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理天下

統治思想

自秦漢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秦始皇是法家皇帝。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準確地說，秦始皇的統治思想具有以法家為主、綜合百家的特點。他是一個比較偏愛法家的“雜家”皇帝。

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創建帝製過程中麵臨著一係列重大政治選擇，這些選擇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法律等各個領域，包括政策、策略、製度等各個層麵。這些選擇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選擇過程中也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秦始皇的政策、策略、製度選擇大多有係統的政治理念作為指導，其強烈的理論選擇意向也躍然紙上。秦始皇本人是一個頗有理論素養的政治家。在他的輔臣、謀士中也有一批理論造詣頗高的思想家。

因此，秦始皇的許多政治選擇都是在當時最為流行的理論學說的指導下做出的，有些政治選擇很有創造性，具有為中國曆史發展進程定向的意義。

他的許多作為也在政治製度史、經濟製度史、思想文化史、法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這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時代”,秦始皇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嗎?

隻要對秦朝的統治思想做全麵、深入、細致的分析就不難發現，它的來源廣泛，構成複雜，內容豐富。就基本內容而言，秦朝的統治思想與兩漢的統治思想並無質的差別。

如果說秦漢的統治思想有什麽區別的話，主要在於具體的思想形式和基調有所不同，各種思想的整合程度有所不同。各種思想史的著作在論及以今文經學為代表的漢代統治思想的時候，常常使用“融合儒道法”“兼納陰陽、刑名” “雜用王霸”之類的斷語。

其實這類斷語同樣可以用來為秦朝的統治思想定性。推而言之，不管具體的思想形式和基調是法家、道家，還是儒家、佛教，中國曆代王朝的統治思想都具有“雜家”品格，甚至可以說， “雜家”品格是中國古代主流文化的特點。“雜家”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所整合的，其基本屬性是“雜用王霸”。

秦始皇在選擇與確立皇帝製度法定意識形態方麵做出過特殊的貢獻。秦始皇自詡“原道至明” “體道行德”“匡飭異俗”,他為秦朝創立一係列製度與法則，並指令“後嗣循業，長承聖治”。

秦始皇力圖從思想上、製度上尋求使“天下無異意”的“安寧之術”。他的一係列政治活動都體現著選擇與確定法定意識形態的意圖。他“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他通過定尊號，除諡法，集先秦君權觀念之大成；他又依據“五德終始”推定秦朝為水德，確定符合水德的政治方略；後來他又“別黑白而定一尊”,禁私學，焚《詩》《書》,指令天下“以吏為師”。

秦始皇不是一位思想家，而他在確定皇帝製度的政治指導原則方麵的確下了一番功夫。秦始皇以法家為主、綜合百家的統治思想及相應的政治實踐，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秦始皇的統治思想多采自諸子百家的特色學說，他廣泛選擇各家之長，形成比較完備的統治手段及相關的製度、方略和政策。

先秦學術號稱百家，諸子百家除了少數有無君論的傾向外，其餘都是有君論者。從現存文獻看，其中提出比較完整、比較係統的政治理論的隻有儒、道、墨、法四家。在政治思想領域影響較大的還有陰陽家和名家。這六大學派的政治思維有共同的取向，即維護君主製度。然而對於實現和維護君主專製政治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方略，六家的主張有很大差異，彼此爭鳴不已。

秦始皇不是一個學問家，而是一個政治家。他專注於現實政治，這就決定了在思想上他是一位“雜家”。

從現存文獻看，秦始皇沒有學者中間常見的黨派意識和學術偏執。他對各種傳統文化、思想流派和政治學說的取舍主要依據其實際政治需要。秦始皇受法家學說的影響較大，而他從來沒有唯法家學說是從。

在思想文化上，秦始皇基本上實行兼收並蓄政策。在他的群臣、博士中聚集著諸家門徒，也可謂人才濟濟。在具體施政中，秦始皇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諸子百家的學說，依據有益於政治統治的標準廣泛選擇，並加以整合。因此在秦朝的官方思想中，法家、陰陽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先秦主要學術流派的思想都有一席之地。即使在秦始皇嚴禁私學、“焚書坑儒”之後，兼收並蓄的基本方針實際上也沒有重大改變。原因很簡單，秦始皇實行文化專製的方略是一切統一於皇帝欽定的官方思想，官方思想的集中體現則是國家和皇帝頒布的各種法律、政令，而相關思想的來源與構成則是綜合諸子百家的。

