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課 牛津大學的繁榮時期
牛津名言
看書和學習——是思想的經常營養，是思想的無窮發展。
經過19世紀以來一係列的改革和調整，到20世紀中期時，牛津大學以其高質量人才的培養和高水平的學科而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牛津大學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繁榮發展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英國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斷調整，牛津大學又麵臨著一個新的發展機遇：從過去的私立大學轉變成為接受國家資助的“國立”大學；自然科學領域又有了新的進展；學院製傳統在創建新的學院過程中得到傳承和革新；大學與工商企業聯合走上了一條產學研結合的道路。在其繁榮發展的道路上，牛津大學麵臨一個又一個挑戰，最終，牛津大學在秉承傳統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銳意進取，克服各種困難，使得這所古老大學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成為“智慧之光的聚合點”的世界高等學府，以“牛橋”(OXbridge)的辦學理念和模式在世界一流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向“國立”大學的轉變
1919年以前，牛津大學與其各學院之間在財政收入上的差距是很大的。盡管阿斯奎思委員會在大學和學院之間的收入分配上做了一些調整，但是，大學自身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隨著大學撥款委員會的成立，牛津大學開始定期獲得國家的公共經費支持。到20世紀50年代末，牛津大學從政府那裏獲得的公共經費在其總經費中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實際上，它已成為一所“國立”大學。在眾多影響牛津大學轉變的因素中，大學從過去主要靠私人捐助轉向主要靠公共經費支持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政府對大學的財政支持隻占大學收入的三分之一。例如，1928年至1929年度，英國大學(不包括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獲得的議會撥款隻相當於它們收入的35.9%,牛津大學的比例低於30%,劍橋大學的比例為25.6%。當時，人們有一個共識：即政府資助高等教育是合法的和必要的，但資助隻是補助大學自身的財政赤字。大學撥款委員會、政府和牛津人都認為，獨立的財政手段可以為大學提供最為穩固的學術自由基礎。二戰後，這種共識被顛倒過來了。因此，英國的大學開始從大學撥款委員會獲得它們用於運作開支的大部分經費。到1949年至1951年，政府的撥款占大學總收入的61.5%。牛津大學也不例外。
英國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人們對大學作用的新的認識。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大學與政府間的關係，對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的重建和建立福利國家方麵發揮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正如大學撥款委員會1964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二戰後，英國致力於實現建設一個福利國家的目標。《1944年教育法》(The Education Act 1944)注定會導致大量的學生進大學深造。科學技術的重要意義遠遠超越了戰前人們的想象，必然會導致社會對理科畢業生和專業研究活動的增長需求。”
1945年，大學撥款委員會建議將“年撥款額翻倍”。這樣，每年政府的經費從大學預算的三分之一提高到50%還多。為了反映政府在經費額度上支持大學的這一變革，英國議會還修改了大學撥款委員會章程。到1946年，大學撥款委員會不僅僅是一個谘詢組織，而且還承擔了“與大學和其他機構協商支持大學發展計劃的製訂和實施，以確保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滿足國家的需求”。
二戰後，政府和公眾都對大學可能帶來的成就給予很高期望。左翼和右翼政治家都帶著樂觀的態度期望大學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能為振興經濟發揮作用。家長和左翼政治家要求大學擴招，急切期待通過教育的方式實現社會機會的均等。輿論的傾向是，英國社會如果還消滅不了階級，但至少是富足的和開放的。於是，1946年，大學撥款委員會帶著新大不列顛的夢想和新的使命開始運作，給大學劃撥的經費比1945年多出一倍。
盡管到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上台後，英國政府大幅削減了撥給大學的公共經費，但政府支持大學的宗旨依然沒有改變，隻是大學獲得政府公共經費的規模、撥款方式以及政府分配經費的政策發生了改變。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for England,簡稱HEFCE)成立以來，牛津大學所獲得的科研經費金額一直處於全英國大學的前列，而這筆經費收入也一直是牛津大學各種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2008年度，牛津大學獲得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撥給的經費為1.19億英鎊，是全英所有大學中最高的。政府經費的支持為牛津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應該說，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牛津大學的學科建設及其規模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這在世界高等教育領域有其獨特之處。
