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時度勢胸懷天下
漢武帝要實現他的治國理想藍圖，他要使國家、社會的治理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然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解決漢初六十餘年發展所麵臨的緊要問題。
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思想為指導，這是當時曆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的選擇。如果曆史條件與背景發生了變化，國家的指導思想也需要發生變化。
漢初人們對“無為而治”的理解，僅局限在“柔身以寺(待)之時”,就是說是當作術，當作統治方法來理解的。漢初對諸侯王、對匈奴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是因為朝廷沒有力量對付他們，不得不如此。
如果有力量，條件變了，當然也就會發生變化。文帝時賈誼就提出應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國。他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為不施仁義，不行德治，而專任刑罰造成的。
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因此，賈誼認為：以德教治國者， “德教洽而民氣樂”;以刑罰治國者， “法令極而民風衰”, “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認為，儒家治國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國的特點是刑罰，其結果是行德治者國運長久，任刑罰者短命而亡。
賈誼以秦二世而亡為誡，講專用刑罰治國之害和以仁義治國的優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理國家。如把賈誼的上述言論與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論加以比較，二者簡直如出一轍。然而，漢文帝時由於條件的限製，不能不以“無為而治”的思想為指導。漢文帝需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崇節儉、少興作，以便讓民眾集中力量從事生產，恢複經濟。
漢文帝也需要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條件下，對吳王濞那樣的諸侯王和匈奴單於進行妥協，以免把全國拖進戰亂中去。因此，漢文帝沒有采納賈誼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建議。
秦統一中國後以法家為統治思想，西漢初期以黃老“無為而治”思想為指導。究竟能否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究竟在什麽條件下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這是漢武帝即位後麵臨的重要問題。
漢初的文化複興與國家的文化、學術思想政策問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達焚書令、挾(藏)書律。此後，項羽又火燒秦宮，使秦宮中的藏書也變為灰燼。因此，及至漢初，社會處於文化沙漠的境地，恢複文化，開放書禁已呈迫在眉睫之勢。
惠帝四年(前191), “除挾書律”。此後，口授的書可寫在竹、帛上傳閱，藏於夾壁牆中的書屢屢被發現。所謂“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為指導思想，在學術討論中，即使在皇帝麵前，各學派的不同意見也可自由進行辯論，而不是因尊黃老，就對其他各學派實行專製。
如景帝時，齊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論湯武革命。轅固認為湯、武誅桀、紂，天下人心皆歸湯、武，所以是正義行為。黃生則認為帽子雖破還得戴在頭上，鞋雖新也應當穿在腳下，這是為什麽呢?因為有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而是君上；湯、武雖聖明，卻是臣下。以臣下誅君上，不是武君是什麽?
轅固最後指出，按黃生的理論，漢代秦，也是臣弑君嗎?雙方上綱都很高。漢景帝作結論時，隻是說： “食肉不食有毒的馬肝，不算不知味。
學者不言湯、武革命，不算是愚蠢!”如此息事寧人，不主觀臆斷，同時又引導雙方不要讓爭論升級，這樣開明的態度在古代應當說是難得一見的。
漢初的學術思想政策，可說是相當寬鬆和自由的，對最高統治者提出的問題，學者似乎都可以直言相告。景帝時竇太後好老子書，召齊詩博士轅固問老子書。轅固回答說： “此是家人言耳。”竇太後認為他貶低老子，於是令他入豬圈刺豬，景帝認為轅固無罪，給了他一把刀子。轅固一刀正中豬心，豬應聲而倒，太後默不作聲，再沒給他加罪。景帝認為轅固廉直，拜其為清河王太傅。
在漢初開明的學術政策下，實際上形成了尊黃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麵。文帝就是一位以黃老“無為而治”為指導，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時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重法的君主。受文帝信任的晁錯，則是既學“申商刑名”,又從伏生“治尚書”的兼學儒、法兩家的學者。
漢武帝即位之後，麵臨著能否繼承漢初開明的學術思想政策的問題，是尊儒術而兼用百家呢?還是尊儒術而對百家實行專製呢?
