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儒學思想

對兩大社會思潮的發展及其對治國理論的探討，西漢初期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們是回避不了的。漢武帝即位後，年齡小，好奇心強，希望找到治國的重大理論和方法問題，以大治天下。

故此，即位不久就召開了舉賢良對策會議，會上連發三製，希望得到滿意的回答。漢武帝提出的問題是什麽呢?漢武帝認為，人們都說五帝三王(夏、商、周三代)實行王道，改製作樂而使天下洽和。為什麽他們死後大道微缺，敗壞到了桀紂當權、王道大壞。近五百年間，守文的君主，當途的賢士，想著按先王的法則治理天下，然而仍不能返回正道，而使社會一天一天衰亂下去。

王道到後王就終止了，是不是因為他們操持不準確陷入謬誤而失去了原意?還是上天降命使其不可複返，一定要到大衰敗而後才能停止呢?

現在所幹的都是些屑細的事情，早起晚睡，想效法上古，又有什麽補益呢?三代受命的符應表現在什麽地方呢?災異之變因何而起呢?性命之情，有的夭折、有的長壽、有的仁愛、有的貪鄙，道理究竟何在呢?

繼而，武帝又談了他治國所要達到的理想，即“百穀豐登，德潤四海，恩澤至於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並要求“明先聖之業”, “終始之序”的賢士大夫“明以諭朕”, “朕將親覽焉”。

董仲舒是參加這次會議的賢良之一，針對漢武帝所發三製提出的問題，他三上對策，就天人關係、儒學的價值、天與儒學的關係等問題作了回答。

談到天和天人關係的問題，董仲舒說： “天者，群物之祖也，所以天覆蓋、包含著萬物，對它們一視同仁，建日月風雨以和美之，經陰陽寒暑使萬物成長。”

“人受命於天”,王者受命的符應就是祥瑞，《尚書·泰誓》說：“白魚人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鳥，此受天之符也。”又“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在性、命、情與教化問題上，董仲舒認為“命(命運)者，天之令也；性者，人生來的資質也；情者，人之欲望也。人的夭亡、長壽、仁愛、貪鄙，是陶冶而成的，不能整齊劃一，是由社會的治亂所造成的。如

堯舜行德教而民仁愛、長壽，桀紂行暴虐而民貪鄙。夭亡”。

董仲舒還認為教化很重要， “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為了搞好教化，所以要“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地方上的學校庠、序以化於邑。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在以德治國，還是以刑罰治國，以及德、刑與天的關係方麵，董仲舒認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董仲舒又認為： “天使陽出有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義)而恥犯其上。”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中則說：“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

仁、義、禮、知、信為德教之五常。五常就是治理天下原則，五常修飾好，就可“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關於改製、更化，董仲舒認為： “三王之道所視不同，非其相反。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無)變道之實。”道是什麽呢?道就是治國的道路、方法。因此，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此處所說的“大一統”,不僅僅在於要以儒家學說統一思想，同時，還要據儒學思想正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綱常，還要“尊王攘夷”。所以， “大一統”思想非常適於漢武帝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和實現國家大統一的需要。而且，這種“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換句話說，就是說實現“大一統”是天意。

董仲舒在三上《舉賢良對策》中，就天人關係；天與人的命運；性情與教化問題；天與德治、刑罰治國的關係問題；天與改製、更化問題；大一統五個問題等係統地闡發了自己的觀點，這些問題正是漢武帝大治天下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他的《舉賢良對策》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舉賢良對策》後，他被任命為江都王相。

以上內容是三上《舉賢良對策》的主要思想。這些思想反映了董仲舒與先秦儒家思想有顯著差別，也反映了他把先秦儒家思想發展了一步。董仲舒是首先把陰陽五行家的學說與儒家學說結合起來成為儒家宗師的。

董仲舒對儒家學說的發展主要就表現在他把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與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以適應當時社會思潮與政治發展的需要。他在《舉賢良對策》中就很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

在《舉賢良對策》中對漢武帝提出三代受天命的符應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回答。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之祖，覆蓋、包含著萬物，建日月風雨調和萬物，經陰陽寒暑以成長萬物。這種天可以說是自然之天，客觀存在的物質之天。

