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科取士

隋煬帝大修文治的最突出成就恐怕要算舉辦科舉，創立進士科了。這一偉大變革使我國古代選官方式發生了曆史性轉折，從而深刻地影響到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麵，並對唐宋以後的曆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科舉製的產生也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它是直接由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察舉製發展而來，至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製，新的選官方式按照封建官僚體製內部的發展規律也就必然要產生。對此，隋朝兩代帝王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創革，到唐宋時代科舉遂成為選官體製的主流。

隋煬帝創立進士科，其功不可沒。

隨著門閥製度的衰落，選官製度至隋時麵臨著改革的必要性。在隋之前，我國古代選官方式先後曾出現過貴族世卿世祿製、征辟察舉製、九品中正製等，均在不同時期占據過主導地位。

隋建立後，如何選拔新政權的官吏，自然是新君隋文帝的要務，開皇二年(582)正月甲戌(三十日),隋文帝“詔舉賢良”。開皇七年(587)正月乙未(二十日),文帝又“製諸州歲貢三人”。學者劉焯開皇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哭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崔賾開皇初由秦王楊俊薦舉， “射策高第”,授校書郎。王貞由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授縣尉”。竇威由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又有韋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開皇十八年(598)七月丙子(初七),隋文帝又下詔： “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看來隋文帝旨在恢複漢代的察舉製，所察者孝廉、秀才，被舉者要“射策”,即考試才能“高第”,但仍須由州縣或中央官員的薦舉，並設立了每年歲貢三人的常貢，科目則有“甲科、秀才、明經、誌行修謹、清平幹濟”等名目。舉後即授官，所謂射策高第。開皇末年，賀德仁由仆射楊素推薦，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溫彥博由秦王楊俊舉薦，授文林郎；其兄溫大有仁壽中因尚書右丞李綱表薦，授羽騎尉；高儉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有杜正倫者，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一家三兄弟“俱以秀才擢第”。以上人才的湧出，既有舉薦，也有考試，這標誌著察舉向科舉的轉化。

仁壽二年(602)七月丙戌(初十),隋文帝又“詔內外官各舉所知”。

仁壽三年(603)七月丁卯(三十日),文帝又下詔選拔人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鹹令進路，征召將送，必須以禮”。所舉包括隱跡江湖、潔身自好者，是全國範圍大規模的推舉人才。宰相蘇威之子蘇夔開皇時因議樂得罪在家，逢此時文帝下詔舉天下“達禮樂之源”者，於仁壽末年被雍州牧、楊廣之子晉王楊昭所舉， “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了文帝，文帝對他最為滿意。從詔書來看，隋文帝仁壽末年舉薦人才的措置與開皇初已大有不同，一是貢舉人數“不限多少”,凡有“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不得不舉。這些才士不一定出自貴族高官子弟，可以是閭閻鄉曲之人，也可以是浪跡江湖者。開皇十六年(596)六月甲午(十三日),隋文帝曾“製工商不得進仕”,除工商戶外，凡國家編戶不問門第寒素，凡有才之人都可以舉。“搜揚賢哲”, “各舉所知”,就是要盡攬天下人才，這與科舉製的精神是一致的。要中外官員舉人，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仍為他薦，這裏隻是要他們分別負責中外製科報名事務，有才者聞風自往官府報名也是可以的，以使盡攬天下人才。雖然隋文帝旨在恢複漢代察舉製，但經過七八百年的發展，其製度程式依照某種規律已向更新的形態發展，九品中正製衰落之後，察舉製在隋唐之際發展為科舉製已是順其自然、水到渠成之事了。

由察舉向科舉的轉折，關鍵在隋代，而其標誌之一則在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製。有人以隋朝兩代帝王恢複的是漢代察舉而否認隋代科舉製度的產生，把察舉和科舉看成為本質上截然不同的選官方式顯然是誤解。所謂科舉製度，就是由國家設立科目，定期地進行統一招考，即“分科舉人”“開科取士”,考中者得以入仕，察舉製也要考試並分有科目，但其與科舉不同在於察舉製主要在薦舉，考試是次要的。科舉則關鍵在於考，是一種考選入仕的製度，南北朝後期南北政權都更重視舉秀才考試，可以看作為科舉製的萌芽，但九品中正薦舉製度還存在，所以不能認為科舉製已經成立。

