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獨尊儒術弘法治
兩大社會思潮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所以要探討這一問題，就要從董仲舒的建議談起。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天人三策》)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要求對儒家以外的百家學說“皆絕其道”,使“邪辟之說滅息”。這個建議就是說要“絕滅”百家，在思想領域實行專製。其建議很容易讓人理解為不讓讀儒家以外的書，不許儒家以外各家的學者做官。
漢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出現了一次尊儒活動。在這次活動過程中，丞相衛綰奏：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這一奏議提出要罷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和治蘇秦、張儀縱橫家兩個學派的學者，罷黜的範圍限製在這年所舉賢良方正之中。
究其做法，事出有因，由於酷愛黃老之學的竇太後健在，武帝正迷信陰陽家、方士，提“罷黜百家”顯然不合時宜。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活動的會稽人莊助(嚴助)因對策深受武帝賞識，被拜為中大夫，而莊助就恰是一位治縱橫術的學者。這次會議之後過了八個月，建元元年六月衛綰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罪)者不任職”為名被免去了丞相職務。
在同月，武帝任命竇太後的侄兒竇嬰為丞相，武帝舅父田蚡為太尉。這使政治、學術思想領域內的鬥爭進一步激化。在竇、田二人推動下，儒家治《詩》學者申公的兩個弟子，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議立明堂、尊儒。武帝用安車蒲輪請來申公，並接見。
不僅如此，趙綰出麵要求不向竇太後奏事，把竇太後排除於朝政之外。為此，竇太後大怒，遂導致趙綰、王臧下獄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職。
建元二年(前139)冬十月， “禦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後，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注引應劭曰： “太後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後，太後怒，故殺之。”
這次事件是對儒家執政者的一次嚴重打擊。此後，武帝又把雜家東方朔、縱橫家主父偃、徐樂等人羅致在左右。
建元一二年的尊儒活動遭到了重大挫折，至於董仲舒“罷黜百家”的建議根本無法執行。
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又發生了“置五經博士”和罷各家傳記博士的事件。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舉措。
建元五年春， “置五經博士”。東漢經學家趙岐在《孟子題辭解》中說：“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注疏中說，《論語》《孟子》等為傳。
既然如此，自然“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等有關的傳記博士通通被罷黜了。而所謂“獨立五經”,就是國家隻立儒學的五經博士，儒學成了國學、官學，其他國立的傳記博士通通被罷黜，地位下降。
就從這個意義上講，有的學者更認為，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解釋可以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仔細推敲，這個解釋存在著以下兩個問題：
當時《論語》《孟子》也被列入傳記博士而被罷黜，既然其他各家的國家所立傳記博士被罷黜被視為“罷黜百家”,《論語》《孟子》所設傳記博士被罷黜，是否可以說儒家也被“罷黜”了呢?