但天在決定人間的事情上卻變成了有意誌有感情的神。天可以把擁有與治理天下的天命授予王者，受命的符應就是祥瑞，為愛護人君又可用災害、怪異對他進行譴告，使其驚懼而改正失誤。這種王權天授的理論，實際論證了漢室江山存在的合理性、神聖性。這一點恰是漢武帝令學者對策所要達到的目的。

董仲舒對儒家所主張的治國方略、辦法都說成是天命、天意。如說“天任德不任刑”,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這裏說的德包含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德治，就是用儒家仁義等思想為指導所製定的政治製度、措施；另一方麵是教化，就是道德教化。

董仲舒指出如果用刑罰治國使天下衰敗了，就要改製、更化、改正朔、易服色，這樣做是“順天命”。並認為隻要按儒家這些治國的辦法辦，就會使王道複興，天下大治。這些自然是漢武帝樂意接受和需要的。正因為他把儒家的主張都披上了天、天命的外衣，所以說他把陰陽五行家和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發展了儒家學說。

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雖把陰陽五行說與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然而他畢竟是儒家的經學大師而不是陰陽五行家的方士。

首先，董仲舒維護儒家的道統。所謂道統，就是治國的道路、方法。儒家治國的主要特點是以德教(德治、教化)治國。仁義禮樂是進行德教的工具，仁義禮知信是德教的五個常用原則。

在董仲舒看來，時代在變化，朝代在更替，儒家治國的道，即治國的道路、方法是不變的。所以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秦朝治國專用刑罰，使天下大亂，這是廢先王之道的後果。因此就要改製、更化，重新改為用儒家的德教治國。這就維護了儒家治國的道路、辦法，維護了儒家的治國傳統，維護了儒家的道統。

其次，強調德教，即德治和教化。就是說國家的施政要適合人民的願望、利益，就應當領受大的俸祿，實際是要求實行儒家的仁政。

據此推理，也可以說，在董仲舒看來，適合民意，也就符合天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這就堅持了儒家的民本思想。這一思想在一定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實現的，對社會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所謂教化，就是道德教化，他強**化，說“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亡(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等等。

在董仲舒看來，教化可以使民眾的道德素質提高，而防止民眾犯上作亂，統治者的統治就會鞏固。

總之，董仲舒闡發以德教治國，可以達到使天下洽和的理想境界。

其董仲舒從其天人感應的理論出發，認為天降災害、怪異是對帝王失道的譴責，目的是引起其驚懼而改正其錯誤。這實際上就是要限製、監督皇權。怎樣限製、監督皇權呢?董仲舒是治公羊大師，所以他說“《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這就是說他企圖以儒家的經典來匡正皇權。

中國封建社會中，皇權具有無限性和絕對性。而處在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卻試圖借天來限製、監督皇權，這在當時是很有新意的大膽的理論。這一理論填補了中國古代政治學說中的一個空白。

這一點不但繼承了儒家的精神，還促進了新的發展。至於這一學說借助了“天”的形式，則是曆史條件的限製和當時思潮影響所致，不必苛求於古人。不僅如此，在實踐中董仲舒還真的借天降災異來限製、監督漢武帝，結果險些被處死，這正說明他是個嚴肅的學者。

因為董仲舒適應形勢的需要發展了儒學，故此人們稱他的儒學為新儒學。漢武帝的尊儒術與董仲舒的新儒學有密切關係。

董仲舒重建了天的權威，吸收陰陽五行家鄒衍的學說，給儒學，也給皇權披上了神光聖彩。這正符合了漢武帝大治天下的需要，因此在漢武帝尊儒的活動中董仲舒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儒學被尊，也和儒學本身所具備的條件有關。如儒學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派，《易》《尚書》《春秋》《詩》《禮》《樂》都是統治階級離不開的有用的學問。

孔子倡導的君臣、父子、夫婦的倫理綱常也是統治階級所竭力維護的。儒家的德治學說所包含的民本思想，反映了民眾的正當利益和願望，又是統治階級鞏固統治長治久安的需要。

漢朝建立到文帝已曆四十餘年，在太史公看來這四十餘年實行的“無為而治”就是“仁政”。道、儒兩家竟然如此地會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