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除利弊，政治一新

清虧懲貪

康熙統治後期，官吏貪汙，錢糧短缺，國庫空虛的情況十分嚴重，早在雍正即位之前就清楚這一現實了。他說： “曆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這是講的中央財政狀況，地方呢?他在即位之初就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 “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雍正要想使國力強盛，就不能不把整理財政、清查賦稅放在政務的首要之位。

雍正正式即位前，內閣官員草擬登基恩詔，按照慣例，開列了豁免官員虧空一條，雍正認為這樣做是助長貪官汙吏僥幸心理，繼續侵占錢糧，當即指令除去此條載，表示他對官員貪占侵吞的深惡痛絕的態度。沒多久，即在他當政的一個月——十二月十三日，給戶部下達了全麵清查錢糧的諭令。他說，各地虧空錢糧，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漁，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寬仁，未對贓官明正法典；所謂勒限追補，也不過情同虛施，虧欠依然如故。但庫藏因此空虛，一旦地方有事，急需開支，則關係非淺，因此決定清查。

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察，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己者，確審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隱，或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並從重治罪。即如山東藩庫虧空至數十萬，雖以俸工補足為名，實不能不取之民間額外加派。山東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為官府之補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虧國帑，複累民生，大負皇考愛養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

雍正明確規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錢糧的方針、政策和注意事項。一個月後，即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四日，發出在中央設立會考府的上諭。他說，錢糧奏銷中弊病很大，主要是看有無“部費”,若沒有，就是正當開支，計算也清楚，戶部也不準奏銷，而一有部費，即糜費百萬，亦準奏銷。當日大行皇帝也知道這種弊端，不過不欲深究，從寬處理，然而“朕今不能如皇考寬容”,此後一應錢糧奏銷事務，無論哪一部門，都由新設立的會考府清厘“出入之數”,都要由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尚書朱軾會同辦理。雍正要求允祥嚴格推行他的清查政策，對允祥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親自查出”。雍正一再表示他不寬容，決心從上到下，從內到外，把懲辦貪官，清理虧空的鬥爭迅速地、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原來各部院動用錢糧，都是自行奏銷，會考府設立後，由它來稽核，就不能自行營私舞弊了。會考府成立不到三年，辦理部院錢糧奏銷事件五百五十件，其中駁回改正的有九十六件，占所辦事件的百分之十七。戶部庫銀，經允祥查出虧空二百五十萬兩，雍正責命戶部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賠償一百五十萬兩，另一百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清查中涉及貴族和高級官吏，也不寬貸。

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袍曾管過內務府事務，追索其虧空，他將家用器皿擺在大街上出賣，以便賠償。第十子敦郡王允械也有應賠銀兩，賠了數萬金，尚未全完，後查抄他的家產。內務府官員李英貴夥同張鼎鼐等人冒支正項錢糧百餘萬兩，雍正諭令抄他的家，籍沒家財。因為厲行清補，人們責怪主持其事的允祥“過於苛刻” “過於搜求”,雍正說這不是允祥的事，是他為“清弊竇”,飭令著追，自己承擔了責任。

地方上的清查虧空之舉，是在雍正元年普遍推行的。是年被革職查封家產的有湖廣布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原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前江南糧道李玉堂。山西巡撫蘇克濟，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起任職，康熙六十年(1721)丁憂去職。雍正元年六月，潞州知府加璋告發他勒索各府州縣銀四百五十萬兩，於是籍沒家財，以償虧空，並責令其家人趙七賠償二十萬兩。原河道總督趙世顯克扣治河工料，侵蝕錢糧，議處入獄，家財充公。蘇州織造李煦虧空銀三十八萬兩，籍沒家財賠補。

