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與儒的結合

漢武帝“重法治”與“尊儒術”相結合，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這種現象表現在以“《春秋》決獄”。這是漢武帝時法律形式的一個新發展，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把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作為判斷案件的法典。

《春秋》一書維護君臣、父子、夫婦的綱常倫理，春秋大一統思想對維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十分有利。漢武帝尊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春秋》之義正君臣關係。漢武帝大搞“春秋決獄”。

如令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

董仲舒病退後， “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至陋巷，問其得失”,問的就是關於春秋決獄之事，董仲舒“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公孫弘所謂“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搞的就是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不但在鎮壓諸侯王叛亂中起了作用，並且還嚴格規範臣下的行為。漢武帝開此先河，對後世有深刻漢代的灰陶龜形硯影響。例如，成帝時丞相樂安侯匡衡非法擴大封邑四百頃，收獲租穀千餘石，以“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為依據，判匡衡“專地盜土”之罪， “免為庶人”等。這種風氣發展到至東漢馬融、鄭玄等以儒學回答法律問題的“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

以《春秋》決獄，表明已把儒家經典作法律用，這說明儒、法兩家已日漸相融。

武帝時“赦天下” “赦徒”與特別赦免某一地區、某一事件中罪人的次數頻繁。武帝時斷獄之次數比過去大為增加。據《漢書·刑法誌》載，西漢時斷獄最少的文帝，一年之中“斷獄四百”。武帝斷獄次數驟增，年“天下斷獄萬數”,或“斷獄歲以萬千數”。

雖然如此，但武帝時“赦天下”“赦徒”,特別赦免某一事件。某特定地區罪人方麵，也不比其他皇帝為少。

從武帝處理一些案件可以看出，是注意縮小打擊麵和恩威並舉的，例如，元光六年(前129)衛青率眾將北擊匈奴，李廣、公孫敖“失師而還”,回師後，李廣、公孫敖下廷尉，以法定罪，對士卒則統統赦免。

對領兵的將領武帝也不姑息，一方麵依法懲處，判處死刑；另一方麵又讓其贖為庶民，到以後需要時，又讓其為將軍，立功補過。對民眾犯罪的案件也是如此，例如，元狩六年(前117),這一年因盜鑄錢依法當處死刑的極多，所以武帝“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這些事實都足以說明，武帝在重法治、依法治國的同時，又貫徹著儒家以“德教”化人的精神。

以《春秋》決獄和不斷赦免罪人、刑徒說明，漢武帝的重法治是與尊儒術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是漢武帝與秦始皇等隻知用嚴刑峻法治國的皇帝的區別，這也正是漢武帝的高明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