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佛道

由於佛教、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傳於民間和各王朝官僚貴胄之中，隋唐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麵一貫施行多元一統、三教並重的政策，在尊崇儒學的同時，也弘揚佛道。雖然曾出現過多次毀佛事件，但為時很短，佛教很快就得到恢複。如北周武帝滅佛，至隋不僅複興佛法，而且得到更大發展。宗教既為千百萬民眾所信奉，統治者用簡單粗暴的行政手段是難以根除的，因勢利導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和控製，才是封建統治者的英明決策。

隋王朝兩代帝王都崇信佛教，實行三教並重政策，但推崇的程度和順序卻有所不同。隋煬帝的三教順序是儒、佛、道，他在興學崇儒的同時，佛教、道教也得到倡導和發展。但是，其父文帝的三教順序卻是佛、道、儒，自稱“我興由佛法”,尊為“轉輪聖王”。

然而，隋文帝尊佛重在修功德，並不研習佛教義理，唐僧道世總結隋文帝興佛之功行曰：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周朝廢寺，鹹乃興立之。名山之下，各為立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區。自餘別造不可具知矣。”隋文帝可謂功德無量，但其所推崇的乃北方風格的佛教，注重修行、造像等宗教實踐，而少究經義。

隋煬帝與其父不同，他信佛卻不佞佛，三教並重以儒為先，既修功德卻更重義理。他更重南方風格的佛教，自認是天台智者大師的虔誠弟子。早在江都受戒之時，身為晉王的他即從智者研習法華經義。

隋兩代帝王也都十分重視對宗教的政治控製，在政治統一之後更謀求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統一，用隋煬帝的話來說，即“孔老釋門鹹資鎔鑄”。對思想文化實行專製是秦漢以來專製君主的一貫國策，隻是方式各有不同而已。相比而言，隋煬帝在這方麵做得最為成功。

在隋朝的政治中心長安大興城，有隋文帝所建大興善寺、玄都觀等佛教道教中心寺觀，猥集了大批高僧。當晉王楊廣搖身變為皇太子時，也在京師大興城內建日嚴寺，成為東宮之主佛事活動的中心。據說，日嚴寺居於朱雀門街東

第四街的青龍坊內，仁壽元年(601),太子楊廣營造府邸時施材而建。日嚴寺一切供給皆出楊廣，像江都四道場一樣，也“四海搜揚”各地佛教俊傑。除招攬到彥琮、法顯、慧常、辯義、法侃等北方高僧外，多數是自江都慧日道場聘來的原南朝高僧，如智脫、法澄、道莊、法論、吉藏等。太子楊廣並令中書舍人王延壽到江都，把在江南收集到的佛像送往日嚴寺收藏。因此，有人說日嚴寺實際上是江都慧日道場在長安的延伸。

楊廣把他坐鎮揚州時所經營的江都四道場的佛教文化遺產移入日嚴寺，並在寺裏組織僧人進行譯經活動，到他嗣位當上了皇帝，日嚴寺的聲望就超過大興善寺，成為京師的佛教文化中心。

此外，隋煬帝還有一件更有意義的佛道事業值得一提，他在營造東都時，在洛陽新城新建了四道場，道場建在宮廷之內，所以又叫內道場。早在東漢延熹九年(166),桓楷上漢桓帝的奏文中，曾建議於宮中建黃老浮圖之祠。西晉太康元年(280),晉武帝曾築精舍於殿內，但為時不長。隋東都內道場實為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內道場，其始建於隋煬帝之時，以後唐宋曆代非常盛行。這反映了佛、道兩教與王朝的雙重聯係，一方麵是與皇宮關係更緊密了；另一方麵也意味著受王朝政治控製更進了一步。

隋煬帝最值得稱道的佛事功德是整理佛典經籍，他在東都洛水之濱上林園設置翻經館，將原在江都道場係統翻譯佛經的事業轉移到東都洛陽進行。 “四事供養，無乏於時”。

道教在隋代雖然受到崇奉和扶植，但在三教序位上始終居於佛教之下。《隋書·經籍誌》稱： “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這是與佛教相比，顯得道教被冷落，實際上，文帝開皇、仁壽兩個年號，都是得之於道經。隋建國之初，文帝也曾利用道教編造“受命之符”,為他篡奪北周政權製造輿論。隋長安大興城有玄都觀，承北周設通道觀。研究三教學術，集義學道士，研討道教教義。隋煬帝繼承了其父扶植道教的政策，東都四道場養了不少道士。然而，三教次序雖有變，但三教並重的總方針沒有大的變化。

隋唐道教煉養術也有較快發展，據說隋煬帝也曾利用道士合煉金丹，以求長生不死。

隋煬帝與其父在宗教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雖尊佛道，但並不迷信，雖信佛但並不佞佛，而是把佛教作為他統治國家的手段。但其父文帝卻迷信至深， “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五州，皆造大興國寺”,除佛寺命名大興外，新建都城名大興城，皇宮曰大興殿、大興門，又有大興縣、大興園等，似乎有了大興之名，國必大興旺，大發達。

隋煬帝大修文治，三教並重，移風易俗，重視思想文化建設，這對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做出了傑出貢獻。隋煬帝的這些作為既然影響了曆史發展，因而應該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對他的業績不應一味抹殺，有不少功績亦應實事求是地予以基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