漢初恢複、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由於秦的暴政和其後戰亂，漢初社會殘破、經濟凋敝，百廢待興。
陸賈在《新語·無為》中說， “道莫大於無為”。所謂“無為”,在當時條件下就是要“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而與更始(除舊布新)”,就是要“掃除苛煩，與民休息”。這也就是《漢書·刑法誌》所說的“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而去“便民”“利民”“便萬民之利”。
這也就是說，漢初的“無為而治”是以民眾的願望、利益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漢初廢除了秦代一係列的苛法，並采取了輕徭、薄賦、省刑等措施，促進了農業的恢複、發展，同時又采取措施發展工商業。漢初在“無為”思想指導下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孝惠、高後時，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 “孝景遵業”。
社會經濟發展表現在人口方麵，列侯封邑在西漢前期的幾十年間，人口大增，為原來人口的二倍至四倍。
從物價方麵來看，漢初“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後隨著生產發展，糧食增加，穀價一般在三十至八十錢之間，低時僅十餘錢或更少，高時百餘錢。
從勞動生產率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兩千斤。每個農業人口年口糧四百八十六斤。漢初，馬匹缺乏，天子找不到四匹顏色一樣的馬拉車，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值百金(百萬錢)。
到武帝即位初年，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馬的價格也降至一匹數千。社會上呈顯出一派繁榮景象。
司馬遷說：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除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但是，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景象的出現，又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出現了貧富分化，出現了兼並土地對勞動者“擅行威罰”的豪強地主。
文帝時，賈誼就痛切陳言： “庶民買賣的奴婢穿著絲織品做的衣服，鞋的邊緣上繡著美麗的花紋，這是古代皇後的服裝；而現在下賤的庶人卻用這樣的衣服給奴婢穿。”用這種高級的絲織品為表，以“薄紈”為裏，織成特定的斧形，繡著美麗的花紋，這是古代天子穿的衣服；而現在“富人大賈”召會賓客時卻把它裝飾在牆壁上。
皇帝身上穿著厚繒，富民的牆屋上披著文繡；天子皇後的衣領上繡著花紋，而庶民婢妾的鞋子邊緣也繡著花紋，這不是很荒謬的事情嗎?富商大賈及其婢妾服飾竟然超過皇帝、皇後，這是多麽荒唐的事情啊!賈誼這些話無疑會激起封建統治者對商賈的歧視和憤慨。
特別是諸侯王驕奢**逸想造反值得注意。早在文帝時，賈誼就說，諸侯王強者先反，他們太強大了，好似人的身體，一條小腿幾乎比腰還粗，一個手指幾乎比小腿還大。患了這種病，如果不快治，後雖有扁鵲再世，也無辦法了。這種病正是天下可痛哭的事情啊!
吳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的勢力雖已削弱，但他們在國內草菅人命，劫掠財物、土地，殺死朝廷派去的官吏。 “緩則驕奢易為**，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這仍然是威脅中央的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和土地兼並、貧富分化，一部分窮困的個體小農生活更困難了。文帝時晁錯在《貴粟疏》中說，當時五口之家，耕田百畝的小農，畝收一石，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這比戰國初期李悝所說魏國五口之家耕田百畝的小農，畝收一石半的畝產量還要低。而當時自然災害頻頻發生。
如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河決酸棗，文帝後元三年(前161)秋，關中“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衝沒九百餘家。漢水出，淹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三年後的春天，又發生“天下大旱”。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又發生大水災， “天下大潦”。
在上述情況下，部分農民在自然災害打擊下和地主、商人的兼並下，生活困苦，日益陷入破產。這是擺在漢武帝麵前的又一重大社會問題。
總體來說，隨著漢初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社會又出現“武斷鄉曲”的豪強地主、商人太富、王侯官僚生活奢侈、不遵法度、部分農民貧困化等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漢武帝將怎麽來處理呢?