罷黜了各家的傳記博士，並非不讓讀各家的書。
清王國維說：置五經博士後，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為諸子而罷之。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並進而明確指出“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
據王國維的意見，六藝(經)為漢大學科目，《論語》《孝經》為漢代中學必修科目。這就是說《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雖然國家不設博士，但是並沒有罷黜。
至於《孟子》等諸子傳記雖非中小學必修科目，也可以學習、流傳、收藏，所以也未罷黜。《漢書·藝文誌》中說武帝時搜求遺書，不僅搜求儒家經籍， “諸子傳說，皆充秘府”,也妥為搜求、保存、收藏。
漢武帝在置五經博士後，社會上也是可以收藏、學習、研究諸子百家的著作的。如“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再如成帝時成都嚴君平研究黃老之術，並著書十餘萬言，曾教“授老子”。
基於上述情況，可以說武帝罷各傳記博士與董仲舒建議的“皆絕其道”,使“邪辟之說滅息”的“罷黜百家”,的做法迥然不同，因此說武帝罷各家傳記博士就是“罷黜百家”顯然這種說法有失公允。
值得一提的是，建元五年(前136 )置五經博士後，不僅各家的書可以讀，各學派的人仍可以在政府當官、升官。建元六年(前135)發生了兩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一件事是這年二月到四月，遼東高帝廟與長陵高園偏殿相繼起火，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學說出發譏刺朝政，被愛好縱橫學的主父偃揭發，被免官。之後，主父偃一度很活躍，不斷升官。
另一件事是這一年以治黃老學起家的汲黯由東海太守升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升官的原因是武帝令其視察河內大災，在路上汲黯未經請示擅自“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回到長安自請“伏矯製之罪”,武帝“賢而釋之”,此後汲黯曾在一段時間深受武帝重視。上述事實說明，從參政角度講，也未罷黜百家。
漢政權“黜百家”是在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去世，武安候田蚡為丞相之後才推行的。據記載竇太後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又舉賢良對策，在這次會議上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公孫弘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受到武帝賞識以平民而被提拔做官，最後做到丞相封侯，天下學土就競相仿效，尊儒就成了社會風尚。
此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範圍僅限於元光元年五月對策會議所舉賢良文學之中，並沒有擴大到社會與國家各級機構之中。
此後，武帝於元朔五年(前124)六月，又為五經博士置弟子五十名，並按其學習儒家經典的成績優劣選拔其做官吏。這為儒生參加封建官僚集團大開方便之門。
由於這一活動隻適用於儒生，其他各派的學習者沒有此待遇，所以這一活動也是武帝尊儒術的一個重要表現。至此，武帝的尊儒活動基本上告一段落。
自建元五年(前136)到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安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到元朔五年(前124)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動取得成功的主要時期。
這些尊儒活動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儒學取代黃老之學成了國家的指導思想。這一點表現在國家政策上，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約束臣民的行為準則；甚至用《春秋》決獄，把儒家經典當法典用；國立太學中，隻設儒家《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其他諸子傳記博士被罷黜；不斷從太學中選拔弟子加入國家官僚集團。
在尊儒過程中及其以後，其他各學派的地位下降。武帝並沒有對其“絕其道”“滅”其說。各學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傳供人學習、研究。
並且，漢武帝還把法家、道家、縱橫家、雜家甚而方術之術等各家各派的人物通過公車上書、征召、任子、資選、從小吏中逐級提升等方式羅致左右，讓他們做官、出謀劃策，輔佐自己治理國家。
因此，可以說漢武帝實際上並沒有“罷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
這點漢代人是認可的，太史公就說他“悉延(引)百端之學”。汲黯則說漢武帝“內多欲而施仁義”,漢宣帝也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據此人們常說漢武帝是外儒內法、儒法並用。武帝之後漢朝還在重法治、以法治國。總之，應該說漢武帝繼承了漢初開明的文化思想政策，並沒有返回到秦始皇在文化思想方麵實行專製的政策中去。
