謀求朝內外的要職，為奪取江山奠定基礎。

由此可見，戴鐸的書啟，向胤祺全麵提出爭奪儲位的綱領、策略和措施。胤祺的批語則是半真半假。他認識到戴鐸對形勢分析的精當，爭位的略策、節法較為完善和巧妙，完全可以接受和實踐。而且，在戴鐸建議以前，已經幫助門下外出做官，擴大勢力和影響，加緊了爭位活動，當看到戴鐸的全麵規劃，當然喜出望外，讚之為“金石”之言，樂於采納了。至於“與我分中無用”,做皇帝是“大苦之事”,實是欺人之談。他即位之後也曾多次重述這類話，什麽“朕向無希望大位之心”“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往，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無論怎麽說，事實是戴鐸的書啟表明，胤祺集團在太子複廢之後，製訂了爭奪儲位的切實可行的全麵計劃，餘下的問題就看實踐結果如何了。

胤祺迷信天命，在活動中總想預知自己的前程。戴鐸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秋天，前往福建赴知府之任，沿途及到任後都寫信報告見聞和辦理主子交代事務，在一封信中寫道：在武夷山，見一道人， “行蹤甚怪，與之談論，語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細細啟知”。胤祺見信，很是感興趣，隨即在批語中追問“所遇道人所說之話，你可細細寫來”。就此，戴鐸回啟稟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問他，以卜主子，他說乃是一個萬字。奴才聞之，不勝欣悅，其餘一切，另容回京見主子時再為細啟知也。”這封書信比以前多透露出一點兒消息，但還是欲言又止。他不是賣關子，引逗主子，而是害怕此事讓人知道，所以信中接著說“福建到京甚遠，代字甚覺幹係”,這封信就放在裝上進土產的匣子的雙層夾底內，以便保密。胤祺在此信的批語中讚揚了他的謹慎，但仍迫不及待地想要獲知道士算命的全部內容，又令戴鐸將道人的話“細細寫來”,又說“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說他遇道人是好造化，不如說是你有“萬”字命的主子才是福氣。這是雍親王胤植關心的一次問命。另一次是又一門下人馬爾齊哈幹的，詳情沒有記載，隻是在胤祺即位後責備馬爾齊哈在康熙時“指天文而妄談禍福，此惟憫不畏死之徒受其愚”而知此事。馬爾齊哈一定向胤祺進奉了“天命所在”的美言。胤祺的奴才奉承主人，主人也信以為真，胤祺以“萬”字命自期，就是要做儲君、當皇帝。這一點，同他的弟兄一樣。胤裸命張明德相麵，胤被讓張愷算命，胤仍欲再向哲布尊丹巴問命運，胤祉羅致楊道異，都相信自己有登“九五之位”的天命。胤祺等諸皇子們篤信天命有多方麵的原因：一是用以激發自身競爭儲位的信心；二是燃起手下人的升官欲望，堅決跟從主子；三是製造輿論，以博得人心。所以宣揚貴命成為諸皇子爭取儲君的一種手段。康熙有鑒於此，嚴加禁止，胤祺相麵成為他被囚的罪狀。胤裸案發在前，胤祺明知故犯，表明他追求儲位，已發展到不顧降罪的程度。