贓官一被揭發，雍正為使他們歸還贓銀，主要是采取抄家籍沒的手段。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錢以皚提出追補辦法： “凡虧空官員題參時，一麵嚴搜衙署，一麵行文原籍官員，封其家產追變，庶不致隱匿寄頓”。官衙與原籍同時抄檢，避免隱藏，一切家產估價變賣，就可以較多地完納應償虧空。這項建議被雍正采納了，大多數贓官的清償都照此進行。於是社會上流傳雍正“好抄人之家產”的說法，這表現出一部分人對雍正抄家的不滿，反之也表明此種對付贓官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對人們的攻擊，雍正也做了辯解，說明抄家的必要， “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乏例，是以朕將奇貪極酷之吏，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

與抄家同樣重要的手段是罷官，凡是貪官，一經被人告發，就革職離任，不許再像以往那樣留任以彌補虧空。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諭令吏部：“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催追，必致貽累百姓”,不可複留原任；若已清還完畢，尚可為官的，由大吏奏請。雍正看到，若允許留任清補，必然要以新的貪汙行為獲得錢財以補償舊項，所謂“不取於將從何出?”他嚴厲打擊貪官方針的實行，被罷官的很多。雍正三年(1725),湖南巡撫魏廷珍奏稱，該省官員“參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繼續糾參”。雍正十年(1732),直隸總督李衛奏稱，通省府州縣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無幾，官員的頻繁更換，原因之一是被撤職的人多。既要保證虧欠歸還國庫，又不許贓官得好處，雍正還采取了許多措施：

一是命親戚幫助賠償。雍正說有的犯官把贓銀寄藏在族親友家，這些人也有平時分用贓物的，這時要幫他清償，所以往往要抄沒這些人的家產。這樣被觸動的人多，株連太廣，不得人心，實行四年之後，停止。

二是禁止代賠。過往追贓時，有以地方官和百姓代為清償的，雍正概不準行。雍正元年五月，新任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由該省官員幫助前任總督趙弘燮清補虧欠，雍正說縱使州縣官有富裕，隻可為地方興利，不可令他人補漏。雍正二年四月，雍正說合州縣代賠之事，弊病很多，可能是不肖縉紳衿與貪官勾結，利用題留複任，也可能是棍蠹借端科斂，因此不準通行。

三是挪移之罰，先於侵欺。挪移多是因公挪用，常常有不得已的情況；侵欺是貪汙。兩種情況，都是虧空，性質有所不同，在處分上也大不一樣。一般的懲治，先抓貪汙，後及挪移。官吏於是因之取巧，將侵欺謊報為挪移，避重就輕，希圖免罪。雍正對這種情弊了如指掌，他說貪婪的官員，“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實，至於萬難掩飾，則以多者為挪移，少者為侵欺，為之脫其重罪，似此相習成風，以致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亦不過以挪移結案，不致傷及性命，皆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為對付貪官的鑽空子，雍正改變成例，在挪移和侵欺兩項追賠中，不管哪個案子發在先頭，一律“將挪移輕罪之項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項令其後完，使捏飾挪移希避重罪之人無所施其伎倆”。他這種辦法，顯然把輕重倒置了，具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卻又含有合理的因素，即對懲治貪官確有好處。然而，這個辦法隻能在特殊情況下行於一時，隨著打擊貪汙取得成效，情況有了變化，就恢複舊日先完侵欺後完挪移的成例了。

四是對畏罪自殺官員加重處理。雍正四年(1726),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參肇高羅道李濱虧空錢糧，李濱因而自殺。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參革興泉道陶範，還未審理，陶範也自盡。雍正說，這是贓官“料必以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為子孫之計”。為使他們的詭計落空，令督撫將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 “所有贓款著落追賠”。

使用這些辦法，清查了三年，取得一定效果。各省清償了一部分虧空，有的省做得比較徹底。如直隸總督李維鈞在雍正二年八月奏報，該省虧欠銀四十一萬兩，到本年六月已完二十萬兩，下餘二十一萬兩明年可以償清。河南等省也清查較好。然而雍正並不滿足於此，他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沒有很好地執行他的政策，即他們開始糾參屬員時很嚴厲，審結時從寬開脫，以使屬員懷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滿，事情未能完結。雍正下令展限三年，要求務必達到預期目的，他指示：