從大學撥款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到1989年成立的大學基金委員會(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和1993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英國政府通過不斷地調整財政支持政策，促使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規模，提高辦學效率，保障高等教育的質量以及建立統一的高等教育體係等，使得英國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領域保持領先水平。
進軍自然科學領域
從1914年到1939年，牛津大學成功實現了由單一的文科大學向文理學科並重的大學的轉型。然而，這一轉型後的快速發展卻是在1939年後。牛津大學加大了自然科學領域的投入，在資源、師資和學生三個方麵齊頭並進。20世紀30年代，牛津大學在自然科學方麵的投入還是很少的，落後於英國的其他大學，如劍橋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然而，到60年代時，牛津大學已成為一個文理學科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大學。牛津大學這一時期形成的學科布局，一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基本沒有改變。
自然科學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牛津大學和學院的教師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1923年和1974年這兩個年份的比較，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這種變化。1923年，在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學院院士和大學教師中，約70%的教師屬於文科學科，26.6%從事科學或技術，隻有3.3%講授社會學科。到1974年時，情況就截然不同了。牛津大學約43%的教師屬於科學或技術學科，38%從事文科教學。
然而，當大學擁抱自然科學的時候，學院卻袖手旁觀，並未表現出歡迎的態度。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變，學院逐步開始接納科學家進入學院的領地。一些曆史較為悠久、規模較大且最有威望的學院，如基督教堂學院和女王學院，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肯對理科教師敞開大門。
隨著國家對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的不斷增加，即從1938年的不到10萬英鎊增加到1964年的400萬英鎊，牛津大學每年對科學技術經費的投入也相應增加。例如：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牛津大學基本建設和設備的投入從1956年至1957年間的18.3萬英鎊增加到1966年至1967年間的120萬英鎊。這些投入都花在了牛津大學的理科校區和新的核物理實驗大樓上。70年代初，新的動物學和心理學實驗大樓也相繼竣工。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牛津大學本科生大量轉入自然科學專業，盡管這一趨勢仍然落後於理科教師人數的增長。1938年，牛津大學本科生中59.1%攻讀文科專業，22.5%攻讀社會學科，隻有18.2%攻讀科學和技術專業。而到1961年，攻讀理科的學生已達到31%,社會學科基本保持在21.4%,文科則下降到47.5%。到1992年時，攻讀科學技術學科的學生則達到42.5%。
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牛津大學的自然科學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從1945年到1973年，牛津大學的科學家共獲得6次諾貝爾獎，比整個法國隻少一次。
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牛津大學的自然學科已跨入世界頂級大學的行列。在曆次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牛津大學的綜合排名都在前10名之內。在2009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牛津大學的綜合排名為第五位。在學科排名榜上，牛津大學自然科學領域排名第五位(92.5分),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領域排名第三位(84.1分),工程和信息技術領域排名第十一位(59.8分),藝術與人文學科排名第二位(96.5分),社會科學排名第三位(85.1分)。
傳承與創新學院製的傳統
牛津大學的學院製傳統可以追溯到17世紀，其核心內容是學院的自治權利。作為牛津大學的基本單位，每個學院都擁有自己完整的學習和生活體係。學院製傳統支撐著牛津大學作為一個學者共同體的存在，獨立的學院製成為牛津大學立校的根基。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如何既繼承傳統又進行變革，牛津大學的學院製傳統麵臨著新的挑戰。在創建招收研究生的學院以及開設新的學科過程中，牛津大學的學院製傳統得到了傳承和革新，從而回應了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學院製傳統的革新
