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辦國立太學
漢武帝從即帝位不久，就不斷進行尊儒活動，其中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還要以置五經博士、興學校兩件事為最大。
置五經博士。據考證，博十一職據戰國末已經設立。
漢初承秦製置博士，文帝時博士多達七十餘人，博士的構成、作用與秦相似。漢初，儒家經學就有博士。
《漢書·武帝紀》載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經博士。由於這時《樂》已失傳，儒家的六經隻剩五經，而《詩》《書》《春秋》三經已置，所以，要置的隻是《禮》《易》兩經。
《漢書·儒林傳》讚曰：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後(後蒼)、易楊(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
這段記載把武帝立五經博士後經學的傳授講得清清楚楚，傳授的《尚書》是歐陽尚書、《禮》是後氏禮、《易》是楊何傳授的易。到宣帝對經學的傳授又增加了幾家，至元帝時又增加了京氏易。
如果這個記載不錯，後蒼就應是武帝時所立博士。況且，在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後蒼已由博士升為少府兩年。昭帝在位時間僅十四年，而且文獻上無昭帝立經學博士的記載，所以後蒼立為《禮》博士隻能是在武帝時期。
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是由於《易》《書》《詩》《禮》《春秋》這五經對治理國家有重要作用。置五經博士這一措施對儒學發展的促進作用是無法低估的。
據典籍所載，中國在夏、商、周時已有學校。漢代國立大學稱太學，是武帝時創立的。郡國地方辦的學校稱庠序，在武帝之前如蜀郡已有設置，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校舍)”,學校才普及於全國。
興辦國立太學是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的建議，董促舒興太學的建議和辦學的具體措施。這些具體措施：一是“置明師”,就是設置明儒家經學之師，也就是後來武帝所設置的五經博士。二是“養天下之士”,就是培養來自全國的學生。三是通過“數考問”了解學生的才學。這樣國家就能夠得到“英俊”之才。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並付諸實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經博士”,為興建太學準備了教師條件。過了十二年，到元朔五年(前124)六月，武帝下了一道興學的詔書，詔書中講了製禮作樂進行教化的重要性，並指令太常商議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鄉裏能崇尚教化，並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
詔書下達後，丞相公孫弘與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議，為執行漢武帝詔令的精神，決定采取以下具體措施，並上報漢武帝批準。決定采取的具體措施如下：
陛下勸學興禮，崇教化，礪賢才，以化四方，這是謀求天下太平的本原，先要把京城建成一個“首善”的模範地區。
請求對舊的屋舍加以修建用來興辦學校，為博士官設置五十位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太常要負責選擇十八歲以上容貌端正的民眾，補博士弟子的名額。
各郡國及縣、道、邑中有愛好文學、敬重長上、尊崇政教、順和鄉裏、言行不違背他所學的人，縣令、侯相、縣長、縣丞必須報到上屬的郡守或諸侯王國相那裏，這些上司經謹慎的考察認為可以的，就應當叫他和郡國“計吏”一同到京師晉見太常，讓他們和博士弟子一樣受教育。
學期為一年，期滿，不論是太常所補博士弟子或郡國所選的學生，都要考試。能通一經以上的，可以補文學掌故的缺額。成績優秀者可以當郎官的，太常要列名簿上奏。如有才學特別優異的，也要隨時把姓名奏上。這些人中有不事學習和才具下等的，及不能通達一經的，就罷黜他，推薦他的單位也要受罰。
中央機關和地方政府需要的治禮和治掌故兩種官職，往往以文學和禮義之士擔任，因此，請選擇博士弟子中名列前茅，俸祿“比二百石以上”的郎，及俸祿百石而能通一經以上的官吏，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的官吏，補郡太守的卒史，每郡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背誦經書多的，如人數不夠，再選擇掌故中的優異者補俸祿為“中二千石”的屬吏，文學掌故補太守的屬吏。由這些人備員，遞補缺額。
以上新立的條文，請著錄在法規上，其他仍如舊律。皇帝批示說“可以”。從此以後，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文質彬彬的文學之士了。
從上述內容可知，武帝時興辦了太學，太學的老師就是儒家的經學博士，太學的學生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遺派的博士弟子五十人；另一部分是郡國選送經太常批準的“得受業如弟子”地方派遣生。這兩部分學生學習一年後要經嚴格考核，並按學習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邊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機構和郡國守相下做屬吏，學習不及格的罷黜。武帝之後博士弟子名額逐漸增加，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時增加二百人，元帝時增至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到東漢末增加至三萬人。
地方辦的學校以景帝後期文翁在蜀郡辦學最早。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官(校舍)”,地方辦的學校在全國才普及起來。
漢武帝即位後，通過諸如《舉賢良對策》活動、置五經博士、興辦太學和使地方學校得到普及等，促進了教育與儒學的發展及使儒生加入國家官吏集團。《漢書·儒林傳》讚曰：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為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漸)盛，支葉蕃(多)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興辦學校之舉不但為當時培養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級政府官吏，而且這種現象以後維持了兩千多年，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都發生了重大影響。
漢武帝要改革，要前進，就需要通過法治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此外， “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重要方法，想把國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這就是漢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對舊貴族的利益和特權是很維護的，所以《禮記·曲禮上》中說：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的學者指出，周代的禮，也包含著法。春秋戰國隨著法家的出現提出了法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用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二是公正執法，要求“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韓非子·問辨》)。