凡各省虧空未經補完者，再限三年，寬至雍正七年，務須一一清楚，如屆期再不全完，定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如有實在不能依限之處，著該督撫奏聞請旨。

他的決心很大，搞不徹底絕不罷休。

在整個清查過程中，有的督撫積極開展，有的由雍正派員前往審理，都反映了地方清查的進行情況。

雍正二年(1724),田文鏡就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升為巡撫，他一到任，就著力清查虧空。是年四月初六日奏稱“臣不遺餘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覺察，設法嚴查，總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對犯有貪汙罪的官員，毫不徇情，堅決題參革職審查。雍正三年(1725),參劾信陽州知州黃振國“狂悖貪劣，實出異常”。克山縣知縣傅之誠吞沒雍正元年、二年、三年耗羨銀一千四百多兩，

田文鏡將他革職題參。到雍正四年夏天，他共參奏屬員二十二人。經過田文鏡及其前任石文焯的努力，雍正二年就把欠在藩庫的虧空補清，欠在州縣的三四十萬兩也嚴催急補。到雍正十年(1732),河南布政司庫存耗羨銀七十多萬兩，表明河南絕對沒有虧空現象。雍正對田文鏡的雷厲風行大加讚賞，說“田文鏡參官最多，鄂爾泰從不輕彈，然二人皆各有道”。對他的清查及各項政事非常滿意。田文鏡因此與推行改土歸流的鄂爾泰成為“模範督撫”。

雍正四年(1726),雍正對江西錢糧進行大規模清查。江西各府州縣倉穀虧空很多，巡撫裴率度明知而容隱，如此曆任相傳，不能改變虧空局麵。雍正諭令將已調任的裴率度留於任所，將前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押往江西審訊。又以現任巡撫伊都立“為人軟弱，好沽虛名”,不能完成清查事務，特派吏部侍郎邁柱通察全省錢糧積弊，又派揀選州縣數十人赴贛，以備頂換虧空倉穀的官員。邁柱認真清查，遭到江西按察使積善的反對，雍正支持邁柱，讚揚他“到任以來，不避嫌怨，為地方生民計，實心效力”。清理結果，讓裴率度及曆任藩司補償倉穀的虧缺。

雍正五年(1727),福建布政司沈廷正奏報該省倉穀虧空。雍正認為，巡撫毛文銓欺隱，派廣東巡撫楊文乾和許容為欽差大臣前往清查。特發上諭告誡福建民人：因清查即將進行，可能有贓官聞風先借富民的糧食暫充庫存，以圖隱瞞，如若有人出借，該物即成官物，發覺後不再歸還；已揀選候補府州縣官多員隨同欽差赴閩， “現任府州縣內之錢糧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換”,表示徹底清查的決心。後來果然取得一定成效。

雍正有計劃地清查虧空的同時，遇有新的貪贓，嚴懲不貸。雍正五年(1727),原禮科給事中、山西學政陳沂震，退職後回原籍江南吳江縣，被人告發放考時收錢，雍正說他的家鄉正修吳淞江，命巡撫陳時夏、副都統李淑德強迫他出資一二十萬兩助修水利。同年，浙江巡撫李衛奏參原淮徐道潘尚智，雍正諭令將潘的家產籍沒，充作浙江海塘工程費用。同年，丁憂原籍江南華亭的翰林院侍講廖賡謨，曾任江西鄉試主考官、山西學政，被人告發貪贓受賄，雍正命他出銀八萬兩疏浚蘇淞河道，另出銀二萬兩送直隸正定府助修城牆。雍正十年(1732),河南學政俞鴻圖被告“納賄營私”,資財累萬，被擬以斬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