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霸的戰略

秦始皇親政之前，主持秦國大政的相國呂不韋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麵積極為統一天下做準備。秦始皇六年(前241),東方各國勉強拚湊的最後一次合縱攻秦被粉碎。以楚國為“縱長”的楚、趙、魏、韓、衛五國聯軍各自潰散。

從此， “合縱”徹底瓦解。當時就有人斷定： “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這表明，統一戰爭的前奏已經吹響。

秦始皇親政之初，魏國、韓國、楚國、齊國、趙國先後走向衰弱，六國皆弱而秦獨強的戰略態勢呈現幾乎不可逆轉之勢。隻要秦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略不出現重大的失誤，隻要各國得不到休養生息、重整旗鼓的機會，隻要六國不能結成同心協力的抗秦聯盟，就必然一一敗在秦國手下。戰國七雄的兼並戰爭進入尾聲。

優勢並不等於勝勢，勝勢並不等於勝利。

秦始皇親政之時，他的確手握勝算。然而他的對手皆非等閑之輩。秦國一招不慎就可能全盤皆輸。要獲得最後成功，他還必須充分運用智慧和資源，把勝勢變成勝利。秦始皇的軍事謀略和決策能力集中體現在他準確地把握了戰略目標轉移的時機，正確地決定了統一天下的戰略方針。秦始皇集思廣益、多謀善斷，沒有出現任何戰略性的判斷失誤，不愧為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最高軍事統率。

秦始皇親政之時，何時發動統一戰爭，如何籌劃統一戰爭的戰略，怎樣安排統一戰爭的步驟等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他與他的主要謀臣對當時的戰略態勢有清醒的認識，決心不失時機地完成統一大業。

李斯認為：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並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當時還不具備實現天下一統的條件。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在這種形勢下，秦國欲吞並天下，猶如炊婦掃除灶台上的各種雜物，輕而易舉。憑借秦國的強盛，各國的衰弱，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秦國不立即發動統一戰爭，滅亡各國，一旦“諸侯複強，相聚約從(縱),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

尉繚的判斷與李斯相合，他對秦始皇說： “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縱),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

尉繚列舉了一係列曆史教訓，如吳王夫差沒有在戰勝對手之時當即滅亡越國，結果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積蓄力量，緩過手來滅亡了吳國；晉國的智伯沒有果斷地鏟除比自己弱小的趙、魏、韓，反被三家聯手攻滅；齊宣王沒有趁攻占燕國之時吞並它，齊潛王沒有借燕國臣服之機滅亡它，反被燕昭王招賢納士，合縱攻齊，報仇雪恨，致使齊國幾乎亡國等。

他也力主趁敵弱我強之機，毫不猶豫地立即攻滅各國，防止各國結成聯盟，出其不意地發動反擊，致使秦國功敗垂成。

當時，許多政治家都有同樣的戰略分析。韓非曾經向秦始皇建言獻策，他認為秦國此前已喪失過乘勝滅亡楚國、魏國、趙國的時機，使這些國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重整旗鼓，與秦國為敵。

這是戰略性的失策。他說：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裏，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在這種形勢下，秦國如果不圖謀霸業，一旦失手遺禍無窮。

當年齊國強盛， “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克攻取，詔令天下”,可惜沒有及時成就霸業，敗於弱小的燕國， “一戰不克而無齊”。由此可見，斬草必須除根，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這個教訓必須記取。

對於這個戰略性的估計，秦國君臣達成共識。他們決定立即組織一係列不間斷的戰爭行動，徹底消滅對手。

曆代開國君主大多是傑出的軍事戰略家，而秦始皇確有略勝一籌之處。秦始皇麵對的敵手是一批經營了幾百年的國家，它們的政治、軍事、外交組織能力理應高於王朝覆滅後應運而起的逐鹿群雄。

比較曆代統一戰爭的規模、烈度就不難發現，秦代統一的難度更大一些。然而從文獻記載看，秦始皇出色地計劃、組織了這場戰爭，沒有犯任何戰略性、方針性的錯誤，也幾乎沒有犯戰役性的錯誤(隻在對楚戰爭中犯過一次輕敵的錯誤)。

秦始皇還是卓越的戰爭組織者。他在李斯、尉繚、王翦等人的輔助下，對吞並六國的戰爭進行了周密的謀劃和部署。他們製定的統一天下的政治、軍事、外交謀略也頗有可圈可點之處。

在經過七八年的戰略準備之後，秦始皇正式啟動統一戰爭。他與謀臣武將們對當時的戰略態勢有準確的估計和高度的共識，因而上下齊心，決策果斷，執行堅決。對李斯、尉繚、王翦等人的謀劃，秦始皇擇善而從，指令他們按照既定的戰略部署，有步驟地組織實施。

從整個戰爭過程看，秦始皇及其輔臣對既定戰略決策毫不動搖，指揮果斷，行動堅決。他們調兵遣將緊鑼密鼓，行兵布陣雷霆萬鈞，沒有下一招緩棋。秦始皇命令秦軍連年征戰，馬不停蹄，速戰速決，不僅攻其人，奪其地，而且虜其王，滅其國。

在外交上，秦始皇君臣繼續貫徹行之有效的遠交近攻、破縱連橫策略，即運用外交手段破壞各國之間的邦交，穩定秦國與遠方大國的關係，首先孤立打擊臨近秦國的強敵，然後由近及遠，各個擊破。