從12世紀到21世紀初，牛津大學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38所獨立學院的聯邦體。每所學院無論規模有多大，其學生構成和功能方麵都發生了變化，使得牛津大學校園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幾個世紀以來，學生的構成或教育活動的重大變化都是首先在新的學院的創建過程中發生的。在過去的幾百年裏，牛津大學創建獨立的學院接納不同類別的學生以及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的傳統一直延續著。
除原有的20所招收男生的學院外，牛津大學從1878年到2008年又創建了14所招收本科女生或研究生的學院。
其中，6所女子學院分別是瑪格麗特夫人學堂、聖安妮學院、聖希爾達學院、聖體學院、薩默維爾學院和聖凱瑟琳學院。8所研究生學院分別是納菲爾德學院、利納克爾學院、聖安東尼學院、聖克洛茲學院、沃爾夫遜學院、凱洛格學院、坦普萊頓學院和格林學院。這些研究生學院都在1958年至2008年間獲得了特許證。需要指出的是，格林坦普萊頓學院是牛津大學最年輕的學院。
聖凱瑟琳學院的創辦人艾倫·布洛克(Allan Bullock)認為，在新的學院的創建過程中，“一個學院製的大學如果能將新的學科與不同生源的學生融合在一起，那它就最能應對時代的挑戰……新建的學院就要承擔起現代化混合體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牛津大學擴大理科招生，加大科研力度，並開始與工商界合作，這些都是在保持學院製傳統的基礎上所采取的新舉措，為牛津大學的繁榮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
在新學院的創建過程中，學院開始尋求英國工商界的資助。1956年，創建聖凱瑟琳學院所需要的經費預算是1937年創建納菲爾德學院時所需經費的兩倍。如何籌集這樣一大筆經費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於是，牛津大學時任注冊官道格拉斯·維爾(Douglas Veale)勳爵以艾倫·布洛克的名義給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寫信，請求他們資助該學院的建設和發展。最終，除一半的費用由英國工商界人士支付外，創建該學院餘下的經費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捐助的。
創建聖凱瑟琳學院還表明，當弗蘭克斯委員會將牛津大學定位為世界一流大學時，牛津大學開始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學生和捐助者。在英國的其他大學中，隻有倫敦大學在留學生數量上能與牛津大學抗衡。來自國外的各種經費，為牛津大學學院校舍的擴建和教育資源的增加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由此可見，牛津大學20世紀後半期創建的學院體現了其學院製傳統模式的連續性和創新性。在這一過程中，充分依靠英國工商界和國外捐助者是其學院製傳統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
創建研究生學院
20世紀60年代是英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的時代。作為對羅賓斯委員會(Robbins Commission)的回應，牛津大學擴大了招生規模，特別是攻讀理科學生的名額。同時，牛津大學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發展。從1956年至1966年，盡管牛津大學學生的總人數從7000人增加到10201人，同比增長了30%,但研究生的人數則增長了一倍還多，從1110人增加到2609人。就英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人數而言，牛津大學在研究生人數和相對比例方麵僅次於倫敦大學。
到20世紀70年代，牛津大學已有6所研究生學院。研究生學院分兩種類型：一類是以某一特定學科為主，麵向所有學科的學生開放。例如，納菲爾德學院以社會學科為主，聖安東尼學院以國際關係學科為主，格林學院以臨床醫學為主。另一類是招收各種學科的學生。例如，聖克洛茲學院、沃爾夫遜學院和格林學院。
通過對納菲爾德學院、聖安東尼學院、利納克爾學院這3所研究生學院的調查和評估，《弗蘭克斯委員會報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牛津大學的研究生教育已經成為牛津大學取得世界級大學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弗蘭克斯委員會認識到，牛津大學的國際地位依賴於其對學術界的直接貢獻，包括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傑出的學者和科學家。正如弗蘭克斯委員會主席奧利弗·弗蘭克斯(OliverFranks,1905—1992)勳爵在全校教職員大會上發表演講時所說的：“要想屹立於國際學術強手之林，牛津大學需要認真考慮其科學研究的規模和質量，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規模和質量。”
二戰前，牛津大學的研究生人數少且質量差。1938至1939學年，住校的研究生隻有536人，占學生總人數的11%;在二戰後，這個數字翻了一番。但是，牛津大學的研究生人數真正大幅增加是在弗蘭克斯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弗蘭克斯委員會的計劃，牛津大學製定了從1966年至1986年期間大規模增加研究生人數的目標。據統計，1966至1967學年，研究生的人數增加到2310人，占全校學生人數的23%;1986至1987學年，研究生人數又增加到3530人，占全校學生人數的27%。由此可見，這些目標都實現了。弗蘭克斯並不讚成美國式的“大規模研究生院”的做法，認為這樣做會與牛津大學學院製傳統格格不入。因此，《弗蘭克斯委員會報告》還是建議牛津大學的研究生都能在學院這樣的環境裏學習和生活。同時，該報告還建議，牛津大學應該為這些研究生建立新的研究生學院。
