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製紳衿

實行耗羨歸公，也包含著解決紳衿與平民耗羨負擔不合理的問題。錢陳群說， “康熙年間之耗羨，州縣私征，往往鄉愚多輸，而縉紳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強聽其自便，輸納之數較少於齊民”。田文鏡指責某些地方官“征收錢糧，濫加火耗，紳衿上役不令與民一體完納，任其減輕，而取償於百姓小戶”。地方官不按田糧向紳富征收火耗，把他們的耗羨銀轉攤到貧民身上，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出現，是官吏在施政過程中給予紳衿的不成文的一種特權。他們還享有法定的和其他不成文的特殊權利。

清廷入關之初，依照官員品級優免該戶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雜辦。地方官在收稅時，就把官員和士人稱為“官戶”“儒戶"“宦戶”,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斷變化，所謂“紳監衿吏戶名，朝改暮遷”,大概來講，秀才稱為“儒戶”,監生稱作“宦戶”。這些紳衿戶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權。

紳衿還自行搶奪權利，雍正說“**檢逾閑不顧名節”的士人， “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汙下賤之事，難以悉數”。

紳衿應有的徭役負擔落在小民肩上，這就在賦役問題上造成貧民與紳衿之間的矛盾重生。由此可見，貧民與維護紳衿特權的滿清政府的對立，這又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種社會矛盾。

雍正認為政府、紳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起因於不法紳衿，就把矛頭指向他們，希圖剝奪和限製他們的非法特權，使他們同平民一體當差。雍正二年(1724)二月，下令革除儒戶、宦戶名目，不許生監包攬同姓錢糧，不準他們本身拖欠錢糧，如敢頑抗，即行重處。雍正深知地方官易同紳衿勾結，特地告誡他們認真落實這項政策： “倘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參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過了兩年，雍正再次嚴禁紳衿規避丁糧差役，重申紳衿隻免本身一丁差徭， “其子孫族戶濫冒及私立儒戶、宦戶，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為了適應這項方針，雍正還製定了一些具體的政策。

士民一體當差政策。雍正元年(1723),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發出告示，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引起生監的不滿。這時，與他不和的同縣學教官楊倬生，以他曾經向屬民借過銀兩為由，煽動生員控告張可標。此舉，表麵上是控告張知縣，實際上是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這時內閣學士班第到鞏縣祭宋陵，獲知此事，奏報朝廷。雍正令豫撫石文焯調查張可標是否有貪婪不法情事，同時將鬧事的衿監繩之以法。雍正懲治他們主要是從維護社會秩序出發，也有堅持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原因。雍正二年(1724),河南封邱令唐綏祖因黃河堤防須用民工，定出“每田百畝出夫一，計工受值”的辦法，使有田人出夫，紳衿也不例外，這正是“紳衿裏民一例當差”精神在河工上的體現。唐綏祖的上司田文鏡肯定他的做法，進一步規定：在大堤一二百裏內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俟防汛工程需要，隨傳隨到。雍正四年(1726),他把這項辦法正式奏報給雍正。

嚴禁紳衿包納錢糧和抗糧的政策。雍正四年，貢生張鵬生將民人鄭廷桂等應納錢糧包攬入己的案子發生了，刑部議將張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雍正拿他做典型，加重處理，枷責之外，發遣黑龍江，同時命令大臣重議生監包攬錢糧的治罪法。次年，批準朝臣的建議：凡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論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攬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贓、以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治罪；失察的官員，罰俸一年。這一年，保定舉人蘇庭奏請緩征錢糧，雍正說直隸紳衿包攬嚴重，蘇必定是這裏頭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調查他的日常行為。還是這一年，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製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雍正諭令嚴行查處。

對紳衿本身的納糧，雍正也加強管理。雍正六年(1728)規定，凡係紳衿錢糧，在稅收印簿和串票內注明紳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銷時將所欠分數遂戶開列，另冊詳報，照紳衿抗糧例治罪，若州縣隱匿不報，照徇庇例議處。八年(1730)進一步規定，州縣官要把文武生員應納的錢糧造冊送學官鈐印頒發，每完若幹，照數注明，按季申送查核。雍正還規定，每年年底，生監要五人互保沒有抗糧、包訟的事情，完納賦糧以後，方準應試。多方麵促使紳衿交納稅課。

對拖欠糧賦的紳衿，雍正嚴懲不貸。雍正五年(1727),甘肅階州紳衿抗糧，護理巡撫印務的鍾保，以署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的罪名，奏請將其革職。雍正不準，說陳舜裔“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製官長為得計矣”。指示將抗糧不法人犯嚴加審訊，同時責備鍾保“沽名邀譽”,不要他辦理這件事情。湖廣地區不斷發生士民抗糧事件，安陸縣武生董建勳連年不交錢糧，當地將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雍正九年(1731),該縣士民集體抗糧，總督邁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指示： “此等刁惡風習，自當一一執法懲究，尤貴平日不時訪察化導於早也”。山東紳衿拖欠錢糧成風，有“不欠錢糧，不成好漢”的俗語。雍正九年(1731),進士舉人秀才監生因欠糧應褫革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本應加罪，大學士張雍正通寶廷玉以當地荒歉，奏準寬限三年完清。官員催征紳衿逋賦不力的，雍正以因徇庇護嚴加治罪，雍正十二年(1734),為此將甘肅順慶知府潘祥等人革職。

