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役改革

差徭和田賦是廣大臣民對清廷應盡的義務，曆來分別征收。徭役很重，為無田者力所不能負荷，加之紳衿規避丁役，差徭不均，迫使勞動者隱匿人口，逃避差役。這種徭役製度的不合理已成為雍正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

早在明清之際，有的官員鑒於徭役製的弊病，在自己主管地區進行改革。明末，陝西戶縣實行並丁於糧的辦法，即把丁銀歸入田糧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納。崇禎八年(1635),漢中府城固縣亦實現“丁隨糧行”新法，順治十三年(1656),南鄭縣也推行這一方法。

康熙統治時期，農民以運動的方式表達了反對以丁派役的願望。浙江寧波府農民提出“隨地派丁”的主張，富豪反對，相持不下。杭州府民人王之臣報告產少丁多，賠償不起。錢塘、仁和兩縣，把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或曰“門麵光丁”,外來流寓之人稱為“赤腳光丁”,各自承擔丁役，光丁無產應役，承受不起，要求“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布政使趙申喬不允許，貧民願望不得實現，鬥爭不輟。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僚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丁役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役法。曾王孫提出丁隨糧行可以去三弊收三利的見解。他說，實行丁差，必須不停地編審，但是也得不到人丁的實情，還是出現耄耋為丁，強壯為黃小的弊病；人丁本應死絕除名，但官吏舞弊，使素封之家不任丁役，貧苦人無丁而有丁徭；窮人承擔不起，或逃亡，或拖欠，官府得不到實惠，還害得裏甲賠償，官員被懲責。他認為實行丁隨糧辦有三個好處：買田的人增加田賦隨著增添丁役，則賣田的糧去丁亦去，沒有包賠的痛苦；以糧派丁，官吏不能放富差貧，可以澄清吏治；無稅糧的人口不再受丁銀的拖累而逃亡，可以安心在鄉從業。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課均入田稅的主張，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反對丁隨糧辦的官僚也很多。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佛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役，佛丁入糧，使貧者遊墮，讓富人代賠他們的丁銀，也是不公平。他站在富人的立場，堅持丁，糧分擔。

康熙當政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以後，丁役的問題更突出了。康熙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為基準征收丁銀，以後不論增添多少人丁，也隻收那些丁銀，不再增稅。這項政策在中國賦役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把人口稅固定下來，對於後世不斷增加的人丁來講，減少了丁銀負擔量，有利於勞動力的增殖。但是原來丁、糧分征，丁役不均的積弊依然如故，而且出現征收方法的新問題。人口總在不斷變化，有的戶有死亡，有的戶有增添，這項政策實行後，如何在具體的民戶中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不像以前那樣簡單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數目絕不會相等，往往新增的多，這就不能用某一個新丁接替已死人丁的差徭。不僅如此，由於人丁的增多，原有人丁的負擔也要相對減少，這就需要重新計算每一個人的丁銀量，還需要隨著人丁的變化不斷地計算，而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因此隨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實行，必頗尋求落實人丁丁銀的具體辦法。禦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敏銳地感到這個問題，從而建議把丁銀總數統計清楚，平均攤入到田畝中，按畝征收。戶部討論了他的建議，認為那樣改變丁、糧分別征收的老辦法，變化太大，不能實行，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又不能不解決，就讓廣東和四川兩省試行。於是四川實行“以糧載丁”的辦法，於征糧賦中帶收丁銀。廣東丁銀按地畝分攤。大約在這時，河南的太康、汝陽等十一州縣也實行“丁隨地派”,浙江常山知縣張德純編審時“均丁於地”,收到“民困以蘇”的效果。

即使到這時，持反對意見的仍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謂代表了。該地官員議論實行按田派丁，李光坡極不讚成，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觀點，又認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使丁銀固定，官吏不能放富差貧了，若按田畝派丁，各地畝積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若依田糧派丁，則稅糧有輕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現偏枯。他還認為丁並於糧，實行久了，或者會以為有糧賦而沒有丁銀，會添設丁課，形成加賦的大害。撇開他的頑固態度不講，他提出了實行丁並於糧可能碰到的問題。