牛津大學創建聖克洛茲學院和沃爾夫遜學院的目的是為那些沒有任何學院歸屬的、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家提供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讓他們有歸屬感。格林學院是從臨床醫學學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於1979年正式招生。到1986年時，學院已有132名研究生。2008年10月，格林學院和坦普萊頓學院這兩所學院宣布正式合並，成立格林坦普萊頓學院。新的學院仍以研究生為主，是強強聯合的結果。
從上述新建的研究生學院可以清楚地發現，牛津大學的學院製在不斷擴大、發展和革新。牛津大學建立研究生學院並沒有破壞學院製的傳統，也沒有墨守成規，而是不失時機地對一些新鮮事物做出正麵的反應。
探索產學研一體化的新模式
牛津大學走產學研(Business,Learning and Research)結合的道路既是英國社會經濟、科技和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其自身發展的需要。20世紀50年代，作為高等院校與產業界合作的模式——大學科技園率先在美國誕生，隨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推廣。70年代初，英國創建了歐洲第一個大學科技園——劍橋大學科技園，由此引發了英國高等院校興辦科技園的第一次**。在英國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導下，特別是在劍橋大學科技園的示範作用下，牛津大學的科技產業開始起步。80年代末，牛津大學創建了第一個大學科技園，即莫德林科技園區(MagdalenScience Park)。自80年代以來，英國政府鼓勵高等院校參與競爭，走產學研一體化的道路。因此，牛津大學充分發揮自身的科研優勢，在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牛津大學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Isis Innovation Limited)和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Begbroke Science Park)成績斐然，受到全球的矚目。
牛津大學是現今歐洲最具創新活力的大學之一。牛津大學在創造就業機會、財富、技能以及創新方麵也走在英國大學的前列。牛津大學不僅在英國知識轉讓和商業衍生領域居於領先地位，而且還是製定大學知識產權政策的開拓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該公司在科技成果轉化、專利申請以及創建衍生公司方麵為英國大學樹立了【牛津曆史】榜樣。在《伊麗莎白法令》和《伊麗莎白章程》頒布後的幾年裏，牛津大學出台了一係列相關法令。1565年，牛津大學製定了招生法令，建立起大學成員的注冊簿製度(Register)。根據這個法令，大學所有的學院和學堂分別由25名院長管轄，大學的注冊簿記載了每個成員的姓名、年齡、住址和社會地位等信息。
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創辦於1987年的牛津大學研發有限公司，該公司於1988年被重新命名為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它是牛津大學的獨資技術轉讓公司，其業務主要是管理和經營牛津大學的知識產權事務；與牛津大學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一道通過授予專利權和簽發許可證、創建衍生公司、提供谘詢以及銷售高科技材料等方式，確認、保護和營銷科技成果，如生物和物理科學材料；為研究者提供商業谘詢，資助專利申請和訴訟費，協商開發和達成創建衍生公司協議等。
公司負責牛津大學所有科研活動領域的科研成果的專利申請和轉化業務，包括生命科學、物理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等學科領域。
自1997年以來，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已創辦了66個衍生公司，為牛津大學帶來了非常可觀的股份利潤。目前，這些衍生公司的市值約為20億英鎊。公司平均每周提交一份專利申請，管理著400多個專利申請族和200份專利許可證協議。2001年6月，在首次舉行的“英國最具創新活力大學”的評比活動中，牛津大學擊敗劍橋大學和帝國理工學院而一舉奪魁，其創新能力讓同行刮目相看。
2008年，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的產值從過去的350萬英鎊增加到470萬英鎊，對牛津大學的貢獻從170萬英鎊增加到250萬英鎊。技術轉化協議簽署的成功率從過去的50%增加到74%。通過科技轉化，牛津大學不僅獲得了許多知識產權，使得大學資金來源多樣化，擴大了財政自主權，而且，還為牛津大學培養了一批年輕有為的科研隊伍。正如牛津大學前副校長考林·盧卡斯爵士(Sir Colin Lu-cas)所指出的：大學確實要對經濟做出貢獻，但更為重要的是探索事物的本質、意義和價值，大學的事業在於從物質方式和精神方式兩個方麵探索整個人類的經驗及其自然環境，教會青年人去思考，培養他們的領導能力、決策能力、個人責任感和社會良知，這些都是大學的使命，畢竟推動經濟的發展隻不過是大學一個方麵的功能。
高科技園區的創建
牛津大學參與科技園的建設始於20世紀80年代，是牛津郡經濟合作夥伴組織(Oxfordshir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成員。牛津郡經濟合作夥伴組織成立於1988年，融牛津郡地區的商務機構、地方當局、高等院校和企業為一體，旨在打造世界級的經濟產業帶。在該產業帶中，有1500家高科技企業與牛津大學建立了聯係。牛津大學在其周邊區域先後創建了兩個高科技園區，分別是莫德林科技園區和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它們與附近的牛津郡的米爾頓科技園區(Milton Science Park)一起形成了生機勃勃的高科技產業帶，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增長點，被稱為促進地區商業群體成功崛起的“經典範例”。這裏僅以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為例。
