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輯江南
陳全境兩三個月內即全部歸屬隋朝，於是南北四百年的分裂局麵宣告結束了。然而大一統實現後，隋文帝即麵臨鞏固統一的新問題。六朝在江南割據近四百年，大江南北各方麵的差異很大。也就是說，必須在消弭政治與文化差異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統一，這是一件極其艱巨而複雜的事業，武力和簡單粗暴的高壓政策無濟於事，並不能安定江南政局。如何施以恩惠，感化舊陳民眾，清其反側之心，調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進文化合流，鞏固統一局麵，則是比軍事征服更複雜的問題。
晉王楊廣在平陳凱旋班師回朝受賞有加之後出鎮並州，重新肩負起監視和抵禦北邊突厥的重任。開皇十年(590)二月庚申(初二),隋文帝親臨晉陽(今山西太原市)巡視，至四月辛酉(初四)才從晉陽回到長安，居晉陽長達兩個月之久，足見其對北部邊防的重視及對次子楊廣的器重。
舊陳江南之地則交由三子秦王楊俊經營治理。楊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為了更好地控製江南，隋文帝下令在江北築江都(今江蘇揚州市)新城，並下詔將建康城邑宮室夷為平地， “平**耕墾”。而在原石頭城(今江蘇南京市)地方置蔣州，蔣州之名則因石頭城外蔣山(今鍾山)而取，六朝故都的建康城，自此成了隋朝版圖內的一般州縣了。
然而，要統治江南，絕非是搗毀一座城堡所能奏效，鞏固統一的局麵，更非輕而易舉之事。這時的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已有了很大發展，許多方麵南方並不比北方差，與三百年前西晉滅吳時相比，情況要複雜多了。南方地方勢力除根深蒂固的吳姓門閥朱、張、顧、陸外，還有僑姓門閥王、謝、袁、蕭等。在江南腹地由於幾百年來不斷地開發，又湧現出許多新興的地方豪族，他們遍布於浙東閩中山地、贛江湘江流域及嶺南廣大地區。這些“溪洞酋豪”早在梁陳之際就趁亂起兵割據州郡，控製了地方政權，陳朝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他們和三吳門閥共同形成了江南強大的地方勢力。
隋出兵平陳之時，江南門閥和各地豪族並沒有進行有力的抵抗，他們對腐朽的陳朝滅亡並不在乎，視為一般的改朝換代，政權屬於陳氏，還是楊氏，國家統一還是分裂，對於他們來講，並無多大關係，這也是隋得以迅速亡陳的重要原因。江南豪族關心的是他們的既得利益是否能保持延續，希望在新朝可照樣做官。如果隋文帝能讓江南豪族享有關隴世族同樣的社會地位，承認各地土豪統治地方的權力，則這些人就可能成為隋王朝的支持者。然而，隋文帝滅陳後推行的是“關中本位政策”,對江南人士采取了排斥鄙視態度。陳亡後，其宗室諸王“並配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生活極其艱辛。陳將相大臣除少數人給予通直郎、秘書丞之類小官，讓他們參與一些製禮作樂、粉飾太平的活動外，都未加以重用。隋滅陳，南方王、謝及朱、張、顧、陸等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西魏北周的官爵仍可蔭及後代，而江南人士卻被剝奪了一切政治經濟特權。開皇十年(590),隋文帝又令“江表依內州責戶籍”,在江南檢括戶口，收奪世家大族的蔭客及其不稅不役等經濟特權，使江南豪族擁有的大量依附人口、部曲成為國家的編戶。在任命秦王楊俊為揚州總管的同時，隋文帝又在江南置吳州、洪州、廣州、桂州、潭州、永州、杭州、循州八個總管府，任命關隴人士為總管，陳時舊地方官一律革職， “牧民者盡更變之”,並一律改委北人，這又使江南經過多方鑽營而獲得官位的庶族地主，也猶如喪家之犬。隋文帝還重新整頓北魏孝文帝以來北方就已建立的鄉裏基層組織，重新編組基層社會，以加強對南方的控製。開皇九年(589)四月的“太平詔書”,嚴令吳越之野的“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人間甲仗，悉皆除毀”,後又多次下令收繳南方人武器。這些措施皆“尚關中舊意”,又於陳亡後短期內在江南全麵推行，且十分嚴厲，表現出明顯的“關中本位”,憑借關隴武力以鎮四方的主張。
當然，隋文帝的上述措施目的也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統一，但方法上卻過於簡單粗暴，他把推行於北方的一係列措施同樣推行於江南，卻沒有針對江南地區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特點，沒有主動去收攬江南人心，沒有處理好隋中央政權與新納入其統治下的江南地方勢力之間的關係。北方南下的隋地方官亦多以嚴刑峻法為治，淩辱南人，使南方人士大失所望，因而亂心日增。