再看一下匈奴和漢的關係。從漢初以來，漢朝都是對匈奴單於奉行著屈辱妥協的和親政策。白登之圍後，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主為單於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
呂後時，冒頓單於遺書高後侮辱戲弄，極為無理。呂後卻卑辭求和，贈送大量金絮繒和親，以換取暫時的邊境安寧。雖然如此，匈奴還是不斷地對漢朝進行侵擾劫掠。
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匈奴軍臣單於率部大舉向漢攻略，分兩路從上郡、雲中向南襲來，每路三萬大軍，首都長安告急，朝廷部署長安防守，立即調動軍隊，令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率軍駐長安西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駐渭北霸上；祝茲侯徐曆為將軍駐渭北棘北。文帝曾親赴軍營視察，了解防衛情況。
麵對匈奴不斷地內侵劫掠，文帝時賈誼在《治安策》中痛切地指出：“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無)已也。”
賈誼認為：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持)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救),怎麽能說國家有明智之人乎?非但倒懸而已，就如同足生了病無法走路，受了風，患了癢子，身上非常難受，所以臣認為是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皇上不使用，讓人為之流涕者的就是此事。”
繼而，賈誼又說： “陛下怎麽能忍心以帝皇之號而為戎人的諸侯，勢既卑辱，而患不息，怎麽能長期安於處在這樣窮困的境地呢?”
總之，在賈誼看來，漢與匈奴的關係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文帝並不是不知道，隻是當時的曆史條件決定了他無法解決這樣重大的問題。
可是，隨著時空變幻，武帝即位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不但經濟上出現了一片大好形勢，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威脅漢中央政權諸侯王的勢力遭到了重大打擊，反擊匈奴的條件日益成熟。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應如何去處理漢匈關係呢?此外，又怎樣處理與南越、閩越這類分裂割據勢力和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呢?這也是擺在漢武帝麵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關於使用、提拔有實際才能的人才和培養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治國的問題。漢初高帝從實踐中提拔了大量有才能的人才。
另外，高帝禮遇儒生，不輕易殺害，如楚懷王曾封項羽為魯公，後劉邦滅楚後圍魯(今山東曲阜),魯不降。諸儒猶自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表示忠於魯公項羽。劉邦並未因此屠戮，而是引兵北去，讓人持項羽頭令魯人視之，魯父兄乃降。為表示尊重，又以魯公禮葬項羽，並為之發哀。
高帝十二年(前195)過魯，又以太牢禮祀孔子。太牢是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社稷時，牛、羊、豕三牲齊備的祭禮。這次祭祀，是曆代帝王祭孔之始。高帝尊重儒生的態度，曾得到儒生的回報，如秦博士叔孫通曾率魯諸生為漢製禮儀，劉邦過魯，《詩》學者浮丘伯曾率弟子申公晉見劉邦。
漢朝初期，高帝對各學派的知識分子采取尊重的禮遇的態度，但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通過興辦教育，培養人才，直接任用他們執政治國不夠。
文帝時雖稍“征用”一些文學之士居位，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對賈誼等儒家學者並未重用。
漢武帝即位後，條件發生了變化，以往軍功當官的因年老已退了下去，而治理國家又需要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儒家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派又能在這方麵提供大量人才。因此，興學，辦教育，培養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就成了當務之急。
由於漢武帝抱負大、要成就大的事業，所以還需要通過各種途徑提拔各學派中有用人才，選拔各種有實踐經驗有才能的人為國效力。能否完成這一任務也屬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
漢初六十多年曆史的發展湧現出三個潮流：一個是思想文化恢複發展的潮流；一個是經濟恢複發展的潮流；一個是中國由分裂走向大一統的潮流。
漢武帝就是在這三個潮流發展過程中孕育出來的曆史人物。他能不能解決這三個潮流發展所積澱下來的一係列問題，能不能把這三個潮流的發展進一步推向高峰，能不能振興國家、民族，使其登上一個新的台階呢?這就是曆史所賦予的任務。
漢武帝正是在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展示他的宏圖大略和雄心壯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