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的前身是貝格布魯克山農場(Begbroke HillFarm)。1998年，牛津大學出資買下這一地塊。從1999年起，該地塊成為牛津大學材料係的所在地，並很快吸引了很多技術創新公司到這裏落戶，尋求與大學開展研究領域的合作。科技園開始在納米技術、航空航天、環境技術、汽車和材料領域為產業提供研發、教育和培訓、技術轉讓以及高端服務。至此，投資2500萬英鎊的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逐步形成，並於2000年6月22日正式開園。時任英國科學和創新部大臣的塞恩斯伯裏勳爵(Lord Sainsbury)出席了開幕式並指出：“科技界與產業界的合作可以為英國在創造財富和就業方麵發揮寶貴的作用。”時任牛津大學校長的科林·盧卡斯爵士則相信，集產學研為一體的貝格布魯克科技園一定能夠成為其他科技園的典範。
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是歐洲第一批高科技園區之一，實現了將牛津大學在材料、化學、物理和工程領域的一流科研與英國一流企業所屬的技術創新公司和商業實驗室融為一體的辦園目標。為了更好地為科技園區內和即將入園的企業服務，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建立了創新技術和企業服務中心，其宗旨在於為那些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型的創業公司和衍生公司提供獨一無二的企業發展環境。與此同時，該中心還定期舉辦發布會，讓科技園區內的企業了解牛津大學世界一流的科研項目，提供與專家交流的機會。目前，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的主要高科技公司和企業有28家之多，涉及水生物科學、臨床生物醫藥、法醫光纖鑒定、生物傳感器、基因技術和基因組學、激光醫療診斷、離子治療、納米材料、汽車安全保障係統和科技谘詢等高科技領域。
2003年，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會同牛津大學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和薩德商學院等單位聯合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促進大學專利轉化項目的建議書，得到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支持，申請獲得了英國高等教育創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100萬英鎊的經費支持。科技園利用該筆經費設立了兩類企業研究員職位(enterprise fellowship),分別是技術研究員(technology fellow)和商務研究員(business fellow)。擔任技術研究員的人是那些一直在從事科學研究並持有潛在商業價值的技術專利的人，其主要職能是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創辦創業公司。擔任商務研究員的人則是那些有科技產業經驗和MBA專業背景的人，其主要職能是協助技術研究員進行項目談判和商業運作。2004年，英國政府在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向全英大學科技園區推廣了由政府、大學科技園和私人投資共同參與支持的“高等教育創新基金”項目，形成了一個多方關注、互利共贏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平台。2005年，科技園又增設了知識轉讓研究員職位(knowledge transfer fellow),其主要職能是與大學的教學係部和校外企業持股人設計和開發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重點的課程、研討會、網絡和其他學習活動。
在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還設有牛津大學知識轉讓合作辦公室。該辦公室是為剛畢業的學生提供一個能在具有戰略潛力的項目公司裏工作的機會，將學術研究轉化成技術創新。
在招商引資、與企業聯姻的同時，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還致力於提供各種教育和教學活動，例如提供學習設施、舉辦專題報告會、開設研討會、認證課程等。科技園基礎課程涉及兩個快速發展的科技領域，即納米技術和氣候變化領域。科技園既為中學生舉辦專題報告會，啟迪科技創新和商業開發的意識，又為非專業人士開設研討會，介紹科技領域的最新發展和創新成果。同時，科技園還為大學相關專業提供實習基地。
由此可見，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是將產學研融為一體形成新的合力的最好示範。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孵化器，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依托牛津大學強大的科研隊伍和先進的科研成果，借助企業的研究資金，使科研成果轉化成為商業機會，最終達到大學和企業的互惠互利。