開皇十年(590)十一月，也就是陳亡後不足兩年時間，一場規模巨大的反隋叛亂在舊陳境內全麵爆發。是月婺州(治今浙江金華)人汪文進、會稽(今浙江紹興)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儈、台州樂安(今浙江仙居縣)的蔡道人、蔣山(今江蘇南京)李棱、饒州(治今江西上饒)吳世華、永嘉(治今浙江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今浙江杭州)楊寶英、常州顧世興和葉略、越州(治今浙江紹興)人顧之元、交趾(今越南)李春等人皆反。造反者一時俱起，遍布舊陳全境，有的“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有的自稱“大都督” “司空”,攻陷州縣。他們“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互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 ‘更能使依誦五教邪’”。表現了其對隋歧視性高壓政策的極端仇恨。反叛者有的“船艦被江”,兵眾之多， “周亙百餘裏”,聲勢之大令人駭異。
參加叛亂的包括江南社會各階層人士，既有世家舊族，也有酋豪洞主。如沈氏一族， “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為遠近所服”。據《隋書·楊素傳》,沈姓反隋有名有姓的就有沈玄儈、沈傑、沈雪、沈能、沈孝徹等人。吳姓門閥顧、陸、朱、張家族也有人起兵。值得注意的是“樂安蔡道人”,顯然是江南宗教勢力的代表，會稽高智慧從姓名看也似乎與佛教有關。而樂安(今浙江仙居縣)地方更靠近天台山，浙東沿海一帶民眾具有廣泛的宗教信仰，又具有反抗傳統，前有東晉時孫恩、盧循以天師道，後有北宋方臘以摩尼教，成功地組織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開皇十年(590),江南盡叛，這一地區也最為嚴重，一時“寇賊交橫，寺塔燒盡”。廣泛發動起來的江南反隋大叛亂，對剛統一中國的隋王朝來說的確是一次極為嚴重的考驗。
隋文帝立即令剛接替楊廣任內史令的越國公楊素為行軍總管，率總管來護兒、史萬歲、麥鐵杖等，調集府兵前往江南鎮壓。
同時，隋文帝又調並州總管晉王楊廣為揚州總管，移鎮江都，而原揚州總管秦王楊俊則調換為並州總管。
二十二歲的楊廣臨危受命，又一次進抵江南，隨他南行的有將軍郭衍、宇文述等。但隋文帝給他的任務並不是總統軍隊，指揮平叛，而是以皇子的身份，坐鎮一方，並規定“每歲一朝”。平叛的統帥是宰相楊素，隋文帝給楊素的詔書稱“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楊素的地位和前一年的高穎一樣是平南實際統帥。同時，隋文帝一直在關注江南平叛行動，楊素也一直與京師保持密切的聯係。既然楊素受命率軍南下平叛，是直接聽命於隋文帝，也就沒有必要與新任揚州總管楊廣打招呼，而且是先於楊廣而行，率軍自揚子渡迅速渡過長江，投入平叛戰役。
江南叛亂雖然聲勢浩大，但陳王朝既不複存在，江南大小山頭林立，互不相連，難以形成統一的戰鬥力量。楊素采取各個擊破的戰略，把兵鋒首先指向了三吳、浙東地區。先在京口(今江蘇鎮江)打敗了朱莫問的叛軍。隨後又進軍平定了晉陵(今江蘇常州)顧世興、無錫葉略的叛軍，又抓獲叛軍首領沈玄儈，然後轉向浙東。叛軍首領高智慧在浙江東岸砌起營壘，綿延達一百餘裏，戰船布滿江麵。楊素部將江都人來護兒熟悉江南情況，認為吳人善於水戰，請求給數千精兵，偷渡浙江，奇襲敵後方營壘，楊素表示讚同。於是來護兒率數百輕牒徑登江對岸，突襲叛軍營壘，縱火焚燒，在敵軍恐懼之際楊素於正麵發動猛攻，大破叛軍，高智慧窮蹙，自閩中逃亡入海。
然而內地山區的叛亂平而複聚，楊素又派遣行軍總管京兆人史萬歲率領軍隊兩千人，從婺州(今浙江金華)穿小道翻嶺至海，攻陷無數叛軍盤踞的溪洞。史萬歲前後七百餘戰，轉戰千餘裏，有一百多天毫無消息，眾將士以為他全軍覆滅。深山裏的史萬歲卻把信封進竹筒，放入江流，漂至下遊被汲水者撿到，轉告楊素，於是楊素向朝廷奏報了史萬歲的事跡，隋文帝見奏連聲稱奇，賞給史萬歲家屬錢十萬。楊素又在溫州打敗了叛軍首領沈孝徹，隨後轉向天台山，直指臨海縣，前後作戰一百多次，一路上追捕漏網潰逃的叛軍。戰鬥間隙楊素曾乘傳驛回朝向隋文帝匯報過一次，但很快又乘驛回到會稽，渡海破擊王國慶部叛軍。窘迫中的王國慶抓獲高智慧以自贖，楊素在福建泉州將高智慧斬首， “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東南沿海大部分地區的叛亂都被楊素平定了。
與楊素血腥鎮壓不同，晉王楊廣更注重招撫，與前年平陳之役所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法相同，剿撫並重，攻心為上。