終康熙之世，改變役法與維持舊法的兩種主張爭執不下，把事情拖了下來。雍正即位後，就麵臨著這個棘手的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首先觸及這個問題的是山東巡撫黃炳。他在雍正元年(1723)六月奏請按地攤丁，以蘇民困。他與曾王孫、盛楓等人有所不同，身任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糧分征下貧民逃亡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地則納丁銀，無地則去丁銀，使貧富負擔均平才是善政，因而主張丁銀攤入地畝征收。雍正則認為"攤丁之議，關係甚重",不是可以輕率決定的，不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反而責備他“冒昧瀆陳”,告訴他把一省的刑名錢穀辦理好是正事，這時談改革是事外越例搜求。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以有益於貧民為理由，奏請攤丁入糧，他深知有力之家不樂意這樣辦，可能會出來阻撓，而戶部隻知按陳規辦事，也不會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綱獨斷，批準他實行。雍正不再像對待黃炳那樣，把他的奏章交戶部討論，同時指示“此事尚可稍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他把丁歸田糧視為要事，主張慎重處理，籌謀善策，倒不是反對改革。九月，戶部議複，同意李維鈞的建議。雍正還不放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議，諸臣提出幾個問題，一是與李光坡所見相同，畝有大小，按畝分攤，並不平均；二是有人賣田，必先賣去好田，剩下次田，再完丁銀就有困難；三是有人賣田而代買主納錢糧，這就還要代納丁銀。就此，雍正指命李維鈞詳細規劃此事，一定做到對國課無損、對窮黎有益，讓人挑不出毛病來。李維鈞回奏準備把地畝分為上中下三等，丁銀按地畝等級攤入，不至於好壞地負擔不均。雍正稱讚他“籌度極當”,準許他在雍正二年(1724)開始實行。但是李維鈞害怕雍正反悔，於十一月又奏稱他遭到“權勢嫌怨”,感到孤立。雍正知是為己而發，告訴他“驀直做去，坦然勿慮，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朕之耳目豈易為人熒惑耶”。丁歸田糧的問題，從黃炳六月提出，到十一月雍正決心實行，曆時半年。這一場討論，是康熙年間爭論的繼續，隻是前朝懸而未決，而到了雍正朝很快作了抉擇。就雍正態度來看，他從消極轉變到積極，從反對變為支持。雍正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本著為政務實的精神，吸取臣僚的正確意見，作出果斷的裁決。就此而論，丁歸田糧製度的建立和實行，最後決策者雍正起了積極的作用。

直隸的事情決定之後，雍正指示黃炳向李維鈞了解實施情況，黃炳表示第二年春天就題請實行，次年果真實現了他的願望。雍正二年十二月，雲南巡撫楊名時奏報他的轄區“子孫丁”的嚴重情況：有的人戶早已沒有寸椽尺土，人丁也不興旺，但丁役冊上有多人的丁役，累代相仍，編審時也不予減除，使孤貧之丁承繼先人的徭役。楊名時表示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實，向直隸學習，使丁從糧辦。雍正批準了他的奏請。同年，浙江官員在原來部分州縣攤丁入糧的基礎上，準備全麵推行。這時，田多的富人不同意，到巡撫衙門喊叫阻攔，巡撫法海驚恐地表示暫不實行。而無田的窮人很不滿意，聚眾到撫院請願。實行和反實行的兩種勢力激烈地鬥爭著。雍正四年(1726)七月，當鄉試之時，紳衿聚集千餘人到錢塘縣衙，不許推行攤丁入糧，並勒令商人罷市。巡撫李衛采取了強硬的手段，平息了騷亂，使十幾年來爭執不定的攤丁入糧製度在全省推行。同年四月，田文鏡在河南進行編審，部分貫徹攤丁入糧精神，把沒有土地的少壯農民的應納丁銀，著落到地多糧多的人戶。八月題請推行並丁入糧，雍正批準他於下年實行。在此後的兩年內，福建、陝西、甘肅、江西、湖北、江蘇、安徽等省陸續實行丁歸糧辦的政策。隻有山西到了雍正九年(1731)才開始試行，到乾隆中逐步實現。此外，奉天府民人入籍增減變化較大，仍舊執行丁、糧分征政策。

攤丁入糧，從康熙統治期間辯論是否實行，到雍正決策施行及製定法規，再到乾隆中在全國徹底實現，曆時半個世紀。這一過程表明，它的實現是鬥爭的結果。

攤丁入糧，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賦稅，而“貧者免役” “貧民無厘毫之費”,這是利貧損富的辦法。對這一點，雍正很清楚，他說“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他的臣僚也明白，所以李維鈞講權勢厭惡他，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說“丁銀歸並地畝，於窮黎有益”。可見，雍正君臣實行攤丁入糧，是有意識地壓抑富戶，扶植貧民，改變過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貧的情況。

但是，更重要的是丁、糧合並征收，使政府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因為納糧人完成丁銀的能力，遠遠超過無地的農民。保障丁銀的征收，這才是雍正的真正目的。

不管怎麽說，丁歸糧辦，是緩解貧富分化的利國利民之策。

由此可見，攤丁入糧製度的確定，是中國賦役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是值得重視的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