隋煬帝是一個很有才學也最重視才學的皇帝，他認為自己當皇帝並不見得依靠皇族的血統，若以文才進行考試選舉，也是非他莫屬。這一方麵表明他以才學自負；另一方麵也表示煬帝對科舉選士的熱心。由此可見，隋煬帝是科舉製度創立的關鍵人物。

作為一種選官製度，科舉舉人重在才能，分科公開考試，張榜公布成績，得官的關鍵在通過考試，榜上有名。科舉製以文辭和經術設科大比，士人之進退係於程文之科第。而世卿世祿製所重者為血統，征辟察舉製重在德行，九品中正製重在門第。與科舉於考場見高低相比，其他各種選官辦法都顯得不夠公平。

隋煬帝對以門第平流進取坐享清官最看不起，即位後秉承其父遺策，著力打擊門閥士族。

隋煬帝認為得官主要應依靠自己的才能，並著力搜刮才智之士。大業元年(605)正月，他下詔： “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鹹宜采訪，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同年閏七月，又詔曰：“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內，豈無奇秀。諸在家及現入學者，若有篤誌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采訪，是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在興辦學校，敦獎名教的同時，選拔優秀學人，隨其才能，任以官職。

如何征召選拔人才呢?

大業三年(607)四月甲午(十六日),隋煬帝下了一道詔書：

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後，立政經邦，何嚐不選賢與能，收采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房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岩穀，置以周行，冀與群才共康庶績。而匯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選層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遊卒歲，甚非謂也。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啟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

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現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這份詔令充分表達了隋煬帝思賢若渴之心，要征召天下賢才，包括垂釣的隱士都出來做官，以匡輔自己。應舉的賢才應德才兼備。這裏雖仍以道德為先，但實際上他看重的還是才能。隋煬帝要求地方官依令十科舉人，十科是：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才堪將略、膂力驍壯。這裏德、才各占一半，十科之中文才美秀一科，有人認為是進士科，為十科的重點，但隻是推測。重德的目的是移風易俗，推行教化，如《隋書·孝義傳》所舉幾個丁父憂哀毀骨立，養母以孝聞的孝子，都得到了皇帝表彰，卻並沒有授予實際理政的職事官，可見重德倡孝隻是表麵文章。兩年以後，大業五年(609)六月，隋煬帝又下詔： “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十科舉人改為四科舉人，減去的全是有關德行的科目，足以證明煬帝所重還在才能，其中“才藝優洽”,有人又認為可能與進士科有關。

十科舉人向四科舉人的變化，反映了隋選官向實際操作化方向轉化，雖然其操作程式過程史書沒載，無法得知其詳，但可以肯定其中必包含著重大的變革，進士科大約在此時創立了。

隋以後，曆代統治者都運用科舉來選拔具有才學、見識和有能力的人才，將他們安排到各級行政部門，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文官係統。科舉把讀書、考試、入仕三者聯係在一起，使不少有識之士通過考試當了官，有了參與管理國家政務的機會，從而提高了國家機構管理人員的素質。科舉又把權力、財富、地位和學識結合起來，造就了中國古代官僚重才重教育的優良傳統。通過科舉，皇帝把選官大權抓在自己手裏，加強了全國政權的集中和統一。

明代初次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人看到當時井然有序的科場考試，十分震驚和欽佩，認為中國是“文憑社會”,把“秀才”“舉人”“進士”直譯為“學士”“碩士”“博士”,並介紹給西方人，認為中國人的社會等級是以受教育的程度來劃分的。的確，唐末宋初之時，由於科舉興盛，使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都一直存在的門閥貴族階級在中國社會最後消失了。

科舉製打破門第、地域、年齡界限，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競爭性，學子通過考試公平競爭，優者當官，這在古代社會不能不說是一個公平的、公正的選官製度，為充分選拔人才提供了條件。曆代科舉也的確選拔了不少人才，如唐宋八大家等，宋以後宰相多進士出身，這些人雖不一定個個都是博學之士，但的確為鞏固封建統治付出了心血。科舉籠絡了大批知識分子，也緩和了部分社會矛盾，使社會最低層的庶人也有機會通過考試步入統治階級上層，為社會提供了合法狀態下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使統治階級及其機構內部不斷得到更新，從而更有活力，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統治的長期延續。科舉製度的創立，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