自秦孝公以來，秦國的執政大臣，如商鞅、張儀、樗裏子、甘茂、魏冉、範雎、蔡澤、呂不韋、李斯等人，都不是儒者。他們注重功利、實力、謀略、耕戰和法製，從不諱言“霸道”。

其政治理念與商周以來的傳統思想、禮樂政治多有不合之處。秦始皇讚賞《韓非子》,信用李斯、尉繚等人，其定製立法的依據多來自法家學說，行政的方式也深受法家學說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位“法家皇帝。

“以法家為主”主要體現在秦朝皇帝的主要政治傾向及某些政治製度層麵和常規性政治操作層麵。即使在製度和操作層麵，秦始皇也沒有按照法家的教導亦步亦趨。他更沒有宣布獨尊法家。

儒家學說為秦朝的統治思想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內容，其貢獻僅次於法家。這是由儒家學說的本質和特色所決定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是儒家鼓吹“王天下” “土無二王”“定於一”“大一統”,倡導君主專製，維護等級製度，又提出了比較多的調整王權的思想，其理論體係的基本內容很適合皇帝製度的需要。其中，儒家對秦朝政治的最大的貢獻當數係統化的“大一統”理論。它非常合乎秦始皇的口味。其次，是儒家學說的特長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這一點對於皇帝製度也是“不可易”的。對這一類“雖百家弗能易”“雖百長弗能廢”的內容，秦始皇及其輔臣不可能視而不見，更不可能棄而不用。秦朝的禮製、法律、紀功刻石及道德規範等都體現著儒家學說的深刻影響。

秦始皇是一個重視禮製的皇帝。正如儒學在秦朝的境遇暴露了它的弊端一樣，儒學對秦朝政治的影響最能展現它的優長之處。儒之弊端和優長皆在一個“禮”字，儒學正是靠著禮學給予秦朝的政治製度、臣範官軌、倫理道德以深刻的影響。

秦始皇的許多作為和言論頗像一個“禮治”皇帝。秦朝的禮儀製度受傳統觀念和製度的影響最深，而講究這一套是儒者之長。秦始皇曾指令群儒議定封禪典禮的儀軌。儒家以“禮”作為其全部政治學說的主幹和基礎。在秦朝禮儀製度的建設方麵，儒家功不可沒。

儒家學說對秦朝政治的又一個重要影響是政治道德。

儒家的許多政治價值也獲得秦朝統治者的認同。秦朝在各地的紀功刻石中，宣揚“仁義”,大講秦始皇的“仁” “義” “聖” “德”。這些思想來自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觀念，而秦始皇、李斯等人顯然是信奉這一套的。

秦朝政府依據某些儒家價值標準，評價秦始皇的功業，向廣大臣民宣揚皇帝的功德，這從一個側麵顯示了儒家學說在全社會的廣泛影響。秦始皇依據儒家提倡的倫理觀念，為天下臣民設定道德規範、法律規範，這實際上是憑借國家權力貫徹儒家的某些社會政治主張。儒家學說在組織、維係秦朝社會政治體係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秦朝的統治思想、政治模式和某些製度受陰陽家的影響很深。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秦始皇采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此論證秦朝皇帝奉天承運，並據以確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一係列具體的製度；二是秦朝的一些政治規範深受陰陽家“四時之政”的影響。

“五德終始”說的發明權屬於鄒衍。鄒衍，齊國人，陰陽家著名代表人物，大約生活在齊威王、宣王時期。

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五德終始說”是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學說，深得各國統治者的青睞。

呂不韋曾將這種學說編入《呂氏春秋》,並廣為宣揚。秦始皇也篤信這種學說，並將其納入秦朝的統治思想。從此“五德終始說”正式成為秦漢皇帝製度法定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陰陽家的“時政”論對秦朝的統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時政，即四時之政。有關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由來已久，陰陽家隻是集其大成而已。最早從理論上係統論述時政的是《月令》。

《月令》是陰陽家的一篇重要的經典。《呂氏春秋》全文收錄了這篇文章，並將它作為全書的大綱。儒家也將其收入《禮記》。可以說有關的觀念和理論一直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秦始皇之所以以“五德終始說”論證秦朝統治的合法性，以水德規範秦朝的政治模式，並依據四時之政製定有關的法律，是因為這既是他和群臣的政治信仰，又是社會大眾的政治信仰。

