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延百端之學

漢武帝即位之後，廣開藝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學，有一技之長的士人都可站出來為國效力。隻要是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幹就可以出人頭地。這樣一來，那麽武帝的用人就包含著儒、法、道、縱橫、雜家、陰陽五行、術數、方士等各家各派。太史公還說，由於武帝執行這樣的政策，所以“數年之間，太卜大集”。

《漢書·東方朔傳》說“武帝既招英俊，程(計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無不及”。這一記載與太史公上述對武帝的稱讚是一致的。

《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五年夏六月的詔書中提到“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師古曰： “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這與太史公說的“悉延百端之學”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任用既學儒學又學各家的學者，或先學各家之學後學儒學者是“悉引百端之學”的表現形式之一。司馬談曾師從唐都學天文，從苗川人楊何學《易經》,爾後又追隨黃生學黃老之學，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為太史令。

夏候始昌是武帝的名流，是位“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的儒家學者，又是一位“明於陰陽”,善推言災異的陰陽五行家，他曾預言“柏梁台災日，至期日果災”。

在董仲舒、韓嬰去世之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曾被選為昌邑王太傅”。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盤於諸書”,據注家解釋，盤於二十六篇係兼儒、墨、名。法的雜家書，後轉好儒術。

再如公孫弘，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後升為禦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便是武帝從儒家學者中提拔起來的。然而，公孫弘卻是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又“著《公孫子》,言刑名事”,所以公孫弘是一位兼治儒、法兩家的學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武帝強化法製的舉措下，儒學經典如《春秋》也被當作法典使用。《史記·平準書》載“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獄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矣”。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上述這些現象，都可以視為武帝“悉延百端之學”的一種表現形式。

漢武帝“悉延百端之學”的另一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學派的人做官，如對法家是很注意任用，並發揮其作用的。武帝時，韓安國失官閑居，武帝先後任他為北地都尉、大司農、禦史大夫、代丞相等職。馬邑之謀時，武帝令他率三十萬大軍伏擊匈奴。

與張湯“共定律令”的趙禹和杜周，都是武帝時重用的法家在政府任要職的官員。其中，趙禹曆任禦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則曆任廷尉史、廷尉、執金吾、禦史大夫等。同時，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法家桑弘羊又是為武帝所重用的理財專家，籠鹽鐵、均輸、平準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後為禦史大夫。

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人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補河東均輸長。宣帝時黃霸曾官居潁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職。漢武帝時期所任用的以上法家官吏，在當時政治、經濟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時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漢武帝不但從儒、法兩家中選擇官吏，而且也從其他學派中選拔官吏。例如主父偃“齊國臨苗人也，學長短從(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縱橫家書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這就說明主父偃主要是學縱橫術而起家的，且專門著作問世。

元光元年主父偃上書武帝，上午上書，晚上即被召見，所奏九事，其中八事被著為律令。主父偃也深為武帝賞識，一年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最後為齊王相。值得注意的是主父偃的一些意見，正是通過與公孫弘這位以儒術起家的官僚通過辯論、鬥爭而付諸實施的。

其時，做禦史大夫的公孫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無用之地，願罷之”。後來經過辯論，公孫弘承認了錯誤。事實證明，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徙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此後開始向西北大移民，是其開發西北邊郡的開端。

而西北邊郡的建立既可以阻止匈奴南犯，又是反擊匈奴的前方基地、對穩定北方局勢有重要作用。徐樂也是一位以學縱橫家之言起家的，並有著述的學者。

《漢書·藝文誌》著錄的縱橫書目中有《徐樂》一篇。徐樂在給武帝的上書中，把陳涉起義比作為土崩，把吳楚七國之亂比為瓦解，指出“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其意是提醒武帝在年成不好、民多困窮之時，要以穩定形勢為主。

元光年與主父偃一起上書的有徐樂、嚴安，武帝召見他們時說：“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這說明武帝對主父偃等縱橫家一類的人才是很器重的。

黃老之術是西漢初國家的指導思想。武帝即漢代陶器位後，黃老學說的地位顯著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學黃老之術的人當官。

汲黯就是一例。汲黯學黃老之學起家，景帝時曾為太子洗馬，武帝時先後任用為榮陽令、中大夫、東海太守，武帝對他“無為”的治理方法和直言的性格都很讚賞，稱讚他是“社稷之臣”。

鄭當時也是位治黃老學的，景帝時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先後為濟南太守、江都王相、至九卿為右內史、大司農， “當時好黃老言”。

楚元王後人劉德“修黃老術，有智略”, “常持《老子》知足之計”。武帝曾在甘泉宮召見他，因其年輕，稱其為“千裏駒”。

另外，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是尊黃老的，先後被任用為太史令，司馬遷還被任用為中書令。再如郎中嬰齊、楊王孫等人都是當時治黃老之術有影響的社會人物。

此外，武帝對雜家、術數家等擇優者也一概任用。東方朔不但是位雜家，還是一位善卜筮、占候、起課的術數家。東方朔自年輕時就在武帝身邊，先後為常侍郎、太中大夫，曾多次進言。淮南王劉安也是位雜家，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劉安入朝， “獻所作內篇，新出”,武帝“愛秘之”。

漢朝建立後，對兵家極為重視，漢初讓“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之時又讓“軍政楊仆”,取其“遺逸，紀奏兵錄”。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嚐欲教孫吳兵法”,當時人皆稱讚大將軍衛青“雖古名將不過也”。

漢武時出了衛青、霍去病等傑出軍事將領，同當時重視研討兵家著作是分不開的。

武帝對術數家、方士也是重用的。《史記·龜策列傳》載太史公說對卜筮的“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特別是對方士更加信用，武帝可以說一生都在受方士的騙，直到生命之終方才醒悟。

從以上內容可看出，武帝“悉延百端之學”確係曆史事實。換言之，武帝在尊儒術、重法治的同時，又兼用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