胤祺奉康熙之命，處理過一些案子和事務，從中表現出他的政治主張。康熙時太監曹之璜索詐官員銀兩，趕打抬夫，致使宮人常在的棺木落地，胤祺審判，以大不敬律將之議斬，監候特刑。到雍正三年(1723),他閱囚至曹之璜案，說“彼時因太監納賄不法，如此類者甚多”,故置重典， “以警戒餘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順治淑惠妃死，康熙發現辦理喪事官員草率從事，命胤祺查辦，胤祺隨即奏報，這是工部和光祿寺承辦的，奏請將工部尚書滿篤、侍郎馬進泰、內閣學士兼管光祿寺卿馬良以及應該兼理此事的內務府總管赫奕、署總管事馬齊議處，致使他們都得了處分。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祺隨從康熙巡視京畿，在歸途中，康熙責備同行的鄂倫岱等人結黨，鄂倫岱以國戚自居，不知畏懼。這時，胤祺說“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聖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便可即行誅戮”。這幾個事例說明胤祺從政，嚴刑峻法，不徇情麵，主張君主對臣下以威相製。他的奴才戴鐸對此體察得非常深刻。據戴鐸講，他曾同李光地討論儲君事，李認為： “目下諸王，八王最賢。”戴鐸則說： “八王柔懦無為，不及我四王爺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濟，大有作為。”胤裸以仁義為號召，搞仁義，多主張維持現狀，少生事；胤祺則與他針鋒相對，以恩威並施為政綱，所謂“威”,實是講嚴厲、嚴格，與此相聯係的是要整飭積習，有所振作。胤祺、胤裸政綱不同。儲位之爭，具有不同政治綱領的政治派別間的鬥爭的性質。

胤祺為擴展力量，暗中破壞康熙不許結黨的規定，千方百計招攬官員。命馬爾齊哈聯係禮部侍郎蔡璉，招他來見，蔡以身居學士不便往來王府辭謝，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堯入覲時，又向胤祺推薦蔡璉，胤祺令其代表自己往請，蔡斑仍不就招。次年，蔡璉有川撫之命，到熱河行宮陛辭，時胤祺亦住行宮，蔡就由年羹堯之子年熙引領晉謁胤祺，並把左副都禦史李級介紹給他。看得出，胤祺要爭取的人，不入他的帷幄不會罷手。戴鐸赴福建，胤祺要他帶東西給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戴鐸到福州後，把東西秘密地交給滿保的家人，以進行私人間的感情聯係。

經過胤祺的經營，逐漸形成了一個小集團。這些人在官場，於盡職的同時，熱衷於為本集團利益服務。這個集團的成員有：年羹堯，漢軍旗人，為胤祺“多年效力”的“藩邸舊人”,其妹為胤祺側福晉。年羹堯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出任川撫，康熙五十七年(1718)升四川總督，康熙六十年(1721)晉川陝總督，為康熙所信任。魏經國，康熙末為湖廣提督。常賚，官副都統。戴鐸，在福建由知府升為道員。他初上任，因生活不習慣，想告病回京，就此請示胤祺，胤祺回信說： “為何說這告病沒誌氣的話，將來位至督撫，方可揚眉吐氣，若在人宇下，豈能如意乎?”以謀圖升官鼓勵他。康熙末，戴鐸官至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錦，由胤祺遣人向吏部活動，出任河南開歸道。沈廷正，曆任商州知州、蘭州府同知。金昆，武會元出身，在雍邸繪畫行走。馬爾齊哈，會醫術，曾任清江理事同知。博爾多， “藩邸旗下人”,舉人出身，官內閣中書。傅鼐， “侍世宗於雍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隆科多，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後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後的弟弟，他先與胤褪親近，康熙於四十八年(1709)指責他“與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不久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五十年(1711)任步軍統領，取代胤仍黨人托合齊的職位，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任理藩院尚書，仍管步軍統領事。胤祺說他“深邀皇考知遇”,確是事實。他大約在康熙末年進入胤祺集團。胤祥與胤祺關係最密切，此如胤植偶爾扈從秋獮，胤祥以詩詞、書劄寄懷，胤祺為之收藏，僅詩即達三十二首。胤植這個集團，人數不算多，所居要職也有限，但是擁有步軍統領、用兵前線的川陝總督等職務的人，對日後胤祺順利繼承皇位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胤祺為維係他的集團，不時加強對門下的控製。年羹堯因與孟光祖的瓜葛，又不經常向胤祺致書請安，就是具啟本，因其稱官職，而不稱奴才，惹惱了胤祺，罵他是“儇佻惡少”,抓住他給自己書啟中的話——“今日之不負皇上(指康熙),即異日之不負我者(指胤祺)”,說他“以無法無天之談而誘餘以不安分之舉也，豈封疆大吏之所當布達拉宮達賴喇嘛臥室言者，異日兩字足可以誅年羹堯全家”。從胤祺同年羹堯互通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們主奴同心協力謀取異日之榮，而且年羹堯並未改投他人門下，隻因年輕得誌，對主子有點不恭敬罷了。胤祺除拿揭發他恫嚇，還責令其將從前準許他帶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師，連十歲以上的兒子也不許留在任所，以示懲罰。胤祺對戴鐸動輒申斥，戴鐸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向胤祺呈送物品，啟本中說他“自到福建以來，甚是窮苦”。胤祺批道： “天下無情無理，除令兄戴錦，隻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兩次人來訴窮告苦，要兩壇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謂不敬之至。”胤植強調主奴名分，要求門下人對他絕對忠誠。