秦始皇顯然是一個有神論者。他非常迷信，不僅沿守秦的多神信仰，還把中華大地所產生的諸多神靈都接受下來，一一加以崇拜。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個多神的世界。他還對仙人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企盼著羽化而成仙，變成長生不老的“真人”。在政治思想方麵，他相信君權天授， “五德終始”,於是頻頻禮拜上帝及眾神，祈求保佑。

他極力以華夏族共同信仰的皇天上帝來證明秦朝皇權的合法性，並自命為“水德”之王。他還千方百計地消除據說彌漫於東南大地的天子之氣，以防範又一位獲得天命的君主奪取贏秦天下。

墨家是戰國時期的顯學之一，其信徒很多，影響頗大。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墨家學說代表社會下層民眾的意願，其尚賢、非攻、兼愛、節用、尚同思想不合乎統治者的需要。許多學者甚至認為，墨家主張民主、平等、博愛。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墨家的思想與實踐都不具有與君主政治相對立的性質。墨家學者還得到包括秦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君主的禮遇。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一種否定君主專製製度的學說不可能成為一時之顯學，更不可能得到君主們的青睞。

仔細分析墨家的政治思想體係就不難發現墨家的某些具體主張可能不能迎合統治者的欲望，而其政治思想體係與秦漢以來的統治思想並無根本性的矛盾。在政治上，墨家屬於專製主義。

墨家主張尚同，其要點有六個：

一是人類必須實行君主製度。

二是最高政長至貴至智。

三是天子選拔任命各級政長。

四是政長逐級尚同。

五是下級絕對服從上級。

六是維護等級製度。

秦始皇驕奢**逸，不可能實行“節用”政策，然而他也宣稱“上農除末，黔首是富”"節事以時，諸產繁殖”。他與曆代皇帝一樣， “強本節用”這塊招牌還是要高舉的。

道學家說對於秦朝的統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

道家學派比較複雜。先秦道家中的一些學者有無君論的傾向，而更多的道家學者是主張實行君主專製的。特別是在戰國秦漢之際，黃老一派在政治上頗有影響，並獲得一些統治者的青睞，曾經為皇帝製度法定意識形態的確立做出過特殊貢獻。先秦道家對秦朝統治思想的影響主要通過四個渠道實現。

第一個渠道，是以區域文化為媒介。

第二個渠道，是以其他學派為媒介。

第三個渠道，是道家獨有的學術優勢。

第四個渠道，是道家自身的理論發展。

《經法》《十六經》《道原》《稱》等黃老派的著作力主以法治刑名實現君主集權。許多學者稱其為“道法”家。就基本政治主張而言，這些思想與秦朝的統治思想是大體相合的。

先秦名家以重視“形名”之學著稱，它既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流派，更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思想流派。

儒、墨、法諸家都很重視形名之學，而名家特指一批專門研究形名關係的學者。以形名之學討論政治的學者大多把關於“形名”的哲學思辨與“刑名” “名分”“正名”等政治問題結合起來。

秦始皇在施政中，擅長運用刑名之術，他非常重視“審一”正名，立法定分， “循名責實”。這是符合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的思路的。盡管秦始皇可能不是直接從名家那裏學來的，但是名家的主要政治主張顯然是當時統治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秦王朝的統治思想與西漢王朝統治思想就基本構成和基本取向而言，大同而小異。主要區別在於由於皇帝製度的政治指導原則尚不成熟，法定意識形態尚未確定，秦王朝的統治思想比較粗糙，同時又受秦國的政治傳統和秦始皇及其重要輔臣的政治傾向影響，其中法家思想的成分也比較濃重一些，而漢武帝以後，經過長期的選擇，統治思想進一步完善，又確立了儒家學說的主導地位。

無論如何，秦漢的基本政治製度和基本政治模式屬於同一類型，它們的統治思想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差別。最能體現秦漢統治思想一致性的是“大一統”。

無論如何評說功過得失，有一個曆史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國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從疆域上、製度上和文化上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大一統”。秦始皇的“大一統”觀念及相關的製度堪稱這種政治觀念和政治製度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