可是，漢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學”並不是說各學派都是平等的，而是把各學派分層次地加以兼用的。尊儒術，是把儒術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或統治思想；重法治，是把法家學說中的以法治國作為治國的方法、製度用的；此外又兼用各家。這就是太史公所說的“悉延(引)百端之學”。
所謂“獨尊儒術”,漢武帝是確實尊了。所謂“罷黜百家”如果像董仲舒建議所說的那樣“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使“邪辟之說滅息”,漢武帝並沒有采納。相反，漢武帝是在尊儒術的前提下，采取的是百家兼用， “悉延(引)百端”的方針。
自戰國中期至西漢中期，社會的發展變化是巨大、迅速和驚人的。伴隨社會發展變化，有兩次大的思潮值得注意。
一是五德終始說與三統說。戰國中期，激烈的兼並戰爭出現了國家向統一發展的趨勢，人們渴望早日結束戰亂實現統一、安定。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就反映了這一心理。當時還出現了另一影響很大的社會思潮就是齊人鄒衍的“五德終始說”。
這一學說認為天是宇宙的主宰，天子就要受命於天，接受上天賜予的一切。接受治理四方的命令，又把天命與五行相勝(克)的學說結合起來，鼓吹金、木、水、火、土就是五德，曆史上一個朝代代表其中的一德，如果一德衰了，另一德就取而代之。
五德循環更替，按五行相勝次序，周而複始。凡帝王將興，上天就降下符應或祥瑞，以表示受命於天。
在這一學說的指引下就編造出黃帝得土德，所以天就顯示了黃龍地(大蚯蚓)之祥瑞，黃帝就做了帝王，製度是尚土的，顏色是尚黃的。
後來土德衰，木克土，禹就據木德而興，因此得了秋、冬草木不殺的禎祥，建了木德製度，換用了青色衣服。後來，湯以金德取代了夏的木德，周文王又以火德取代商的金德。各德的取代都有其相應的符應、製度、服色等等。這樣， “五德終始說”之鼓吹者就編造出了一部帝王受天命發展演變的有規律的曆史。
在科學還不發達的古代，這一充斥著宗教迷信色彩的學說，竟然流傳開來，並受到重視，成了帝王統治是否符合天意的準則。秦始皇相信它，以賈誼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五德終始說”也很相信，故此主張“更秦之法”,秦為水德，漢應為土德，並相應的改製度、易服色，等等。
西漢初期又出現了一種三統說。三統說是誰最先提出的已難以查證，不過董仲舒是其積極鼓吹者。三統說自曆史循環論的觀點出發，認為曆史的發展就是黑、白、赤三統的循環。夏為黑統，建寅，以農曆(夏曆)正月初一為歲首；商為白統，建醜，以農曆十二月初一為歲首；周為赤統，建子，以農曆十一月初一為歲首。繼周者又應當是黑統。這就是所謂的天道。
三統說同五德終始說皆為曆史循環論，主宰循環的決定力量都是天。二者的差別為：五德終始說認為秦是水德，在五德循環中占有一德的席位；三統說則認為黑、白、赤三統指夏、商、周，秦被排斥在三統之外，因為秦不符合三代的道統。三統說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可能是儒家改造五德終始說而提出來的。
上述二說俱鼓吹新王朝應受命、改製。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要求改正朔、易服色、更化，亦是要求漢武帝要受命改製。
二是德治、王道與法治、霸道。商朝崇拜天、迷信上帝，可是天並沒有能保祐商，商朝亡國了。周朝接受了教訓，強調敬天保民，重視德。清代王國維曾在《殷周製度論》一文中說：
“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召誥》曰： ‘我們不可不借鑒於夏代，也不可不借鑒殷。夏代、殷代，受天命該有多少時間，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夏、殷的國運沒有延續下來，是因為他們不敬其德，才失去了天命。’周之君臣，於其嗣服之初反複教誡也如是，則知所以驅草竊奸宄相為敵仇之民而躋之仁壽之域者，其經綸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必於是乎觀之矣!”
了解西周重德治的思想，就可以知道儒家德治思想的源頭就是從西周繼承來的。孔子說，仁者， “愛人”,也就是說仁，就是愛護人，尊重人，把人當作人去對待。這和上引《尚書·康誥篇》: “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的德治思想是何等一致。
至於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則是從周代的德治思想發展而來的。然而，在春秋戰國孔、孟的這套宣揚仁義教化、仁政、王道治國之道卻備受冷落，四處碰壁。與此相反，講法治、霸道的法家，卻大見成效。尤其是秦國，竟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使國家富強，並滅了六國。然而，秦朝最後卻落了個短命而亡。
漢初，秦朝為什麽會滅亡成了人們探討的熱門話題。《漢書·刑法誌》中說：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 “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義)之官，專任刑罰，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賈誼在《過秦論》中把秦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為“仁義不施”。一言以蔽之，認為秦的滅亡是由於不施仁義、不用德治、專任刑罰、廢棄三代的傳統所造成的。
德治、王道與法治、霸道的爭論，明顯反映了漢初社會對治國思想、製度、方法的爭論與選擇。
這便是漢武帝即位後麵對的兩大社會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