楊廣到任揚州後，也派部將郭衍“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然後向西進兵皖南“黟、歙諸洞，盡滅叛軍”。晉王府參軍段達也率軍萬平定方州、滁州二州，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今安徽宣城),有力地配合了楊素在東南沿海一帶的軍事行動。
楊廣並沒有直接率軍參與進剿軍事行動，但他坐鎮江都，招撫叛者。有吳郡世族名士陸知命，是南朝世代官宦之家，陳亡後居家閑住， “以貞介自持”,在三吳地方很有名望。楊廣於是請他出麵向叛者勸降，結果在陸知命遊說下，有十七城叛者納城迎降，得其渠帥陳正南、蕭思行等三百餘人。由此可見，楊廣的功勞實不在楊素之下。
當時嶺南地區的形勢比較複雜，這一帶土著居民尚在漢化進程之中，有不少俚、僚部族與漢族雜居。陳亡後，隋文帝派永州總管周法尚“安集嶺南”,斬仍據山洞負隅頑抗的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文帝又派裴矩巡撫嶺南，尚未成行江南就發生了大規模叛亂。番禺(在今廣東)人王仲宣也舉起了反隋大旗，嶺南土著酋領都群起響應，將隋安撫大使總管韋洗圍於廣州城內。韋洗中流矢身亡，隋文帝任其副手慕容三藏代理廣州道行軍事，據守廣州待援。王仲宣又遣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治今廣東韶關),裴矩翻過大庾嶺，擊破叛軍並斬周師舉之首，由南海(今廣東北江流域)進援廣州。但當時嶺南隋軍力量單薄，曾被晉王楊廣招撫歸降的當地俚族酋領洗夫人的政治態度，就成為了安集嶺南的關鍵。
洗氏“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擁有很大勢力。梁武帝時洗氏嫁給梁高涼太守馮寶為妻，馮氏乃北燕帝裔，其祖浮海歸於南朝宋，居於新會，以後世代為嶺南地方牧守。馮、洗二族聯婚後，洗夫人懷集百越，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梁亡歸陳，陳亡歸隋。王仲瑄圍隋將慕容三藏於廣州，洗夫人即遣其孫馮暄率軍往救，但馮暄傾向於反叛者，遲留不進。洗夫人大怒，將馮暄係於州獄，派另一個孫子馮盎再出討，斬叛軍統領陳佛智，夫人又不顧年高，親自出馬，與慕容三藏內外合擊，將王仲瑄擊潰，解廣州之圍。然後，夫人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護衛隋大使裴矩巡撫嶺南二十餘州，使嶺南蠻俚首領都出來參謁，裴矩承製將他們署為刺史、縣令，讓他們仍舊統領部落，於是最後平定了嶺南。隋文帝聞訊大喜，追贈馮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洗夫人為譙國夫人。任馮盎為高州(治今廣東陽江)刺史，又置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許以便宜從事之權。嶺南的歸附，使隋文帝又一次看到了懷柔政策的成效。
楊廣從開皇十年(590)出任揚州總管，鎮守江都，到開皇十九年(599)由江都離任入朝，坐鎮江都整整十年。如何處置易動難安的江南地方勢力，如何鞏固統一局麵?“關中本位”的高壓政策引發了江南的全麵反叛，平叛後肩負鎮守江南重責的楊廣對原先的政策進行了很大調整，開始廣泛收納江南人士，推行文教事業，調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促進南北文化合流，以鞏固新的統一。
要做到以教化促進統一，首先必須改變以勝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態度。這一點楊廣一開始就與其他關隴貴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學，善屬文”,熱愛詩歌文學，作文模仿由南朝入北的庾信及其文體。王妃蕭氏又是昭明太子蕭統的玄孫女，具有極高的江南文化素養，並潛移默化地影響於楊廣，這使楊廣對江南文化極為推崇。六朝以來那種追求個性的人格精神、思想感情、審美意識及其重要精神產品——南朝文學、詩歌，對楊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時楊廣才二十二歲，也極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業，來到江南之初，即開始廣泛收納江南人士。