牛津大學自中世紀以來就與教會和王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創建初期，牛津大學就屬於教會的一部分，大學的教師、教學內容以及學生都在為教會服務。作為回報，羅馬教廷賦予牛津大學各種特權，使之成為淩駕於世俗權威之上的組織。當英國的王權與羅馬教廷決裂後，牛津大學又與政教合一的王權聯姻，為英國教會和政府培養管理精英；而作為回報，牛津大學得到了獨立的自治地位和經濟上的大力資助。當19世紀70年代牛津大學與英國國教正式脫離關係後，牛津大學又成了保守黨的大本營。盡管有一段時間徘徊在社會的邊緣地帶，但進入20世紀後，牛津大學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為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發揮著自己的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牛津大學一直被視為培養精英的搖籃和進入仕途的後備人才基地。
作為一所英國最古老的大學，牛津大學並沒有墨守成規，而是跟隨社會的發展和時代前進的步伐，在秉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改革，走在英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前列。牛津大學的改革是漸進式的，而非革命式的，這一點也反映了英國國家曆史發展的特點。繼承傳統對於牛津大學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沒有這一傳統，學院製的牛津大學今天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於這一傳統，“牛橋大學模式”才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領域中的一朵奇葩。牛津大學最獨特的傳統就是學院製，而學院製的傳統則在於學院製、寄宿製和導師製的有機構成，這成為牛津大學的靈魂。盡管它也有不少弊端，但牛津大學卻從中找到了其存在的價值和優勢，並傳承至今，成為牛津大學屹立於世界一流大學之林的法寶之一。當然，牛津大學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也根據時代的精神進行創新，在學科發展、人才培養以及服務社會方麵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令世人矚目的學術成就。
迄今為止，人們依然願意把牛津大學看成是以人文學科見長的世界知名高等學府。但實際上，自二戰以來，隨著其自然科學學科的長足發展，牛津大學已成為一所文理並重的世界一流大學。牛津大學發展自然科學學科既是同家的需要，也是時代的必然。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牛津大學改變了以往為少數人提供精英教育的模式，開始以平等主義的理念提供精英教育，學科範圍不僅僅限於傳統的人文學科領域，還開始拓展到現代人文學科和現代科學領域。學生的構成逐步多元化，使以往凸現貴族特色的英國大學轉變成為平民化的世界一流大學，甚至比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都做得出色。這些變化反映了牛津大學自我調整和不斷創新的能力及其靈活性。
牛津大學過去一直非常重視教學功能，因此，在20世紀初它就成為世界一流的教學型大學。但是，隨著歐洲大學的現代化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牛津人逐步認識到科研的重要性並奮力直追。終於在二戰結束後使牛津大學成為文理學科並重的現代化大學，教學和科研得到了均衡發展。由於牛津人不很重視甚至排斥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因此，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才開始對產學研一體化進行探索。例如，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的創辦，以及莫德林科技同區和貝格布魯克科技園區的創建等。牛津大學終於衝破傳統的羈絆，在產學研一體化方麵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進而推動了牛津大學的進一步發展。
無論從曆史的視角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牛津大學對英國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的。自中世紀形成以來，牛津大學為英國統治階級培養了大量的社會精英，這些畢業生在各個時期不同的社會精英階層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了曆史發展的進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牛津大學也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因為牛津大學培養的英國首相、議會議員、主教、知名學者以及外國政治家等，都成為牛津大學擴大其影響的活廣告。這些人不僅為牛津大學帶來了重要的社會效益，而且還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牛津大學一流的科研和學術成果不僅為牛津大學帶來了諸如諾貝爾獎這樣的聲譽，而且通過牛津大學出版社以及艾西斯技術創新有限公司等，為牛津大學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牛津大學還吸引了大批海外的優秀學者和學生前來任教和求學，這更加提高了牛津大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牛津大學步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
牛津小百科
牛津因為它聞名於世界的一流學府的地位和遍布各地的古跡而成為人們極度向往的城市。在9世紀建立的、距今有1100多年曆史的牛津城是英國皇族和學者的搖籃。現在牛津已經成為熙熙攘攘的世界城市。盡管還是那個古老的大學城，但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商業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使牛津這座古老的城市煥發了青春的活力。