合縱與連橫是戰國七雄相互較量的重要外交手段。所謂“合縱”,即“合眾弱以攻一強”; “連橫”,即“事一強而攻眾弱”。在大國爭霸中，一縱一橫，其聲勢足以威震一時。隨著秦國首強地位的確立，合縱逐漸成為各國共同對付秦國的主要辦法，所謂“六國為一，並力西攻秦，秦必破矣”。

因此，秦國必然致力連橫，破壞合縱。合縱的最大弱點在於各國之間有利益矛盾，難以齊心，易於分化。正如張儀所說：親兄弟尚有錢財之爭，何況幾個強大的國家!秦國抓住這個弱點，以連橫破合縱，或利誘，或威脅，屢屢得手。

秦始皇親政以後，在李斯、尉繚等人輔佐下以各種手段破壞東方各國的合縱。他們充分利用齊國目光短淺，意在苟安，重點拉攏齊國，使之無心合縱，保持中立，終於造成“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的局麵。成功的外交策略使秦國常常可以各個擊破對手。

秦始皇十分重視瓦解敵國君臣團結、敗壞敵人內部政治、破壞對手軍事謀略的工作。他不僅精心謀劃，大膽決策，而且派有專人，予以重金，不惜代價。在這方麵他也做得相當成功。

李斯、尉繚、姚賈等謀士主張不僅要強化軍事打擊，注重外交分化，而且要善於從敵國內部分化、瓦解對手。韓非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尉繚獻策說： “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主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始皇從其計。他指派姚賈、頓弱等人專門負責這方麵的工作。他們攜帶重金財寶，賄賂諸侯，收買大臣，聯絡奸細，鏟除對手。

具體手段主要有：用離間之計破壞敵國的君臣關係，使其賢能之士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用重金收買其權臣、名士，使之或者主觀上願意為秦國的利益服務，或者讒言害賢，敗壞政治，在客觀上有利於秦國謀略的實現；用非常手段剪除敵國的忠臣義士，必要時不惜派人謀殺行刺等。

史稱秦始皇“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曆來有“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說法。統一戰爭的勝利之本是成功的政治製度和政治方略。李斯曾告誡秦始皇切忌奉行“所輕者在乎人民”的政策。

李斯指出：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因此，君王要有“地無四方，民無異國”的胸襟，不要做“損民以益仇”的蠢事。尉繚也認為戰爭勝利的關鍵是內政修明，主張對占領地實行安撫政策。

秦始皇在李斯、茅焦等人的輔佐下改善國內政治，以緩和君臣、君民矛盾，調整占領政策，以瓦解敵國的士氣，安撫征服的地方。

在內政方麵，秦始皇貫徹既定的各項法製及功勳爵製度，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又禮待李斯、尉繚、王翦等重臣大將，不惜高官厚祿，田宅園池，從而使謀臣竭智，將士歸心，三軍效命。

他采納李斯的建議而廢止逐客令，聽從茅焦的諍諫而善待太後，又減輕對嫪毒、呂不韋仆從的處罰，令一些流放者回歸，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改善了政治形象。他重視各種利國利民的基礎建設，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富國強兵，安定民生。

從現存文獻看，在統一戰爭期間，秦國內部的君臣、君民關係基本正常。除樊於期叛逃事件外，沒有重大的內爭、民亂。內政修則國家強，這是對外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秦始皇大力宣揚秦國發動戰爭的正義性和意義。他大造輿論，譴責諸侯或“背盟”,或“叛約”,或“昏亂”,或“欲為亂”,聲稱自己是“興義兵，誅殘賊”,戰爭目的在於“興兵誅暴亂” “庶幾息兵革”,結束“天下共苦戰鬥不休”的混亂局麵。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些宣傳措施有利於鼓舞士氣，爭取民心，贏得同情。

秦始皇的占領政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秦國以斬殺人首計算戰功，一場大戰動輒斬首數萬、數十萬。這種野蠻處置俘虜的政策，常常波及平民百姓，導致敵國軍民同心，頑強抗秦。啟動統一戰爭以後，有關秦軍斬首的記載減少，而遷徙六國貴族、豪民的記載增多。

當時一批著名工商業主就是遷虜身份，這表明秦始皇的占領政策有所調整，開始減少屠殺，實行遷虜政策。這種占領政策有利於瓦解敵軍士氣，減輕抵抗力度，安撫當地百姓。

在軍事上，秦始皇既善於準確地選擇戰略主攻方向，恰當地確定戰略步驟，又善於根據具體形勢，采取靈活機動的作戰方針。秦國的軍事戰略既有連續性，又有所變化，在不同的階段選擇不同的戰略重點和主攻方向。秦國的統治集團還善於根據不同的政治、軍事態勢采取靈活的對策。

在秦始皇正式發動統一戰爭之前，秦軍連續大舉攻三晉，通過攻占韓、魏城池，將國土與齊國接壤，完成了中央突破，分割南北，切斷山東六國合縱之脊的戰略任務。接著又通過對趙國發動持續不斷地進攻，大大消耗、削弱了趙國的實力，完成了破趙的戰略目標。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標誌著統一戰爭戰略準備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