早在滅陳之時，楊廣就竭力招致江南才士，如會稽虞綽、吳郡潘徽等人。世居江南的潁川庾自直，在陳亡後入關，沒有獲得隋朝官職，楊廣聞知，即招引到自己府內任學士。晉王府重要幕僚柳誓，字顧言，祖籍河東柳氏，永嘉亂後南遷，世代仕宦南朝，曾任後梁主蕭答的宰相，梁國廢後轉入晉王府任諮議參軍。由於柳普熟悉南方士林，楊廣移鎮江都後即讓他廣泛地招引舊陳才俊，柳普招引到朱場場等百餘人，以充晉王府文學。其中丹陽諸葛潁清辯有文才，楊廣素聞其名，引入府任參軍事，後轉王府記室。會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華出眾，名望極高， “時人方為二陸”,也被楊廣羅致。江左巨族的琅邪王春、王胄兄弟，雖然政治地位不如往昔，但社會聲望仍然極高，楊廣也引為學士。
江南門閥士大夫文化素養向來極高，並自視為華夏文化正統，視北人為夷狄，具有極高的文化優越感。然而時過境遷，江南士人現在已是亡國之眾，但他們內心實看不起粗鄙不文卻趾高氣揚的關隴武夫。晉王楊廣對他們優禮有加，尊崇寬大，極大地滿足了江南士人的自尊心，使他們樂於進入晉王幕府。
楊廣大力羅致江南才士，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為了更好地交際拉攏江南人士，楊廣竟效法東晉著名宰相王導， “言習吳語”,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吳方言。這些舉動，大大緩和了南人對隋朝的敵對情緒。
楊廣十分重視和關注江南的文化事業，他曾讓潘徽組織江南諸儒編撰《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江都集禮》的修撰是一項宏大的文化工程，晉王楊廣以此網羅了大批文儒，繼稷下之學，論辯真偽，製禮作樂，深得江南人士的讚譽。潘徽的序言稱頌楊廣能文能武，多才多藝，實非虛語。以當朝風流皇子，關隴人士，能如此推重已亡國的江南典章文物，其意義不光是對江南人士的懷柔，而是為南北文化交流，政治統一做出貢獻。日後楊廣奪嫡成功，當上了皇帝，更把南朝政治、文化因素引入隋朝，使長期分隔的南北文化能在更好的政治氛圍中得以自然融合。江南地區日後在隋煬帝引導下，對隋社會政治產生極大影響，而這一切也都是發端於江都晉王藩邸。晉王楊廣還是江南宗教的保護者。
楊廣自幼生長於佛教之家，當然不會不懂得宗教特殊的勸善化民、資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利用宗教收攬江南人心，是楊廣所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同樣，宗教的興盛也離不開封建帝王的支持，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動向皇權靠攏，政教互動，共助王化，在曆史上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楊廣移鎮揚州，馬上以江南佛教的最大護法者自許，楊廣把隋平陳及平叛二次戰役中，江南佛塔被毀的責任全部推到了叛亂分子身上，並以王者口吻對此深表遺憾，對無所依恃的僧侶表示深切的同情。其實，這也是表示江南佛教需要他的保護。
江南佛教、道教自東晉以來已發展了幾百年，二教在江南社會各階層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利用宗教組織農民起義之事時有發生。梁武帝之時，佛教達於全盛，其以帝王之尊，曾四次舍身同泰寺為寺奴，由群臣以一億元錢奉贖回宮，後來陳後主也如法炮製，佛教寺院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因而都大為增強。“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整個南方社會上上下下都彌漫著濃烈的宗教氣氛，南朝諸帝個個都是佞佛君子。
為了加強對江南宗教思想界的控製，楊廣出鎮揚州不久即在江都建立了四道場，廣泛招集江南高僧道士，齊集於江都，以便就近控製利用。所謂道場，即道觀、寺廟，用於安置他所招攬的高僧道士。
道場釋老各有二部，即佛教的慧日、法雲二道場，道教的玉清、金洞二道觀(玄壇),均設在揚州城內總管府新官邸附近。
江都四道場內，除高僧名道外，楊廣又“盛搜異藝，海嶽搜揚”,收羅宗教界各類人才和各種書籍，並收羅了不少藝僧。道教玉清玄壇，有徐則畫像、佛教慧日禪寺，亦有“張善果畫壁”,教界凡“一藝有稱”者，即“三征別館”。如會稽永欣寺僧智果，工書銘石，與書法家智永齊名，其書法傳王羲之行草書體，風格瘦勁，造次難類。楊廣聞其大名，召入四道場。又有僧法論詩文才高，也被召入江都四道場，楊廣和他“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
楊廣還在江都組織僧人整理佛經，早在楊廣率五十萬大軍平陳之時，身為統帥的晉王楊廣怕佛教靈像尊經遭戰火化為灰燼，曾命令遠征各軍隨訪收聚。揚州四道場建立後，晉王楊廣即在慧日內道場立《寶台經藏》,將收集到的經卷命慧覺等高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