胤祺與胤裸、胤被集團的對立是必然的，如在戴鐸報告胤褪禮遇陳萬策的書啟上批稱“程(按應為陳)萬策之傍，我輩豈有把屁當香聞之理”。表現了對敵對集團的仇視和蔑視。但在表麵上又對胤裸一夥表示親善，如胤裸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獲譴時，胤祺“獨繕折具奏”,為他說好話，向胤裸賣好。康熙五十五年(1716)胤裸得病時，胤祺正在侍從康熙秋獮回京的路上，有一天，康熙問他，胤裸的病你差人探望過嗎?回說沒有，康熙說應該派人去。數日後探視人回說病情嚴重，胤祺以為其父心念胤裸，即請示先期回京看視，康熙允許他先走，隨後又說四阿哥置扈駕之事不顧，忙忙地去看望胤裸， “觀此關切之意，亦似黨庇胤裸，”就罰他料理胤裸的醫藥事務。這時他才恍然大悟，理會錯了父皇的意思，惹出麻煩，就趕到康熙麵前認錯，奏稱“臣未審輕重，實屬錯誤，罪所難免”,從而獲得了康熙的諒解。他總以迎合康熙的意誌為宗旨，企圖取得父皇的喜愛。

在緊張的儲位鬥爭中，胤祺與僧訥時有往來，建設寺宇，使自己成為“天下第一閑人”,寫了這樣一些詩：

懶問沉浮事，間娛花柳朝。吳兒調鳳曲，越女按鸞簫。道許山僧訪，碁將野叟招。漆園非所慕，適誌即逍遙。

山居且喜遠紛華，俯仰乾坤野興賒。千載勳名身外影，百歲榮辱鏡中花。金鱒潦倒春將暮，蕙徑葳蕤日又斜。聞道五湖煙景好，何緣蓑笠釣汀沙。

雍親王以富貴之身，處繁華之境，卻似乎不問功名榮辱，唯願與山僧野老為伍，過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成為一個富貴閑人。這時期，他在讀書時，把賞心悅目的文字輯錄起來，成《悅心集》一書。

胤祺借助《悅心集》宣傳恬淡和與世無爭思想，把自己裝扮成怡情自適、不求名利的皇子，以蒙蔽世人，掩蓋他的謀奪儲位的活動。

康熙對胤祺的態度，從派給他的差使中可以看出一二。康熙五十一年(1712),胤祺奉命參加對胤仍黨人步軍統領托合齊的審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北軍事發生，康熙召見胤祺、胤祉，征求他們意見，胤祺說：當初征討噶爾丹時，就應該把策妄阿拉布坦一並剿滅，今其擾犯哈密，自應用兵，以彰天討。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因有人偷盜明朝陵寢，命胤祺、胤祉等皇子查處，並令他們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後歸天，胤祺與胤祉等人秉承康熙旨意，轉達有關衙門和官員執行。次年，皇太後梓宮安放地宮，康熙因病不能躬身前往，命胤祺去陵前讀文告祭。康熙六十年