這就要求以法治國，要求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韓非也稱這一學說為“刑名之術”。他認為，具體的法令條文叫名，依據法令條文進行賞罰叫刑。名是刑的根據，刑應合乎名。這就叫“刑名之術”。由於中國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探討漢武帝的法治思想離不開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漢武帝繼承了先秦和漢初執法公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國，是突出的。武帝妹妹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兒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當死，隆慮公主臨死前，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贖罪。
按漢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錢贖罪的，所以武帝批準了。隆慮公主死後，昭平君又犯法當死，因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處決他，又請示武帝決處其罪。
武帝“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麵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 ‘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仇，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漢武帝在處理這一案件時可以說繼承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武帝執法嚴明，如方士欒大，在樂成侯丁義的推薦下來到了武帝身邊，靠詐騙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賞給他大量財富，並封其五利將軍、天道將軍、樂通侯等官、爵，授其六顆金印，還把自己的女兒、衛皇後生的長女嫁給了他。
但後來武帝發現了他的詐騙活動後，堅決處死了他，並對推薦他的樂成侯丁義也判處棄市。
王船山就此事說： “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既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嚐試也。義誅，而方士公孫卿之寵不複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顯赫。其後求仙之誌亦息矣，無有從諛(奉承)之人也。故刑賞明而巧言諛媚之人收斂。武帝**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王船山稱讚漢武帝的嚴明執法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甚而說武帝最後沒有亡國，就依賴於他的執法嚴明。
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武帝不分親疏貴賤、公正執法，確實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傳，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漢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漢武帝重法治也是當時客觀形勢的需要。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內事興作，尤其是對匈奴的戰爭勢必激化各方麵的矛盾，為此就需要增訂法律，嚴明賞罰，以推動事業前進。《漢書·刑法誌》說：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在這種情況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張湯、趙禹定律令。這次條定的律令特點是：
法令文深、嚴酷：《漢書·張湯傳》說“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文深”。《漢書·刑法誌》說：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所謂律令文深、嚴酷。法令條文繁多、嚴密。《漢書·刑法誌》說武帝時法網漸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上述記載說明，漢朝的律、令、科、比四種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兩種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皇帝令製定的一種穩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質、名稱、輕重的準繩。漢武帝時，據《晉書·刑法誌》說張湯做宮廷警衛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共計三十三篇。
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六十篇，武帝時製定三十三篇，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引《漢書·刑法誌》說“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統稱漢律，後亡逸。後世所說漢律，就是指上述這些篇章。
令，就是皇帝的詔令。《漢書·宣帝紀》注引文穎說“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
科，按犯罪性質分類進行處罰的條律稱科或科條。《釋名·釋典藝》雲： “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後漢書·梁統傳》載：“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
比，是以舊的案例作為判決的標準，遇有案子與其比較進行判定，所以稱為“決事比”。
法律條文的明顯增加，使“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武帝就是“霸王道雜之”的開創者和實踐者，尊儒且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孫弘和從獄吏中提拔起來的張湯、杜周等執法大臣，用嚴刑峻法打擊諸侯王叛亂、豪強、商人、農民起義。因此說以法治國是漢武帝治國的重要辦法和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