嚴禁官紳勾結包攬詞訟政策。雍正二年(1724),雍正在山東巡撫陳世信的奏折上批示“凡地方上頑劣紳衿貢監之流，宜嚴加約束，毋邀虛譽而事姑息，以滋長刁風”。同年，浙江發生了官員袒護縉紳事件。陳世信的兄弟陳世侃的家人，在原籍浙江海寧縣賒欠肉鋪銀兩，與商人鬥毆。浙撫黃淑琳審問，讓陳世侃坐在後堂觀看，因杖斃肉鋪商人，引起商人不滿而罷市。雍正將黃淑琳革職拿問，命杭州將軍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圖審理。安泰等奏稱打死人命是實，罷市是虛，雍正認為他們仍有徇隱，命再審查。當時，陳世信折奏，聲稱嚇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亂，其母八十高齡，也是“寢食俱廢”“風燭難保”,請求皇帝憐憫，放寬審訊。雍正毫不為所動，責備陳世信“因私而廢公，器量何其偏小”!足見其不容官官相護和官紳勾結的態度。雍正五年(1727),河南鄉紳和景惠“捏造匿名揭帖”,田文鏡奏其誣告，雍正命將和景惠擬處絞刑。河南監生鄭當時誣告佃農高琰， “明火執杖，燒搶其家”。田文鏡革其監生，張貼告示， “使通省之紳衿皆以鄭當時為戒，不敢依恃護符，違禁誣告”。對於劣紳的武斷鄉曲，田文鏡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下，絕不留情。項城人進士王轍強奪人牲口，指令伊伯武生王允彝侵占王天壽地畝。伊族武生王甸極騙占生員於嗣哲地畝。他們因有功名，田文鏡不能驟行審理，移谘河南學政，把王允彝、王甸極武生革退，同時特疏參奏王轍。雍正諭令革去其進士，對他進行嚴格審查。浙江富陽縣紳士楊六先，私收公糧，占人妻女，與曆任知縣交好，每年饋送數千兩銀子。署縣令張坦熊到任，拘捕楊六先，提審那天，縣民雇船來縣城觀看的達千餘人。

雍正為防止劣紳幹政，不許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員，應該是有政績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懷念他，或為他鳴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看到這中間有官員買囑保留的，有劣紳為討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種刁風惡習，嚴行禁止。

製定主佃關係法令。紳衿不法，虐待佃戶尤甚，雍正在處理主佃關係問題上，也注意打擊不法紳衿。雍正二年(1724),廣西生員陳為翰踢死佃農何壯深。雍正認為，佃戶必不敢先動手毆打生員，陳為翰一定是劣衿，於是諭令巡撫李統嚴審清楚。他指出，讀書人打死人，與其身份不合，不應該照常人案例論處。遂命刑部與九卿重議生員“欺淩百姓毆人致死”如何加倍治罪的法令。雍正五年(1727),田文鏡上疏，請將淩虐佃戶的鄉紳按照違製例議處，衿監吏員則革去職銜。雍正說他隻考慮了紳衿欺壓佃農一麵，沒有顧及佃戶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問題，命再詳議，於是定出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主之例。

鎮壓生監罷考的政策。雍正壓抑不法紳衿政策的執行，引起他們的不滿。鞏縣生員反對張可標實行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是他們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員罷考則是一起較大事件。雍正二年(1724)五月，封邱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攔截知縣唐綏祖，不許他實行按田出夫的辦法。聲稱“征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強烈要求維護他們的特權。不久，河南學政張廷璐按考至開封府，封邱生童實行罷考，武生範瑚把少數應試者的試卷搶去，以示對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抗議。事情發生後，田文鏡、石文焯迅速奏報朝廷。雍正認為地方上出了這樣的事情，應該“整飭一番，申明國憲”,把為首的拿禁開封，懲辦一二人，以儆效尤，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鬆阿赴豫審理。最後把為首的王遜、範瑚等人斬決，王前等人絞監候。在審理過程中，科甲出身的學政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欽差沈近思沽名釣譽，有意徇瞻。田文鏡不講情麵，所以生童說“宗師甚寬” “陳守道是好人”,田文鏡則是無人不怨，無人不恨。尤其是陳時夏承審時不坐堂，與諸生坐談，稱他們為“年兄”,央求他們赴考。雍正對此非常不滿，說這是大笑話， “儒生輩慣作如是愚呆舉動，將此以博虛譽，足見襟懷狹隘”。他支持田文鏡，把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在處理封邱罷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內部有不同意見，雍正和田文鏡采取堅決打擊不法生監的方針，以後堅持了這一政策。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說各省常有生童與地方官齣器，因而罷考，以挾製長官。他命令，以後凡有邀約罷考的，就永遠停止他們的考試資格，如果全縣罷試，也照樣辦理，絕不姑容。

雍正還采取加強對監生管理的措施。捐納貢監不法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監生革退由禮部批準的規則，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田文鏡想改變舊規，雍正二年(1724)、三雍正年(1725)終，徑將應革的監生谘照學政執行，而後報禮部備案，但禮部駁回，仍令遵行舊例。田文鏡因而上疏，請求把捐納貢監交由學政，與生員一並約束，雍正批準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衿監凡涉及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同時還規定，生監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雍正用這些辦法調節紳衿、平民、清廷三者關係。他對紳衿有所節製，對不法紳衿有所打擊，但這並不是與他們為敵。為此，他說，有的地方官為得百姓稱譽，故意摧折鄉紳，但是鄉紳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為國效勞，這樣的簪纓之族，怎麽能故意壓抑他們呢!他說對紳士應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品行端方的，應當加意敬禮，以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過愆的，則勸誡之，令他改正；對那些不肯改過，就應當以法懲罰。針對田文鏡處罰田主擅責佃戶建議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維護紳衿利益的表現。他所反對的是紳衿的不法行為，超越於清朝政府所給予的法定權利，因而侵犯了政府權力，過分危害了平民，不利於封建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雍正為保護政府和平民的正當權利，用剝奪紳衿的非法特權、平均賦役的辦法，使平民、紳衿、清廷三者之間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維護清朝的專製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