(1721),康熙登基六十年大慶，他認為典禮中尤其重要的是往盛京三陵大祭，但因其年邁，不能親行，於正月派胤祺攜同十二阿哥胤袍、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後，遇三月十八日萬壽節，又奉旨祭祀太廟後殿。同月，會試下第士子以取士不公哄鬧於副主考李統門前，康熙命胤祺、胤祉率領大學士王瑣齡、原戶部尚書王鴻緒等人複查會試中試原卷。同年冬至節，胤祺奉命祀天於圜丘。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康熙以通倉、京倉倉米發放中弊病百出，命胤祺帶領世子弘昇、延信、尚書孫渣齊、隆科多、查弼納、鎮國公吳爾占等勘查。胤祺等盤查倉糧存儲出納情況，建議嚴格出納製度，增建倉廒，厲行倉上監督人員獎懲製度。他曾作《冬日潞河視倉》五言律詩“曉發啟明東，金鞭促玉驄。寒郊初噴沫，霜阪乍嘶風。百雉重城壯，三河萬舶通。倉儲關乎國計民生，欣驗歲時豐”,記其查倉之事。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因冬至將屆，康熙命他南郊祭天，先去齋所齋戒。

胤祺與父皇私人之間，也時有感情交流。康熙喜歡住在暢春園，將附近園苑賜予皇子居住，他給胤祺的就是後世享有盛名的圓明園，連園子的稱呼“圓明”也是康熙賜的。康熙秋獮熱河，建避暑山莊，將其近側的獅子園賞予胤祺。康熙後期因諸子爭儲位，天倫之樂大減，胤祉和胤祺經常請他到他們在京西和熱河的花園遊玩，按《清聖祖實錄》記載統計，康熙臨幸胤祉花園十八次，胤祺的十一次。這是二位皇子的特殊恩榮，是其他皇子所沒有的。胤祺於康熙五十年(1711)得一子名弘曆，這是他的第五個男孩，是敘齒的第四個，在這五個男孩中，康熙年間早亡三個，弘曆實際上成了老二。他勤於學習，深得胤祺的喜愛。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康熙到圓明園牡丹台觀花，正在高興的時候，胤祺告訴康熙有弘曆這個孫子，康熙當即召見，很是喜愛他，命送到宮中養育。不久隨從到熱河，住在避暑山莊之內。康熙臨幸獅子園，弘曆侍從回家，康熙傳見他的生母鈕祜祿氏，連連稱她是“有福之人”。一時祖孫三代、公媳之間關係融洽，尚有點天倫之樂。康熙還給胤祺親書“五福堂”匾額，胤祺把它懸掛在雍親王府後室。

胤祺沒有擔任過固定的要職，因其建言征討策妄阿拉布坦，亦被人認為是謀求出任大將軍之職，但沒有成功。當他耳聞盛傳胤裸、胤糖、胤褪三人中將有一人立為太子之言時，其心急如焚和懊喪情緒是可想而知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遠在福建的戴鐸向他提出謀求退路的主張，戴說台灣遠處海洋之中，沃野千裏，而台灣道兼管兵馬錢糧，我不如謀調這個職務， “替主子屯聚訓練，亦可為將來之退計”。戴鐸的悲觀估計，多少反映出胤祺當時爭奪儲位中的不利處境。但是，康熙到晚年，對胤祺的差遣、與他的接觸明顯地增多了，特別是在祭祀上。冬至祭天，孟春祈穀，常雩，四時享太廟，都是大祀，而冬至祭圜丘、祈穀、常雩又為三大祀，尤其重要。大祀主持人，除皇帝親行外，即為天子指定的親信王公。康熙“自即位以來，凡大祀皆恭親行禮”。自雲“天壇雍正皇帝大祭，朕親行禮” “方展誠心”,輕易不要人代替。晚年身體不好，實在不能成行，才派人代祭。胤祺的屢次主持大祀，表明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當然其威望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